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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诸文，大多与隋唐礼俗与信仰相关。上篇讨论了隋唐国家对于宗教仪式的控制，分析了佛教对中国古代积敌军之尸为“京观”的传统之改造，并结合新出《窦琰墓志》与唐代小说集《冥报记》的相关记载，考察了《金刚经》对唐初社会的深刻影响，又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来分析唐代西州道教的发展。下篇是书评与综述。所评之书，多为唐代礼制与信仰方面的重要论著。综述则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隋唐史研究的一个总体性鸟瞰，以及对唐代道教石刻研究的初步小结。书名“永念群生”，出自《从“京观”到佛寺》一文所引隋文帝的一道诏书。毕竟，无论是礼俗还是信仰，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

　　作者简介

　　雷闻，1972年生，陕西旬阳人。2002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2003—202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为2007—2008年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敦煌吐鲁番学。著作有《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官文书与唐代政务运行研究》《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目录

　　目录

　　上篇

　　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

　　——中古国家与宗教仪式关系之一侧面/003

　　一、合法的聚众/004

　　二、汉隋间国家对宗教性聚众的限制/009

　　三、唐代前期的聚众之禁/015

　　四 、唐代中后期的聚众之禁/034

　　余论/046

　　从“京观”到佛寺

　　——隋与唐初战场尸骸的处理与救度/049

　　一、隋代之前的“京观”/051

　　二、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隋文帝的举措/063

　　三、立七寺与毁京观：唐太宗的努力/068

　　余论：唐太宗之后的京观/082

　　走入传奇

　　——新刊《窦琰墓志》与《冥报记》“豆卢氏”条的解读/089

　　一、《窦琰墓志》录文/092

　　二、关陇集团的贵戚世家：窦氏/094

　　三、窦琰夫家田氏/098

　　四、祖母豆卢氏的灵验故事/105

　　五 、初唐的《金刚般若经》信仰/113

　　余论/118

　　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

　　——唐代西州道教补说/123

　　一、唐代西州道观的始建年代/124

　　二、西州道观的转经、斋醮与国忌行香/129

　　结语/143

　　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

　　——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145

　　一、割耳剺面/148

　　二、刺心剖腹/151

　　三、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在唐代的影响及国家的态度/162

　　结语/166

　　凉州与长安之间

　　——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167

　　一、康太和的家世与凉州粟特胡人集团/172

　　二、入朝宿卫/175

　　三、回归凉州/179

　　结语/184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186

　　一、唐代的“三史”/187

　　二、唐代对“三史”之研究及其地位之比较/192

　　三、唐代的科举与史学/201

　　结语/212

　　唐金仙、玉真公主札记三题/214

　　一、金仙、玉真公主的行第与名字/214

　　二、金仙、玉真公主封号之变迁/217

　　三、玉真观的前身：窦诞宅—崇先府/220

　　礼制、宗教与民间社会

　　——中古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224

　　杨贵妃与安禄山“三日洗儿”的仪式解读/230

　　下篇

　　评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任爽《唐代礼制研究》/243

　　评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258

　　评章群《唐代祠祭论稿》/273

　　评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280

　　评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286

　　读荣新江《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295

　　读郝春文等《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301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306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石刻史料的整理与刊布/310

　　二、制度史：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315

　　三、均田制与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兴衰/318

　　四、《天圣令》与唐代法制史研究/321

　　五、粟特人入华与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324

　　六、礼制史与宗教史的崛起/326

　　石刻史料与唐代道教史研究漫谈/332

　　一、新出唐代道教石刻的研究价值/333

　　二、《道家金石略》与道教石刻的整理/340

　　参考文献/343

　　代后记：随吴宗国先生读书的日子/377

　　图表目录

　　图1 P.2481《唐前期尚书省礼部报都省批复下行公文程式》“符呪”条/017、018

　　图2 P.2481《唐前期尚书省礼部报都省批复下行公文程式》“聚讲”条/019、020

　　图3 S.1344开元三年(715)《户部格》(局部)/025

　　图4 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人头骨/053

　　图5 《昭仁寺碑》碑亭/074

　　图6 宋拓《昭仁寺碑》拓片/077

　　图7 宋拓《等慈寺碑》拓片/078

　　图8 云南大理“大唐天宝战士塚”/084

　　图9 广西柳州鹿寨县“京观”摩崖/086

　　图10 《唐故司卫正卿田府君夫人扶风窦氏(琰)墓志铭并序》/091

　　图11 《故兼司卫正卿田君(仁汪)墓志》/100

　　图12 阿斯塔那518号墓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三)》/128

　　图13 德藏Ch.243 286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八残片/131

　　图14 P.2457《阅紫录仪》卷尾题记/135

　　图15 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各国王子举哀图/147

　　图16 新疆克孜尔224窟后甬道前壁荼毗图像/149

　　图17 片治肯特二号遗址南墙的“哀悼图”/149

　　图18 南阳画像石中的聂政剖腹自杀图(一)/151

　　图19 南阳画像石中的聂政剖腹自杀图(二)/152

　　图20 《无双谱》中的安金藏破腹图/156

　　图21 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157

　　图22 《大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府君(太和)墓志铭》/170

　　图23 《大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府君(太和)墓志铭》志盖/171

　　图24 P.3885《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180

　　图25 德藏Ch.938《汉书·张良传》残片/200

　　图26 德藏Ch.938v《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残片/200

　　图27 《金仙长公主墓志》/216

　　图28 《金仙长公主墓志》志盖/217

　　表1 汉隋之间的京观资料表/056

　　表2 唐太宗所立战场七寺表/072

　　表3 隋唐史籍所见自刺及企图自刺事件表/153

　　表4 唐代《史记》研究著作表/193

　　表5 唐代《汉书》著作研究表/195

　　表6 唐代《后汉书》研究著作表/196

　　精彩书摘

　　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

　　——中古国家与宗教仪式关系之一侧面

　　信仰与仪式是所有宗教最重要的核心因素。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兼具政治性与宗教性的国家祭祀，还是佛教、道教等各种制度性宗教，抑或是各种来源复杂、内涵各异的地方祠祀，往往都需要通过仪式来宣传信仰，凝聚人心。虽然一小部分秘仪为保持神秘感而仅在少数人的小圈子内举行，但在大多数宗教仪式乃至政治仪式中，除了直接筹备、执行者之外，往往还需要有不少普通参与者乃至仪式的旁观者，他们都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大量人群聚集起来，是否会脱离国家的控制，甚至成为王朝的对立面?从汉唐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利用宗教仪式聚众进而对抗官府，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因此，对于各种形式的“聚众”，国家始终心存警惕，不仅在法律上进行了规范，而且在日常行政中，各级官府对于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团体举行的仪式，也采取了许多管控措施。这一点，在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割据局面、重建中央集权的隋唐时期，显得尤为突出。

　　何谓“聚众”?《唐律疏议》对“众”有明确的解释：“称‘众'者，三人以上。称‘谋’者，二人以上。”疏议曰：“称众者，《断狱律》云：‘七品以上，犯罪不栲，皆据众证定刑，必须三人以上始成众。'但称众者，皆准此文。”这是从法律量刑定罪的角度，对三人成众进行的规范。事实上，隋唐时期的一些“聚众”动辄有数千人之多。本文试考察这一时期的各种“聚众”及国家的禁约，希望能有助于深化对隋唐国家与宗教仪式关系的理解。

　　一、合法的聚众

　　并非所有的“聚众”都是非法的。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也常常有聚众的情形，最为常见的一是国家礼仪，二是处决死囚，前者的参与者主要是官员，后者则主要是百姓。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需要聚众的场合，但无论如何，合法的聚众一般都是由官府主导的。

　　(一)国家礼仪中的“聚众”

　　唐代的国家祭祀，特别是有皇帝亲自主持的大祀，往往规模很大，参与者众多，比如郊祀这样最高等级的祭祀，除了中央的各级官员之外，还有代表地方的诸州朝集使以及代表天下万国的诸蕃使人参与，他们通常是按照方位站在相应的位置。又比如封禅，其规模更大，耗时更久，参与者除了和郊祀一样有来自各级、各地的官员与使者，甚至也可能有当地的父老。骆宾王就曾写下了《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岂可使稷下遗氓，顿隔陪封之礼;淹中故老，独奏告成之仪?是用就日披丹，仰壁轮之三舍;望云抒素，叫天阍于九重。傥允微诚，许陪大礼，则梦琼余息，配仙阙以相欢;就木残魂，游岱宗而载跃。”可见，封禅大礼也可能会有当地百姓的参与。至于地方长官上任的仪式，通常除了当地各级官吏的参与之外，往往还有当地“乡望”的列席，《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六《京兆河南牧初上》条就明确说：“诸州刺史初上准此。其乡望、文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闻者，皆升堂。”这些乡望与“德行有闻者”代表着地方百姓对新任长吏的欢迎。

　　除了这些国家礼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在地域社会中，由官府所主导的为众多民间祠祀举行的祭祀仪式，它们也往往聚集了大量的参与者和观众，如京兆尹黎幹在曲江池投龙祈雨时，观者就有“数千”之众;而在这类仪式中，通常会有众多乡望、父老等豪族活动的身影，我们称之为国家祭祀仪式上“民众的在场”。毫无疑问，这些由中央与地方官府举行的仪式都是合法性的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