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90 78.00

　　内容简介

　　本书重新审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经济学概念，揭示了在环境恶化、自然与人为灾难频发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协作与制度性变革的重要性。面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全球性危机，本书以历史和当下的实例为依据，探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路径——只有通过超越国界的共同行动与治理，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作者简介

　　维托·坦茨(Vito Tanzi)，曾任美利坚大学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意大利政府经济财政部副部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长达二十年，目前是德国慕尼黑国际公共财政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的名誉主席。

　　陈瑶，浙大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教研室主任，杭州市教育局系统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商务沟通、商务语言学和外语教学。

　　目录

　　致谢

　　第一编 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及对其的反应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风险与不确定事件

　　第三章 灾害分类

　　第四章 民主、资本主义与随机事件

　　第二编 大流行病与其他灾害

　　第五章 大流行病、瘟疫与地区性流行病

　　第六章 饥荒

　　第七章 自然灾害

　　第八章 核灾难

　　第九章 工业灾难

　　第十章 应对灾难的经济指导原则

　　第三编 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第十一章 当地球成为人类的私有财产

　　第十二章 对环境的早期关注

　　第十三章 从环境关切到气候变化

　　第十四章 从气候变化到全球变暖

　　第四编 理论回顾

　　第十五章 人类需求与经济理论

　　第十六章 总结与思考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绪论

　　税收、法规和公共支出历来是政府满足集体需求以及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手段。各国公民一直寄希望于通过政府追求或实现集体及国家目标。当然，要精准地确定任何特定国家在任何特定阶段的集体需求或国家目标相当不易，同样难以确定的是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与目标的税收水平。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一些政府明显更为擅长，一些公共产品也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边界。

　　由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集体需求或目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同样，政府征税和有效监管的能力也会不断变化。因此，广泛的政府角色需要转变，必须认识到政府也许有能力满足公民的需求，但有时也可能无法满足。

　　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通常认为集体需求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同时集体需求将为理想的税收水平和必要的监管政策提供建议。这样的民主程序还可以决定税收和监管预算的分配，以及如何使用税收收入和通过贷款筹集而来的资金。当这一切以最佳方式完成时，就可以如西塞罗在两千年前那样声称：“为了自由，我们[将]成为法律的臣仆。”

　　自然，总会有一些个人或团体认为税收水平或公共债务水平过高，而不论它们实际有多高;有些人则认为它们太低，不足以满足集体需求。其他人可能认为，税收负担没有在该国公民之间公平分配。还有一些人认为，筹集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或公平的使用。监管预算也是如此。有些人批评预算过度、成本过高，且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过大，而另一些人则批评监管不足。这些辩论使民主国家成为令人兴奋的地方，但有时也让人感到难以忍受、易遭批评。它们也让一些人怀念过去的时光和待过的地方。在彼时彼地，决策由执政党和集权政府做出，那些决策虽然有时不那么民主，但决策速度更快。此外，在公共财政决策的正常框架中，人们仍然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国家性，处理公共产品需要本国政策，而不是多国或全球性合作与政策。

　　在20世纪，有关税收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公共部门在经济中所应扮演的理想角色的看法也产生了改变。从广义上讲，尽管持续受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对，在过去的近十年里，政府角色得到了扩展，特别包括以下几点：

　　(1)当由市场产生的资源分配被认为不公平且过于不平等时，需要将部分收入和财富从富有的公民那里再次分配到贫困的公民手中(然而人们也已认识到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受制于市场经济环境，且再分配政策仍然具有国家性);

　　(2)努力通过政策的制定以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充分利用，此举尤其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

　　(3)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应对国家公共产品的需要以及大多数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

　　税收专家和政府通常认为的理想的税收水平和税收措施是各国在正常时期所需要的，而非危机时期。偶尔，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或在战争的预期下，一些额外的财政收入和某些新的规定出台(配给或价格控制)是必要的。此时，税收水平和一些税率会被临时推高，也会引入一些新的法规。

　　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有效市场中，税收水平和税收结构被认为是与公民和企业的正常需求相一致的，并足以满足这些需求。在该体制下，政策的制定通常以获得有投票权的公民的支持为导向，并专注于赢得下一次选举以实现继续执政的政治目标。因此，税收在有效发挥其长期影响的同时，应能够足够满足公民常规及即时的需求;同样，法规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当代公共财政中基本、普遍和指导性的原则(Tanzi，2020a)。

　　在正常时期和正常经济形势下，人们期待政府尽可能地降低税收水平，保持税收结构的高效性，并将公共支出和监管的重点放在满足公民和经济的迫切需求上。此外，当制定财政规则来指导和约束政府行为时，这些规则也是基于在正常时期运行的预期，例如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该公约将成员国的最高财政赤字定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期望的公共债务上限定为60%。成员国均应以该公约为目标并遵守这些规则。

　　财政规则和“财政委员会”是为了监督和执行国家内部财政法规而设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经济学家还是在一些政府中都广受欢迎。一些政府以及欧洲货币联盟采用了这些法规，也有一些国家设置了类似的委员会(Kopits，2004)。美国各州大多早在19世纪就引入了平衡预算规则，同时美国偶尔也会讨论在联邦政府中引入平衡预算规则的可能性或可取性。

　　然而，诸如战争或新冠病毒疫情等意外事件，却能使那些过去为正常时期制定的规则变得完全脱离现实。这使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或坚持已商定的规则，或如许多公民所期望的那样，帮助他们应对那些异常情况。同时，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也引发了关于全球需求的问题，这些需求无法通过单个国家的行动而得到有效的满足。

　　问题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的政府预期行为(详见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年的重要著作)，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财政规则，均忽视了出现不确定或无法预测的未来发展以及未来需求的可能性，这些事件包括大流行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时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不同的行为，至少在紧急情况下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财政规则是为预期下的政府行为而制定的，制定时并未考虑上述不可预见和不确定的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忽略了国家外部因素的可能影响。

　　不确定的事态发展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引起专家或政府的注意，因为它们很难预测和准备。因此，当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发生时，那些指导性的理论或财政规则无法为政府的政策应对提供指导。在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所显露出的对政府角色的困惑也正说明了理论指导的缺乏。显然，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出现了理论失效的情况。然而，该类事件以前可能发生过，因此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意外的。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编中所报告的那样，除了战争，全球性和地区性流行病在过去不同时期都曾发生过，其他重大自然灾害也是如此。

　　通常，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在成为事实之前，并不会改变政府当前的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对监管预算的影响也不大。在这些事件变成确定事件之前，它们对政府决策或者私人机构的决策也不会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民主政府为了应对那些被视为遥远和不确定的需求花费了大量资金或者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监管，那么很可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在选举中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事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中，选民的支持非常重要。政府很可能会因为在黄金时期或正常时期浪费资源而遭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