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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被外国人大力夸赞的慈禧，其真实知识水平如何?

　　被誊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终究比不上俾斯麦?

　　精于权术的袁世凯，最终因为“不学”窖死了自己?

　　“极聪明”的恭亲王，有没有可能收拾晚清残局?

　　同为重臣，为什么说艾祥是晚清的上限，荣禄则是下限?

　　请看《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作者简介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目录

　　序

　　论慈禧太后：知识与国运

　　一、慈禧的知识

　　二、慈禧问对

　　三、慈禧与义和团

　　四、慈禧的政见

　　论李鸿章：时势与英雄

　　一、《挺经》疑云

　　二、“汉奸”问题

　　三、李鸿章之过

　　四、毕相伊侯久比肩

　　五、裱糊匠的衣钵

　　论袁世凯：学与术

　　一、学与术

　　二、袁世凯之术

　　三、袁世凯之学

　　四、遗言之谜

　　五、称帝时机

　　六、袁世凯的镜像

　　论亲贵：人才与国运

　　一、人才与国运

　　二、奕訢

　　三、文祥

　　四、荣禄

　　五、刚毅

　　六、奕勖

　　七、三品以上皆浑蛋

　　后记

　　前言/序言

　　少时读《三国演义》，最爱章节之一，应数第二十一回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少年心性，对刘备的隐忍不以为然，反倒羡煞了曹操的豪迈和犀利。在曹操眼里，袁术冢中枯骨，袁绍色厉胆薄，刘表虚名无实，刘璋守户之犬，每读一句，我便在那本盗版书上批注“当浮一大白”，最后算了算，大概要喝六杯青梅酒。十余年后，我终于在草长莺飞的江南春天尝到了青梅酒的滋味，人口之际，风轻云淡，沉于腹中，烈火升腾，心底郁积的孤愤迅速被点燃，正适合纵论庙堂，横议江湖，直言不讳，快意恩仇。对饮的兄台乃是一位豪杰，我提起一个知名学者的名字，他叫道：“井底之蛙!”再说一个，他叫道：“沐猴而冠!”一坛青梅酒将尽，这厮已经醉山颓倒，口中喃喃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若谓少年时节，我们还有一丝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英雄情结，成人之后，渐渐洞悉英雄主义的害处，一个需要英雄拯救天下苍生的时代，注定是大不幸的时代。基于此，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怀想，则不在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试图把握曹操论定群雄的眼光和标尺。譬如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回头再看袁绍的故事，几乎印证了曹操所言每一个字。所谓不刊之论，大抵如是。

　　然而论定人物，谈何容易。古时难，今时更难;论古人难，论今人更难;论英雄难，论凡夫俗子更难。举例来说。争议最大的古人，莫过于曹操、冯道之辈，对他们的评价之所以两极化，更多是价值观问题。设若曹操、冯道生于近代，在价值观之前，我们首先会遭遇真相问题(试看被比作曹操的袁世凯，被比作冯道的杨度)。如果说在古代，由于视角受限，我们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那么在近世，当真相遭遇双重过滤，我们同样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

　　何况，近世中国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剧情反转之速，令人目不暇接。政学两界，一众要角，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从康有为到杨度，从鲁迅到胡适，时时刻刻都处于争议之中。昨天还供在神龛之上，今天便落到凡尘之下，今天还是窃国大盗，明天便是民族干城，伟人与罪人，英雄与小丑，往往反转于一瞬之间。这愈发增加了论定人物的难度。

　　老话说知人论世，我则尝试知世论人。这些年来苦读中国近代史，最大受益，不是热血而是冷静，不是经验而是教训，不是洞悉要去做什么，而是洞悉不去做什么……恰在这种种否定之中，我隐约觅得了论定人物的一些标准和法则。归结起来，共计四点：

　　一曰学与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郑孝胥月旦时贤，谓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虽然立论不公，对张之洞、端方的评价有待商榷，郑氏所发明的学、术之分，却可作为论断的尺度。需要注意，此说于古有征，古人好讲经权，大体而言，学可对应经，术可对应权。先贤云：“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又云：“守经而不知用权，谓之腐儒;用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所以有经有权，有学有术，二者并用，才是正道。

　　二日釜与薪。汪精卫曾以守约之名撰《革命之决心》，刊于《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文中将革命比作“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热之以薪”，釜者，锅也，薪者，柴火也。说白了，要烧熟革命这碗饭，急需有人作釜，有人作薪，前者要求“不惮烦”，忍受烈火烧灼，后者要求“不畏死”，不惜化作灰烬，前者的要义是韧性，后者的要义是勇气，这二者不分高下，而取决于革命党人自觉其性情、能力适合做什么。引申开来，则关乎一个人的才具与志业的关系。拿汪精卫来说，他本是作薪的材料，最后偏偏要去作釜，结局自然悲剧。

　　三日才与略。张学良晚年曾对比其父张作霖与蒋介石：“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古时雄才大略乃是一个词，张学良将其一分为二，实在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尽管他对张作霖与蒋介石的评价并不准确。这里的雄才，我理解为干才，大略当指格局与眼界。要言之，欲成一番事业，必须兼具雄才大略。有雄才而无大略，往往目光短浅，只可能成为一代枭雄，霸业转瞬成空;有大略而无雄才，往往眼高手低，只可能成为悲情英雄，壮志南柯一梦。

　　四日知识与国运。1912年8月，孙中山受邀进京，与袁世凯会晤，相谈甚欢，回到上海之后，曾发表演说，谈及对袁世凯的观感，盛赞其有肩膀、有头脑、有新思想，只是手腕偏旧，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革命起于南方，对北方影响不大，南方如一本新历，北方如一本旧历，故而要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最后留下了一句经典论断：“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这个说法，与学与术相近，不过所指更明确。具体说来，有新思想而无旧手段，必将隔膜于国情而欠缺行动力，以致纸上谈兵;有旧手段而无新思想，必将隔膜于时代而欠缺方向感，以致进退失据。

　　由孙中山所言的“新思想”，引出我的一点愚见：中国要实现唐德刚先生所定义的“第二次大转型”，从近代转向现代，从帝制转向民治，需要众多因素风云际会，执政能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细论执政者的能力，其头脑或知识素养无疑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与国运的关系正在于此，如《论袁世凯》一文所云：“大体说来，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对应国家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就此而论，执政者的知识素养达到了什么高度，有没有“新思想”，将成为考量他们的头号标尺。

　　遗憾的是，这一路考察下来，从慈禧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旧手段”从未缺席，“新思想”难觅踪迹。慈禧有“不学”之名，思想底色接近义和团，对立宪的认知严重错位，死前追悔莫及，称“毕竟不当立宪”;李鸿章与同时代的伊藤博文对比，最大差距即“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袁世凯也是如此，有术而不学，有雄才而无大略，对共和、民主等“新思想”一知半解，注定难成新时代之大人物……由这些人来领导中国转型，方向感必将大成问题。更不幸的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的旧头脑和旧思想，非但无法推动中国砥砺前行，反而开起了历史的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