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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1.市场稀缺：市场上少有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宋史的通俗作品。

　　2.内容特色：本书并未全面叙述宋代经济的样貌，却又让读者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窥见宋朝的经济状况。

　　3.名家推荐：郭建龙、张明扬、汪丁丁、景凯旋、许纪霖、马勇、李冬君、吴钩等学者联合推荐。

　　4.问题意识：回答了两个广受关注的问题：被誉为中华文明“造极”之世的宋朝是如何成就，又是如何衰落的?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5.写作风格：作者为资深媒体人与财经评论员，有丰富的大众写作经验，行文流畅，在兼顾学术严谨的同时，阅读门槛较低，是一部通俗著作。

　　内容简介

　　为什么羸弱的宋朝却拥有如此繁荣昌盛的市场经济?商业和城市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又是如何衰落的?

　　本书详细描述了在市场、经济、税收等因素的驱动下，宋代出现的种种变革式发展，例如坊市制瓦解，城市化浪潮，服务业、娱乐业兴盛，海内外贸易频繁，众多科技、文化领域创新等，从经济的角度切入，为我们立体认识宋朝文明提供了全新的面相。

　　本书分为两卷，上卷从城市化、工商业发展、文化娱乐市场、对外贸易等角度描绘了宋代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下卷重在指出宋代经济的发展导致世俗生活出现的变化，即：技术领域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同时论述这些先进文明最后陨落的原因，指出先进文明在前现代世界环境中的困境。

　　作者简介

　　陈季冰，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从事经济新闻报道与时政财经评论，是国内多家知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近年来专注于经济史与制度变迁研究。

　　精彩书摘

　　但凡政府开张着，就不会有不缺钱的时候，这在今天是一个政治常识，但历史上像宋朝政府这样缺钱的委实不多。与其他朝代相比，财政上的捉襟见肘是宋代朝廷从始至终走不出的噩梦。这并不是说其他朝代的财政很宽裕，热衷于对外征战的汉唐都发生过严重的财政危机。汉文帝即位之初和汉武帝晚年，百业凋敝，流民遍地，国家几度陷于破产。而大多数其他朝代在面临财政危机时，统治者对政策做出审慎调整，体恤爱民，节用从俭，休养生息，都能在一个阶段内有效地缓解财政危机。但宋朝不同，有宋 319 年间，朝廷无时无刻不深陷迫在眉睫的财政困境中。

　　也就是说，宋朝的财政困境不是结构性的，而是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不唯挥霍无度的徽宗，宽厚节制的仁宗也留下了巨额财政亏空，依靠王安石变法攫取了更多社会财富的神宗朝也无法从根本上走出这个困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经济繁荣，宋朝政府征收到了两千年王朝史上最多的赋税收入，若以人均购买力水平来计算，比其他朝代都要高得多。恰如叶适所言，“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

　　古代税收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不但收钱，还收各种实物，“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大部分时代的国家税赋中，实物比货币多得多，其中主要是粮食和布帛。因而想要按当下的方式十分精确地计算出古代政府财政收支金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大体概念。

　　唐代国力达到巅峰的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全国人口总计5000 万出头，岁入钱 200 多万贯、粟近 2000 万斛、绢 740 万匹、绵180 余万匹、布 1035 万端。明太祖在位后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人口也回升到 6000 多万。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财政收入米粮 3280 万石、钱钞 4.55 万锭、绢 29 万匹。

　　两宋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岁入都要高于上述两个税收高峰。但最令人困扰的是，尽管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快，宋朝政府却总是为钱犯愁，因为支出总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

　　前言/序言

　　后记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一本纯历史题材的书，而且规模如此宏大。虽说我从小就对历史怀着浓厚兴趣，成年后也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索，然而这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我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短板是很难补齐的。我学的是新闻，职业生涯的一大半岁月都在从事新闻工作，我也确实怀有强烈的新闻理想，迄今仍未磨灭。这是一股与学术理想截然不同的激情。但在这个时代，来自技术变迁以及其他层面的力量都在无情地挤压着传媒业—但愿只是我曾投身其中的那个传统或老派传媒业—的生存空间。眼看着自己脚下那片原本就十分贫瘠的新闻土壤正越来越快地流失，每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面临着沉重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向历史写作大概是一次无奈的撤退。好在对我自己来说，写历史与写当下同样有冲动，而且很可能更加轻松自在。

　　我的背景和旨趣决定了这不是一本寻常意义上的历史书—即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呈现一种历史现象、剖析一段历史沿革……概括起来说，就是还原过去存在过的人和事及其相互关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我的着力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回答一个问题 ：繁荣的社会是如何成就的?其中又包含了一系列问题。而它的反面是 ：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宋代是全面深入地展示、分析这个问题的最佳切入点。这个问题是非时间性的，对于任何时代都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当代尤然。由此我自己也找到了历史写作与新闻写作的结合点。相信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有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基本框架。告别在即，我最大的期望是你们能有兴趣继续追问下去……

　　本书是从经济的视角切入的，并且自始至终围绕着经济这条主线展开，但它显然不是一部“宋代经济史”。想要通过这本书来全方位把握宋代经济的读者，恐怕会失望。我并没有按农、林、牧、渔、工、商、服务业等行业分类来全面叙述宋代经济的样貌，也没有完整介绍宋代的经济制度。我只是有选择地向读者呈现了宋代新出现的前沿经济变化，例如城市网络的兴起、工商业的繁荣，以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等。我花了很大篇幅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宋代的财政与税收，也是服务于前述问题导向的。

　　说本书不是“宋代经济史”，还因为它旁涉了许多经济之外的内容，但它更不是一部“宋代社会史”或“宋代文化史”，对于后人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宋代政治，本书只在尾声中略有提及;而对于宋代在文学、哲学、史学、书法、绘画等方面所取得的耀眼的文化成就，本书要么只字未提，要么只涉及一两点。例如，关于理学，我是在讨论宋代教育普及时略有触及，并没有花太多笔墨讨论理学的思想内容。我关心的主要是商业进步及其成因，还有它所催生的社会变迁。当然，那些被我忽略的部分绝非不重要，而是与我试图关照的主题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文学艺术的繁荣或许不能说与经济毫无关系，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滋养出辉煌灿烂的史书与书法，专制而贫穷的时代也并不一定产生不了美轮美奂的诗歌和绘画。

　　在本书中，我将历史演进置于“技术–制度”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在我看来，如果历史的起起落落呈现为一条曲线的话，那么技术和制度分别可以作为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单元底盘，制度将所有这些生产力单元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创造实际价值的生态系统。技术和进步都有可能进步和倒退，但二者又存在着很大不同。技术的突破充满了偶然，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可以左右。我认为它主要取决于极少数天才人物的灵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甚至不可知的。我们唯一能够确知的是，技术进步是累积和阶梯式的，有了前一阶段的突破，才会有下一阶段的继续突破。它完全不像文学艺术那样，每一代人都可以另起炉灶。18—19 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技术突破发生的频次相比之前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加速。说现代一日抵古代一年，一点都不夸张。我在本书中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古今异同”，以期提醒世人，对历史要怀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摈弃那种想当然地、以今度古的浮夸通病。然而，就每一个当下而言，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会朝哪个方向、发生在哪个领域、以何种形式……仍是不可知的。

　　当然，一项偶然的技术发明是半途夭折(如历史上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长期陷于停滞(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还是最终得到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如算盘、罗盘、雕版印刷等)，则取决于它生逢的社会土壤(所谓社会土壤，制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技术的突破极难，一旦取得突破，倒退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将它视作历史曲线的横坐标。制度则相反。虽然它决不是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想蓝图自由规划和随意修改的，但它却是掌握了正确知识的人完全可能有意识地不断改进的。制度看上去是人制定或设计出来的，但实则只是人的选择，而且选项很有限。制度是最初确立者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他们主观价值倾向的结合。制度一经确立和推行，就会获得独立自主的生命力，只要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没有大的改变，它就会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持续展开，并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裹挟进来，形成一种日益强大的路径依赖，驱使后来者不得不沿着既有的方向走下去。当然，后来者仍可以审时度势，利用新的社会土壤，抓住机会对既有制度做出调整或根本性变革—前者如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后者如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论是制度的起源还是展开过程，人都不是被动的，都可以有所作为。这就为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哲学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但作为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制

　　度的倒退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真实历史中也的确一再发生。所以我将它比拟为历史曲线的纵坐标。另外，人固然不是制度的奴隶，但也很难说是它的主人。人显然不是制度的建筑师或工程师，就人与制度之间多向度的复杂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更像是农人与庄稼、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尤需指出的是，制度的实际推行后果往往与制度的设计初衷大不相同，几至南辕北辙。历史的演进，在越长期(例如千年时段)和越宏观(例如全球范围)的视野中看，技术的力量就越大。而在短期和局部，制度的力量则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因此，就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而言，技术是最重要的动

　　力 ;而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主要是制度决定的。但好的制度—对应着繁荣的社会—能否存活、维系乃至不断完善、提升，又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持续压力 ：

　　第一，一个制度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持，因而所谓“先进制度”，是一连串的事件。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宋代遥遥领先的纸币体系因得不到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层面的其他制度支持而独木难支。第二，制度与技术存在一个适配问题，不同时代会有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最佳制度组合，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技术特征。我们通过本书也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宋代现代化的军事制度因受制于前现代技术条件而在实战中尽落下风。当制度与制度、制度与技术之间达成某种最佳张力时，社会就繁荣昌盛 ;反之，社会就衰败没落。这永远都是一个动态平衡。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的批判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我明确指出，对这种传统经济模式的强势回归是宋亡以后中国历史曲线从顶峰掉头下行—还可以说是第一波“中国式近(现)代化”夭折—的首要原因。然而我也曾简要指出过，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基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它形成时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它比同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大庄园 / 奴隶制经济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先进性，因而也是秦汉帝国崛起的经济基础。甚至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延续至唐代中叶的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主的土地及赋税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制度逆行。我认为在汉亡后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乱所造成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萧条的特殊社会现实中，它对于当时的生产恢复和人民安定有着很大的促进意义。只是，经历了隋唐前150 年空前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巨大变迁，过去那种均田制之上的小农经济模式才日益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桎梏下一阶段历史进步的障碍。因此，只有最合适的制度，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其中的最大原因或许就在于技术的变迁总是以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既有一切，而众多偶然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神秘莫测的作用这便是我努力试图对宋代这幅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做出的解释，我希望它是有说服力的。至于人们能够从这幅《清明上河图》的绘就和破灭中得到怎样的现实启发，显然不是我能够掌控和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