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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以全球史视野，透过西方之眼，讲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康熙皇帝。

　　★一部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全球史新锐之作。

　　★许倬云、杜家骥、夏伯嘉、罗新、李雪涛联袂荐读。

　　内容简介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作者简介

　　孙立天，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其202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对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本书在该英文专著基础上，融汇作者最新研究而成。

　　精彩书评

　　孙立天撰写的本书，乃是讨论耶稣会会士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皇室之间的互动。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孙氏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大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确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夏伯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书)阐述的康熙帝以带有私性系统的内务府几次接待教皇使团、俄国使团，以及利用传教士与俄罗斯边界谈判等史事，对于理解清代皇帝皇权行使的某种特点、内廷与外朝行政之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与思路。此外，书稿对史事叙述详实，分析细微深入，文字功夫较好，读来引人入胜。

　　——杜家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耶稣会士与康熙和雍正朝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中外关系史实例。自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一手史料。孙立天在书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史料，从而将这段中国历史置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本书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而是以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康雍时代的精神正是借助于这样鲜活的叙事而得以体现。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这是一部分析出色、材料丰富的专著，书写引人入胜、清晰明了。(它)一方面对耶稣会传教士历史(中国部分)去除欧洲中心主义做出了本质上同时又是有针对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把这段历史从以前被过度赋予的宏大意义中解放了出来。

　　——Markus Friedrich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开启了天主教传华史的范式转移……论证回味无穷，孙立天的著作发人深省，研究和布局谋篇都充满智慧。该书推出及时，我建议所有研究清初历史和耶稣会传教史的学者都立即阅读。

　　——Lars PeterLaaman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

　　通过把前现代文化冲突范式剥离出传统的中西二分法，同时置之于满族文化的背景中，作者为人们熟知的史学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Ashleigh Ikemoto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进入满人权贵圈的西洋人

　　第一章 佟家的奴才

　　战场上的俘虏·康熙母亲的娘家·满人对西洋人的印象·神父与大炮生意·佟氏家族与传教士·消除奴籍

　　第二章 满汉之争中的传教士

　　传教士被抓·满汉路线之争·满人、汉人和洋人·杨光先的地位·传统社会中的算命·汤若望参与算命·历狱审判

　　第三章 从铲除鳌拜到《尼布楚条约》谈判

　　康熙背后的势力·传教士登场·传教士与宫廷政治·功不可没的南怀仁·传教士带给康熙的世界·《尼布楚条约》签订

　　第四章 内务府的人

　　臣子和奴才·传教士的名分·新来的传教士·关系网·介绍中国·中西双向交流

　　第二部分 红票与中西交往

　　第五章 教皇使团和康熙派出的洋钦差

　　康熙和他的江山·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团·初次接见·教皇使节与传教士·多罗与礼仪之争·传教士笔下的历史·辞行会见·康熙面试颜珰主教·领票

　　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新使团

　　十四年的等待·康熙发给欧洲的公开信·康熙的耐心·彼得大帝来华使团·教皇第二个入华使团

　　第三部分 荣耀后的沉寂

　　第七章 雍正争位与禁教

　　康熙晚年的皇位争斗·雍正登位中的谜团·传教士也尽力了·雍正为什么要禁教?·雍正对禁教的解释·当局者怎么说?·雍正与佛教·作为佛教居士的雍正·皇位争斗与禁教的关联

　　跋

　　注释

　　附录一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

　　附录二 内务府内传教士名录

　　附录三 颜珰关于中国礼仪布告

　　附录四 穆经远判决书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功不可没的南怀仁

　　除了受到康熙信任，南怀仁神父自己有意愿回到宫中，而且有能力应对朝廷中各种关系也是他能在康熙身边得以立足的关键。1665年历法案件审理中，南怀仁代表中风后不能说话的汤若望参与了各种审问和应答，他深知朝政的风险。所以在1669年，他决定重返朝廷政治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实在南怀仁上书朝廷的奏折中，就反映出他当时是有过犹豫的。在1669年2月天文观测证明传教士历法正确以后，朝廷任命南怀仁到钦天监任职。南怀仁写了一封很长的陈情奏折，希望朝廷能体谅他是一个传教士，不适合在朝廷做官。康熙收到礼部转过来的奏折，但仍坚持让南怀仁任职。南怀仁再次上书，写了一封更长的奏折给康熙，恳求康熙遂了他当神父的志愿，同时保证他会尽全力为钦天监干活，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给他官衔。康熙收到奏折以后，又转给礼部，让礼部部议。礼部给出的结论是可以同意南怀仁不要官职，但是他必须收下相对应的俸禄。南怀仁接受了这个提议。南怀仁的这些上奏都是他内心挣扎的表现。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而烦恼。1682年，他去世前六年，在跟随康熙出访塞外的日记中，他还在苦恼这个问题。

　　无论南怀仁内心如何挣扎，他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还是有实际效果的。1665年历狱，汤若望被扳倒以后，传教士在朝中就没人了。南怀仁1669年重新出山，得到了康熙以及康熙内部圈子的信任，才让传教士又有机会走进紫禁城。作为康熙的老师，南怀仁长期陪伴在他身边，在康熙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按照现在的成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是心智定型的关键期。从康熙的学业来看，他是从1669年铲除鳌拜以后才开始正式在礼部安排下学习汉语以及中国传统典籍。在学习中国诗书礼易的同时，康熙还跟着南怀仁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和西方音律等欧洲学术科目。所以，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南怀仁的培养下耳濡目染的结果。作为老师，南怀仁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他成功激起了学生康熙对西方学术的兴趣。南怀仁之后，后来的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安多(Antoine Thomas)、白晋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都做过康熙的老师，他们都留下了很多康熙学习西方科目的记录。法国学者伊莎贝拉(Isabell Landry-Deron)综合几位传教士留下的日记和讲课材料，做了一份表格，标注了1690至1691两年时间中，三十六岁的康熙跟几位传教士在宫中学习的时间表。这张时间表反映的是南怀仁去世后(1688年)，新来的传教士教授康熙西学的频率(见表3)。

　　康熙跟着传教士学习过西学，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由于汉文、满文资料对康熙和传教士交往只有零星记录，人们一直不清楚康熙到底学了多少，学到了什么程度，对此缺少一个定量的认识。而从1690年这一年的学习频率中就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而是在深入学习。1690年这个年份不是笔者有意挑选出来的，而只是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正好覆盖到这一年。1690年康熙已经三十六岁，这时他还能有这样密集的学习频率，可见康熙早年跟着南怀仁学习也很用功。南怀仁没有留下系统为康熙授课的记录，但他留有很多感叹教书很累的文字。而且南怀仁还感叹过，三藩之乱那么忙，康熙竟然还有心继续学习西方课程。南怀仁的这些文字和感慨，后来学者是存疑的，认为是南怀仁为了吹嘘自己能接近康熙而说的大话。但根据多个传教士从不同侧面留下的1690年的记录来看，康熙确实学习用功。而且1690年是康熙戎马一生中很忙的一年。1689年清朝刚和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断了准噶尔蒙古的后援。1690年，康熙开始出征剿灭日趋强大的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汗。在表格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康熙一直都在召见传教士学习，五月和六月甚至天天都在学。但八、九、十月中断了学习，这是因为这期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去了。

　　前言/序言

　　序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谕令。拍卖时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这件拍品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宽39厘米，长93厘米，于1716年由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这份公开信印刷出来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英文世界，称为“Red Manifesto”。

　　红票内容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出。其中汉文部分内容是: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川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城，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说价值不大。但拍卖前，拍卖行给出的估价是70万到80万元。拍卖行估到这个价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在拍品介绍的底部，提到红票只在欧美十来所图书馆有馆藏，在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尚未发现过该票，在华语地区是第一次出现。

　　红票受到关注，也是近二十年来的事。长期以来，红票里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后”是什么事情，康熙为什么发这张红票到欧洲，都是个谜。因为大清所有官修史书都没有提到过这张红票，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完全没有记录。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David Helliwell)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海里威说，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是卷起来和一个木板绑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简单有个库存编号，也就表示前任馆员们都不知道这张红票的历史，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里去。当时海里威打开看后也没有头绪，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了原位。一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展出的一张红票让他回想起十儿年前在牛津韦库里见过的那张。展出中，关于红票的简单历史脉络已经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后，很快就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当他再次把卷起来的红票打开，给红票做相应的索引介绍的时候，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借笔印记“E Douce”。海里威说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Francls Douce，1757-1834)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这张红票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海里威把他发现这张红票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消息，告诉他还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红票。经过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它们是:

　　1.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2.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1)

　　3.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2)

　　4.柏林国立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

　　5.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6.大英图书馆，伦敦

　　7.剑桥大学图书馆

　　8.伦敦木班基金会

　　9.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10.莱顿汉学研究所

　　11.梵蒂冈使徒书院，梵蒂冈城

　　12.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

　　13.利玛窦研究所档案馆，波士顿学院

　　14.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图书馆

　　15.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16.东京私人收藏

　　17.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

　　18.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图书馆

　　看到红票而不知其来历的不止牛津的馆员，近现代清史大家陈垣先生也不知道红票相关的历史。清朝灭亡以后，很多北京学者都在抢救宫内的各种文物资料。1930年2月，陈垣先生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种亲笔涂改，其中一份就是红票汉字部分的草稿。由于清史中没有记载，当时国内学界也不知道红票的存在，陈垣自然也就无从知道这张草稿背后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后的文字和红票上印刷出来的汉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没有标注日期。陈垣为此费力多方考证，通过文字中提到的俄罗斯人等信息断定这份草稿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无几。不过陈垣知道这封手稿定有其历史价值，在他整理故宫文物的前后数十年中，还发现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时期与欧洲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出版的各种西方教会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脉络，就是康熙与罗马教廷有着长达十五年的往来磋商。他把发现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结起来，由当时的故宫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发现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宫旁边，最早是康熙的书房。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后，就一直放在那里。大清历朝史官有没有翻看过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降年间，在朝廷编订的《皇清职贡图》中，说到罗马教皇一节(原书中称教化王)，就已经不知道康熙与罗马教皇物经互派过使节，有长时间的往来磋商了。

　　红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气，展开后有约一米长，这大概也是当年欧美藏家们尽管不知道其背后故事，却都纷纷收藏的原因。就红票的内容来说，读过以后都会有疑问:为什么康熙要派人去欧洲，而且还派了两队人去?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来华的传教士，清代官修史书中并没有提到过这四人出使西方，他们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被康熙派出的?红票中只说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时，红票中的拉丁文翻译，写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欧洲，没有给出一个名号。龙安国原名 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贤士原名 Antoine de Beauvollier，是法国人。二人去欧洲时选择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线，到达巴西后还给欧洲寄过信，但后来二人在从巴西去欧洲的路上遇到风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意大利人;陆若瑟原名 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线，最后都到达欧洲，还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热情接待。陆若瑟到达欧洲不久后就病故了。在红票传到欧洲时，只有艾若瑟还活着，教皇看到红票以后，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国。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带了一个中国弟子，叫樊守义。他一直跟着艾若瑟在欧洲游历，最后守着艾若瑟的棺材抵达广州。康熙后来派人去广州，买了36亩土地用作墓地，风光厚葬了艾若瑟。当然这段厚葬的历史，清史中也没有记载。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毁，现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残片，存于广州市博物馆中。好在19世纪后期，艾若瑟的墓地是当时洋人爱去的一个景点，一位行经此处的英国人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墓地的情况，还把当时墓碑和墓志铭上的拉丁文和汉文全部抄录了下来。在这份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钦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说康熙赐给艾若瑟的名头是“钦差”。艾若瑟的墓碑上还有长篇墓志铭，记录下了康熙派内务府人到广州操办墓地的事，同时还比照《汉书·苏武传》，赞美了艾若瑟“钦差大西洋公干”而滞留海外十三载后，不虑“波涛险幻，坚为复命”的美事。盖棺而后论定，这四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钦差”。

　　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都是本书要探索的问题。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为康熙发出的红票签名，确认红票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签名的传教士和康熙又是什么关系?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以至于有些欧洲人燃起了一丝希望:康熙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从中国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部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尽管有儿个传教士在朝廷也有过官衔，负责天象观测这种技术活儿，但按理他们都是不能出入内廷的。出人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不仅仅体现在让他们出入紫禁城，派他们去欧洲，甚至连跟俄罗斯的边界谈判这样核心的国家事务，他也派出了两位传教士加人到谈判队伍中。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在北京的传教士，大多都属于耶稣会。耶稣会1540年成立手欧洲。在环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稣会立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点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该会七大创始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Su,rncis Xavler)早在1551年就远渡重洋，来到了广东外面的岛屿，准备找机会进入中国。后来著名的利玛窦神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万历年间进入的中国内陆。之后陆续到达的耶稣会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国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国传播他们的福音。耶稣会神父在江南成功进人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时也为一些当时的名人施洗入教。明朝末年，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进入了朝廷体制，在明朝的钦天监做官。当时他在京城与朝野士人多有结交。

　　明清易代之际，在华传教士跟当时所有国人一样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机会，一个让他们走进统治阶层权力圈子的机会。传教士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里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传教士后来又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了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饶有兴致地阅读康熙的传记。红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页。大概也是近年中外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挖掘，让红票的历史位置日渐清晰，拍卖中的红票，一路竞价，最后以161万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