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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1.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李春青作序，汪民安、李山、张柠一致推荐!

　　2.以丰富的内容，呈现多元的思想。书中探讨了庄子、荀子、韩非、墨子、管子、杨朱、关尹子等多位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核心观点及其相互关系，展现了百家争鸣的宏大思想图景。

　　3.视角独特，将诸子互评作为探究诸子文本与思想的切入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明晰其间异同，并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或人物思想的更深刻理解。

　　4.独特的学术散文风格。作者以散文的方式谈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将深刻的学理蕴含在轻松幽默的叙事和议论之中，文字省净确当，行文平实畅达，时有诙谐幽默之笔。

　　编辑推荐

　　百家争鸣时代的盛景已逝去，我们也只能从诸子文本中一窥其思想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诸子百家间的异远大于同，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或追求修齐治平，或倡言道德逍遥，或孜孜于循名责实……不同的社会背景、学问关怀、思想文本，形塑了诸子的异彩纷呈。但同时，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下，各家以不同的路径窥道之一端，以思想适应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

　　墨子批儒，孟子非墨，庄子鉴孔，韩非解老，彼此间的论辩与攻讦，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对时代命题的不同回应。这种深层的共鸣，犹如潜流暗涌，贯穿于诸子的论辩之中，使得看似对立的思想，实则相互砥砺，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石。

　　《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不强调同，亦不只关注异，而是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揭示具体语境中诸子共有的思想资源和共同的时代命题，为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提供了生动又饱满的注脚。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以诸子互评生动呈现百家争鸣盛况之作。视角独特，从儒、道、墨、法、名等学派间的辩论中，深挖其产生背景与发展脉络，达成对各学派思想的更深刻理解。作者以对文本的敏锐洞察力，立足于墨子批儒、庄子鉴孔，韩非解老等论辩与攻讦，指出鲜为人知的有趣现象并给出独到见解，如孔子地位及形象在道家文本中演变背后的儒道争锋、韩非对老子思想的全面阐发和刻薄寡恩化运用。书中呈现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展现先秦思想多元一体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蒋原伦，195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聘任教授。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传统的界限》《90年代批评》《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我聊故我在》《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媒介与修辞》《文学批评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等。主编《今日先锋》《媒介批评》和“媒体文化丛书”等。

　　精彩书评

　　在蒋原伦的笔下，诸子是作为当代人的形象现身的。他们的观念、个性和行为似乎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沟壑而毫无障碍地顽强地存活在我们的此时此刻。在这本书中，我感觉到历史无论发生何等的巨变，但人身上的某些核心却坚不可摧。

　　——清华大学教授 汪民安

　　《诸子论诸子》视角新颖，必有可观!先秦诸子虽有百多家，但是真正有恒久价值的也就三五家。其中墨家最值得关注，墨家思想代表的是手工业者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尤为可贵!作者认为墨子的“非乐”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反对靡费巨资的大型宫廷音乐歌舞表演，因为这是“亏夺民衣食之财”而来，可谓所见略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 山

　　蒋原伦教授《诸子论诸子》，熔儒道墨法诸家于一炉，汇先秦思想众神在胸中;举重若轻，新见迭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 柠

　　目录

　　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荀子与孟子

　　韩非说老

　　墨子非儒

　　儒门论管子

　　一毛不拔，千古杨朱

　　关尹子释道

　　白马非马公孙龙

　　道术为天下裂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附录

　　格物致知小议

　　《新序》《说苑》和刘向的施政理念

　　《洛阳伽蓝记》及其空间叙事

　　文物与宝物

　　灵渠

　　后记

　　精彩书摘

　　“一毛不拔”有下文

　　关于一毛不拔的典故，《杨朱》篇里说得比较完整。

　　杨朱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家管好自己，既不用老想着为天下作贡献，也不要想着从中谋取利益，天下就太平无事。

　　禽子(有说是墨家的大弟子禽滑釐)是个很顶真执着的学生，于是问道，若果以先生的一根毫毛来救济天下，先生是否愿意呢?杨子的回应简明而清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意思是这世界上哪有这等便宜的买卖，以一毛发就能换来太平。想想也是，能做到拔一毛利天下的大概只有孙大圣，不过那时孙悟空还没有出生，有人推算从唐僧初见孙悟空算起，往上推五百年，也还是到不了战国的年份。不过，禽子仍穷追不舍：如果真能做到拔一毛而利天下，先生您同意吗?杨子大概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就没回应他。

　　禽子一头雾水，出得门来就请教孟孙阳，孟孙阳告诉他，你没有理解老师的意思呀，我来打个比方，如果割下你的皮肤，去换万两黄金，你肯吗?禽子说，愿意啊!孟孙阳继续问道：如果用你的一截身体来换取一个国家，你干不干?这回，禽子沉默了好一会儿。于是孟孙阳开导他，大致意思是不要因为毛发细微而轻视它们，身体就是由所有这些细微的部分包括毛发累积而成。禽子没有反驳孟孙阳，思忖片刻便说，如果以你的说法来请教老聃和关尹子，那么他们会赞同你的看法，若以我的说法来询问大禹和墨翟，他们则肯定同意我的看法。至此，有关一毛不拔的对答告一段落。

　　讨论虽然画上句号，但是激起的余波涟漪不断，大约是禽子等人没有弄懂杨朱思想的精髓所在，仍纠结于为何连拔一毛利天下这等大功利之好事都不为，再加上孟子的断章取义，于是杨朱就成了极端自私自利之人。

　　所谓“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起码表明杨朱既不想利天下，也无意损天下以肥己。也许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太太平平，之所以弄成眼下(战国时代)这番乱糟糟的局面——兼并杀伐不断，血流漂杵，生灵涂炭，就是那些渴望建立功业的人所造成。所以他反对将个人的行为与“利天下”挂钩。既然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人人自律便可，大家何苦都争着抢着要为天下作贡献(动机可疑)?只要每个人都管理好自身，那么天下就长治久安了。所以也不存在拔一毛利天下的问题，况且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便宜的交换。

　　杨朱与禽子的一番交谈，可以看作是针对墨子而来。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杨朱年代晚于墨子，墨子出生在孔子卒后十年左右，而杨朱辈则“较孟轲惠施略同时而稍前”，由此也许可揣摩出这“一毛不拔”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

　　拿杨朱的理念和墨子的思想来对比，是很有趣的!一个认为只要能做到“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一个则倡导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两者针锋相对，却都是单一逻辑，相互对驳，一定热闹非凡。所以孟子会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的说法不乏夸张之辞，但是在人类思想进程中，这两股思潮的交锋是必然要跨越的阶段。

　　一般会认为墨子的兼爱是过于理想化的社会治理方案，很难达成。其实这杨子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更难做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必然要和周围的人打交道，并与之产生复杂的利益纠葛。极端的利天下或不利天下状态或许只能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控制下完成，人在自然缤纷的环境中不太可能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因此杨朱的“一毛不拔”尽管耸人听闻，但从来没有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的选择。亦即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之争只是对立的思想和理念的交锋，并非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应的团体争锋。说得再确切一些，墨翟的理念尚有苦行僧般的墨家子弟传承，而杨朱的理念背后并无践行的群体。其时，大致是儒墨分庭抗礼的时代，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尚未到来，而孟子之所以杨墨并提，以钱穆先生的看法，“非孟子之尊杨，乃其所以轻墨也”。即孟子为贬低墨子而顺手拈来杨子做陪衬。钱穆通过一番考证，为自己的说法提出了理由：“夫以儒墨为显学，此举世之言也，亦历久之言也。”而孟子的杨墨并称，只是“一人一时之言”，不足为训。(《先秦诸子系年·杨朱考》)

　　——摘自蒋原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前言/序言

　　诸子研究的新思路(序)

　　李春青

　　研读古籍是难的，研读古籍且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人云亦云，就更难了。进而言之，研读古籍，不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把文章写得让人能够读进去，能乐在其中，那简直就是百不一遇的事情了。蒋原伦教授的这部《诸子论诸子》中所收的就都是这样的文章。其文构思严谨而精巧，文字省净而确当，行文平实而畅达，时有诙谐幽默之笔，令人忍俊不禁。读这样的文章不仅可以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且可以得到阅读的快乐，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把文章写得既有学术上自家体悟出来的独到之见，又有令人轻松愉快的“滋味”，那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先秦诸子是“百家争鸣”的产物，是后世两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活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子学时代”，一是“经学时代”。就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而言，二者确实可以等量齐观。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就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特别是创造性而言，经学实在不能望子学之项背。子学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之产物，经学则不过是一帮循规蹈矩的儒生在那有限的几部古代典籍以及恪守“家法”“师法”的历代传注中不断爬梳抉剔、花样翻新而已，无论是章句训诂还是微言大义，都很难说有真正的思想价值。经学自然有其历史的意义，这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与君主争夺话语权的主要场域，也是他们协商共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对于维系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就其于今日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而言，则经学实无法与子学相提并论。就拿儒学本身来说，作为子学的原始儒学，在思想价值上，也远远高于经学化了的儒学。原伦兄选择诸子为研究对象，可谓有见。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不是直接谈论某一“子”本身，而是透过其他“子”的眼睛看，如此则不仅同时讨论了两家的思想，而且讨论了二者的关系，不能不说这是极好的视角。

　　先秦诸子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读他们的文字、谈论他们的思想难免会有很强的距离感，而高明的作者恰恰能够消除这种距离感。增强文章的现场感是消除距离感的妙招，这正是原伦兄文章的基本特点之一。请看这段文字：

　　吕不韦看到战国四公子个个以养士而声名卓著，觉着秦国武备强盛，没有文人烘托，有点脸面无光，于是以优厚待遇广泛招徕士人、食客三千。又看到荀子等人的著述满天下传播，也觉着应该搞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出来刷存在感，于是让这些士人各自认领一些子项目，递交作业上来。再将这些作业修改、编辑、整理、汇集成册，“号曰《吕氏春秋》”。(《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读这样的文字，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瞬间消失了，虽是戏谑之词，却也合乎逻辑。诸如此类的文字在蒋兄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研读古人著述根本上是和古人对话，如果把古人看作某种需要探究的客观对象，忘记了他们的著述原是活的精神之表征，那样的研阅就很难真正理解古人著述的真义。心里存着对话的意识，把自己置于古人的文化语境之中，倘有所言说，就自然会有现场感。这样的文字也才有“滋味”。

　　文章要想令人读进去，不生厌，有趣是很重要的。放眼望去，当下的学术文章基本上就和“有趣”不沾边，尤其是 C刊以上高级别的文章，一律是板着面孔说话，似乎生怕读者失去了敬畏之心。当年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文字可以说后继无人了。原伦的文章可以说是得了鲁迅的一些真传的。请看下面的句子：

　　《大宗师》的篇名是有点惊悚的，让人以为是武林高手或者黑道老大要出场，结果并无这类人物。(《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也许在仲尼之门羞言“五伯”的人群中，子贡是另类的，他属于书要读好，钱也要挣到的那一类人。可能他早年想的就是以管仲为楷模，要务实，搞点钱以赞助师门。那样，师父一定会说“如其仁，如其仁! ”(《儒门论管子》)

　　令人读来忍俊不禁。特别是后面一段，不仅幽默，而且符合人物性格，可谓神来之笔。然而原伦兄的这组文章绝非拿古人开涮的文字游戏，严格说来，这是一组严肃的学术文章，讨论的都是子学研究中的大问题。正是轻松活泼的文字和有深度的学理之间的反差，使这些文章显示出不可多得的独特魅力。这里略举数端，便可知我所言不虚。

　　《老子》一书的年代以及道家学说在先秦的地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经过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及《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蒙文通《杨朱学派考》以及钱穆、冯友兰诸家从不同角度的考论，《老子》一书的面世不早于战国中期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原伦兄没有像诸位前辈那样陷入烦琐考证，而是仅从对《庄子·天下》和《韩非子·显学》诸篇的文本细读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从《天下》篇的论述看，此老聃非孔子所问礼的那位老子，同时也意味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道德经》可能没有那么早出现。倘使《道德经》在孔子时代就问世，那么，道术为天下裂的第一波应该是道家，而非墨家。如果是这样，孟子也不太可能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尽管其意图只是攻击墨家)韩非在纵论天下显学时，儒墨并称，似也表明那时的道家还没有那么显赫。(《道术为天下裂》)

　　根据《天下》篇列举顺序以及诸子所言，《老子》一书很可能是到了战国晚期方才在诸子百家这一学术共同体中产生普遍影响的。而在战国前期，基本上是儒墨两家的天下，其他各说，都是战国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而且不是分蘖于儒家，就是受到墨家影响，另外就是直接针对儒墨而反为之说。能够从文本自身逻辑中读出《老子》晚出的结论，这是善于读书。作为道家重要分支的杨朱学派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那么这个学派和老子及庄

　　子是什么关系?这同样是学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原伦兄根据子学时代的“思想进程”与《杨朱》篇的“思维层次”判断，收于《列子》中的这篇文字应该是百家争鸣早期的产物，如此一来，杨朱学派应该是在传世本《庄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在阅读《庄子》时，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读者们，那就是在庄子的心目中，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学术史的常识告诉我们，道家是否定礼乐文化的，因此也是反对儒家学说的。于是很多人都把《庄子》一书经常大段引述的孔子的言谈以及他和弟子之间的对话，理解为“寓言”或“重言”。对此原伦也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他说：

　　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其时孔子过世百多年，尚没有什么官方加封的吓人头衔，而那时的所谓官方，周天子自身也摇摇欲坠，即便加封也无人理会。至于那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由此可以判定，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民间士人群体那里已有广泛影响，成为谈资，成为不可忽略、难以绕过的思想高地。

　　“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是很独到的看法，同样是善于读书者才有的体会。以往学界大都关注庄子如何假借孔子之言表达自己的见解，很少有人体悟到孔子之于庄子的重大影响，其在庄子心目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分量。有人认为《庄子》书中，凡是肯定孔子的地方都是道家后学所为，因为随着儒学的发展传播，影响越来越大，有些道家后学受到濡染，因此就不像早期道家(例如庄子本人)那样贬斥儒家了。例如蒙文通先生就持此论。多数人则无视《庄子》书中内、外、杂三篇对孔子态度的迥然不同，认为表面上尊重孔子、赞扬孔子，不过是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罢了，是反讽。其与直接嘲笑孔子的文字并无根本之别。在原伦看来，这两种见解均不足采信。他敏锐地发现，孔子在庄子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换句话说，对于庄子而言，孔子并不是简单地被视为一个轻视和嘲笑的对象。这是真知灼见，较之那种以为庄子始终都对孔子持否定态度的观点高明多了。至于《庄子》一书的不同篇章何以会对孔子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即在庄子自身所处的年代，儒学气象颇宏阔，趋从者众。所以，庄子借重孔子要多于老子，并没有把其作为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战国后期纷争形势的加剧，儒学宣扬仁义四处碰壁，撞南墙而不知回头，这就给批评儒学的人留下了靶子。庄子的后学们于是在外篇中推崇老子的无为，批评仁义的不合时宜，由此老子不断现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孔子指点迷津。(《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其说与蒙文通先生刚好相反，也是合乎逻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至少其说服力并不逊于蒙说。当然，这种见解是建立在一种预设之上的，即《庄子》之内篇为庄子本人自作，外篇和杂篇则为庄子后学所作。这确然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但对此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例如冯铁流先生就根据《天下》篇的概括来分析庄子的思想，认为《庄子》内篇的《养生主》和外篇的《至乐》才是最能代表庄子本人思想的文字。至于《齐物论》《大宗师》等内篇文字反而是战国后期道家后学所为。此论亦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此则《庄子》一书对孔子态度的不同自然就有另外一种解说。

　　《天下》确实是研究先秦诸子学不可多得的学术史文献，而且诚如原伦兄所见，这篇评述各诸子学派的文字不像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的《显学》那样带有过于鲜明的褒贬意识，“而是以诚意与理解的态度，予以梳理，其评点颇切中肯綮”(《道术为天下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下》并没有把儒学列在各派之中。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篇文字有可能是儒家学者所为。更多学者则认为此篇以其高明之见，非一般庄子后学所能为，当为庄子自作。在蒋兄看来，庄子是一位博学且通达的人，对各家学说能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对孔子保持了相当大的敬意。这与《胠箧》《盗跖》等篇的作者那样对孔子极尽嘲讽之能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因为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如此重要而正面，因此“在内篇中，所有复杂一点的道理都让孔子来开口，孔子似乎是说理者的化身，他能对许多不同的事物和现象作出精辟的阐释，并能窥见最高最根本的大道理。按理在文本中，孔子就是庄子的代言人，不过有时孔子又像是庄子的一位对话人，文章思路的推进有时需要借助这么一位对话者。这情形有点像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对话中，思想的火花迸发激荡，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庄子心目中的孔子》)。这也是通过文本细读、体会产生出来的见解。

　　原伦兄善于读书，能够时时提出自己的真切体会。他阅读诸子，认为从“思辨力”的进展程度来考察子学的价值，也是一个重要视角。例如在《关尹子释道》一文中，他就是依据此书“形而上学演化”的进路来判断关尹子在诸子百家中以及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先秦诸子中，除《道德经》之外，对“道”这个最富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展开深入系统阐述的，无出《关尹子》之右者。传世的《关尹子》固然不一定全然是先秦原书，但关于“道”的深湛之见确然可以判定是那位与老聃齐名的关尹的学术特点，这可以从《庄子·天下》以及后世道家的大量相关记载中见出。蒋兄的这一视角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可以作为辨别诸子时代先后的重要依据。因为思想的深度、思辨的高度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蒋兄虽然是谈论先秦诸子，但并没有像眼下一些人那样热衷于所谓出土文献的使用。他是靠读书细来有效使用传世文献材料的。在我看来，这是出于谨慎的学术态度。使用出土文献实在是有些冒险的事情。一者是很难说真的读懂了。那些简牍或则其文漫灭，或则异形难辨，即使是搞古代文字学研究数十年的专家，常常也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无所适从。再者是使用了出土文献就真的有新的学术发现吗?未必。我读过一篇阐释古代文论概念的文章，大量引用了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的文献，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其结论基本上毫无新意可言，都是前人说过的。这样的文章除显得有新材料之外，是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传世文献用得好，也能解决大问题，而只要读书细，就能够在人们熟知的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就像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样，基本上用的都是《汉书》里的材料，但其考证之精审是学界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