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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人×古代诗人 以当代视角重新解读古代诗人的命运流转。

　　张执浩以现代诗人的视角重新解读古代诗歌、古代诗人命运，提供了新颖的解读角度。

　　诗人谈诗人，古今呼应，既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立足当下、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

　　※15个关键词：凝练概括的古代诗人生命密码，立体呈现诗人风貌

　　张执浩以几十年读诗、写诗的深厚积累，沉淀出15个具有概括性、精确性的中国古代诗人关键词，将中国古代诗歌与诗人命运、社会历史紧密相连，描绘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学画卷。

　　《传告后代人》以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全方位展现了古代诗人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从体制束缚下的挣扎，到漫游四方的自由;从社交场上的风采，到独处时的苦吟，古代诗人每一面都真实而生动。

　　※深度挖掘诗歌背后的故事

　　本书深入挖掘一首首古诗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意蕴及诗人的人生经历。通过详细的讲解和独到的评论，读者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诗歌本身，更能体会到诗歌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及诗人作为时代见证者的独特价值。

　　内容简介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全新大散文合集。

　　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纵横捭阖，上下求索。围绕15个关键词，旁征博引，集中描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

　　张执浩从一位优秀的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看见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并以此窥探人类命运的诡谲与生机。

　　作者简介

　　张执浩

　　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等，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十月文学奖等。

　　目录

　　序 认领我们的命运

　　一 功名：驻马望千门

　　二 漫游：何必取长途

　　三 社交：各有稻粱谋

　　四 友谊：但伤知音稀

　　五 传播：字字飞琼英

　　六 登高：我辈复登临

　　七 风骨：猛志逸四海

　　八 悲秋：清秋宋玉悲

　　九 雅趣：能饮一杯无

　　十 苦吟：死是不吟时

　　十一 音区：渐于诗律细

　　十二 色彩：前身应画师

　　十三 还乡：近乡情更怯

　　十四 归途：知死不可让

　　十五 传家：传告后代人

　　精彩书摘

　　漫游：何必取长途

　　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漫游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之前，或迈向仕途之中的必要功课，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踏上了仕途之后，漫游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一桩让诗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沉浸在我们脑海里的古代诗人形象，总是以动词的形态呈现出来，仿佛这群人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行动着，边走边吟哦，用脚步丈量着他们物理或精神世界的版图。而即便是那些描写宁静与幽谧情态的诗句，也具有动态之美，充满了动与静之间来回拉伸与相互成就的美学张力。譬如说，王维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咽”“冷”“空”“制”，四个动态的字被均衡有致地穿插在诗里行间，紧紧拽住了读者的视线。诗中所有的静寂，都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突兀的声响，反过来，所有的响动都是为了突显出一种空寂的力量。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

　　(杜牧《郑协律》)

　　图书鸡犬共扁舟，又续人间汗漫游。

　　(陆游《遣兴》)

　　上述两首诗，都向我们形象地描述出了不同时代、近乎雷同的人生现场：漫游中的诗人驾驭着命运的扁舟，穿行在未知的人生道路上，鸡犬与图书共一时空，逼仄的生活场景与广阔的生命图景并置共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古代的诗人是如何克服对各种天堑的畏惧，凭借有限的生活道具，行走在广袤崎岖的河流山川之中的了;他们又是怀揣着怎样的心境和愿景，由此及彼，最终抖落浑身的尘埃或雾瘴，走到历史光亮处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方一定有某种召唤之声，在诱惑或指引着他们。这诱惑或许来自友谊，或许是亲情，或许是对名利的渴望，抑或是闪烁幽冥的仙踪神迹?总之，诗人们一到及冠之年，就天然地行走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或天性。从四处流窜，到广为流传，诗人们通过漫游，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经历过多少悲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影将会因此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脚步声也会越来越坚实。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画旨》中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意在总结前人成才的经验，强调游历和见识对一个人心性培养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漫游或游历，人生的种种经历才会转化成宝贵的生命情感经验，充盈于书写者的字里行间。“行万里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猎获无限的奇景，而在于“养气”，生气、豪气、吐纳天地之气，以气致象。所以，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天下文章佳篇，莫不以奇气充盈。

　　当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此前诗人也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下吴越、奔齐赵的漫游期，而科考失利，致使他空有满腹报国经纶，却不得不整日踟蹰于长安豪门之侧，四处求告。“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绝不是杜甫在逆境中负气的诳语，而是诗人对自我才华的坚信，如同他说“诗是吾家事”一样，慨然平淡的口吻里透露出了毅然和决绝。

　　杜甫的诗歌才华，早在他入仕之前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展露出来了，但真正让他找准下笔处，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心志的，还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在盛唐气象即将被乱世乌云席卷的前夜，诗人好不容易才谋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而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长安方面尚未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杜甫途经骊山时，隐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到来，且无可避免：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敏感的诗人几乎是在那一瞬间，就疾步冲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前列，并以报丧人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诗人依然踯躅徘徊在长安城内，没有从斤斤计较、乌烟瘴气的朝堂内走出来，阔步走向嶙峋斑驳的旷野，他就很难体察到早已被乌云笼罩的社会现实。而事实上，那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还在华清池里避寒饮乐，泡着“莲花汤”“海棠汤”，酒池肉林，以为天下安泰、岁月静好;如果没有诗人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没有此前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诗里所作的情感铺垫，他也就不可能脱口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或各种各样的生活现场，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发现，去认领。但是，每一首优秀作品的真实拥有者，必然事先就得去积攒拥有者的资本，培育出敏感细腻的心灵，以及火眼金睛般的生活之眼。否则，所谓的“杰作”，就只能永远沉睡在情感的旷野中，存在于写作者的想象或幻觉里，既无认领的慧识，也缺乏认领的本钱，即便侥幸得以冒领，也很快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戳穿。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文学规律，已经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了。

　　公元749年，年过而立、功名心切的岑参，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和权衡之后，决定应随节度使高仙芝的辟召，前往安西幕府执掌书记(右威卫录事参军)一职。从长安西行，到安西幕府所在地库车，实在是一条漫漫长途，全程长达6000华里。走这样的一段路程，对于一介书生来讲，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道艰且阻，而且沿途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凶险。

　　从诗人留存下来的那些行旅诗篇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岑参此次西行的大致路线：他先是取道河西走廊，出阳关，经蒲昌海(罗布泊)，到达鄯善;再经由火山(火焰山)西进，至吐鲁番一带，然后由西州经铁门关，最终到达了安西。全程历时两个多月。可以想象，当诗人行走在渺无人烟、黄沙漫漫的旅途中时，心境是何等的愁绪迷漫，心情自然也悲凉到了极点：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日没贺延碛作》)

　　当自以为功名在望的诗人，深陷于不知“功名是何物”的田地时，他行前的亢奋和激情，自然就很快消逝在了凄迷无望的茫茫戈壁滩上，被狂沙朔风吹卷到了九天云外。悔恨和自责盘桓于心，使得狼狈的诗人一边朝前走，一边往身后顾盼连连：“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这种身心离异的锥痛感，已经提前注定了岑参这趟谋求功名的旅程是一段蹇途，不可能达成他早前一鸣惊人的心愿。果然，在抵达目的地后，各种不适便接踵而至，除了思亲念友，诗人心里只剩下了苦闷和厌烦：“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两年之后，岑参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不仅没有缓解他在现实生活里的压力，反而对仕途和功名萌生出了退意：“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早年的进取之心，还险些因为此次冒进而荡然无存。

　　发生在岑参身上的这段遭遇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最为浪漫洒脱的诗歌文人圈中，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因个人心性与周遭环境的抵牾，而最终被现实世界无情碾压，沦为命运的齑粉或玩物，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远行或漫游，看似美妙浪漫，撩拨人心，但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或可劈斩羁绊心灵的镣链，也极有可能会自伤其身。老实说，从古至今，诗和远方的关系，从来就不曾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熨帖、自然，远方倒是时常会像一个骗局(即便不是，也近乎迷局)，干扰着人类本来的平静生活，困扰着那些深陷在现实生活中而无力自拔的人们。因为远方的存在，凸显出了肉身的困境和乏力;同样，因为远方之远，也会让所有的生命都处于不甘不休的挣扎状态中。

　　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也没有能力彻底弄清楚“诗”为何物，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是如何奇妙地作用于你我精神世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对“远方”的确切认知，地理意义上的，抑或是心灵意义上的?若是前者，倒也简单，不过是肉身的位移罢了，通过行走就能达成所愿;但倘若是后者呢?心在身中却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身体的疆域越是辽阔宽广，心灵的迷失度可能就越高。这种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寻找和羁绊，不仅无法缓解我们现实生活的痛苦，而且，还时常会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变得更加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诗”与“远方”这两种原本并无实质性瓜葛的元素，不假思索地相互捆绑在一起，不过是一种简易省事的审美行径，并无多少过人的洞见。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远方”，而“诗”，也不过是世人用来短暂逃离现实烦忧的简易的掩体，因为你的身旁往往是他人的“远方”，而你身体的边疆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边陲呢?就像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一诗一样：“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一个人只有在平和的心境和舒展的情绪之下，才会感受到诗意的自然涌泉。倘若我们意识不到诗是(至少曾经是)一顶桂冠，是造物主对我们平静庸常生活的某种奖赏，那么，它就会沦落为一顶锈迹斑斑的头盔，兀自在旷野里滚动，等待黄沙来沉埋。

　　厘清上述疑虑是必要的，不然，诗和远方的关系，就永远犹如乱麻一团，看似浪漫惬意，最终抵达的却是庸常和空虚。

　　人间熙熙攘攘，远方闪烁不居，所谓漫游，如若没有恒定持久的心志可以凭依，只是以猎奇为乐事，终究是很难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的。东晋诗人谢灵运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身显贵，才情沛然，年纪轻轻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挑开这些笼罩在他头顶上的光环，进入谢灵运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他个人的命运极富悲剧性和启发性。由于官场失意，又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谢灵运在仕途受挫后，只能选择远离官场，转而寄情于山水。他游遍了如画江南，写遍了千里江山，但即便美景处处，依然无法排解诗人内心的怨气和烦恼。所以，我们在谢灵运留下来的那些辞藻华美的诗篇里，只能感受到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和文采，却始终感受不到人生的平和昂扬之气，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愤懑、怨怼和不平：

　　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游南亭》)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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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灵运身上，我们看到，山水其实并非真正的寄情之物，无论多么优美的山水，也只能让你产生短暂的移情转意，要想根除内心的戾气，仍需要放下执念，融于眼前的景物之中，随物赋形，并从中咀嚼出生命的奇异甘怡。在这一点上，与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陶渊明，为世人作出了表率。他是真正回归到了本心的诗人，悠然之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故作高古的生活姿态，而是一种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陶渊明的一生，始终在“形”“影”“神”三者之间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这才是一种真正舒朗刚健的人生态度。而对于谢灵运来说，无限风光终究没有能够喂养出一方超凡脱俗的心灵世界，行得再远，脚力再好，也无济于事。晚年的谢灵运竟被人诬其心存“异志”，一次次被外放，一直流落至广州，最后以“谋逆罪”血溅街市，年仅四十九岁。“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在这首令人唏嘘的《临终诗》里，诗人对自己本应洒脱却如此短促含恨的一生充满了遗憾。

　　我总觉得，现代人对古人尤其是古代诗人生活的理解，充满了太多的过于丰富随意的想象成分，越是距离遥远，我们的想象越是漫无边际。而这些失却分寸的臆想，往往是建立在我们无视时空对个体肉身的拘囿之上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在谈论古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某种既定的文化语境和套路中，总是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他们的情感生活，从他们切身的现实处境里剥离出来，只侧重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而轻慢其肉身所处的现实困境。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便于从中获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情感信息，以期寄寓我们日益贫乏的情感渴求。无论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还是“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韦庄《章台夜思》)，都将最丰沛的情感压缩在了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一经释放，便会产生出炫目的诗意情感光彩。而这样的光彩，恰恰是今人生活中极为匮乏的，也是我们极力张扬却难以得到的。

　　在很多现代人的心目中，古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既不是以个体生存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的，也不是以日复一日的形态来呈现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完全呈混沌状。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精神预判，它总是以牺牲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只攫取广义上的“古代生活”图景，而不会顾及个体生命的困境与感受。当这些具体的、日常和繁冗的时空因素被强行抽离之后，我们获得的情感浓度和密度，当然就会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预期，同时也更能满足甚至超乎我们原有的情感期待。谁不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卓文君《白头吟》)呢?谁不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呢?于是，“崇古”便成了今人天经地义的心理积习，一如杜甫所言：“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杜甫《送远》)再也难有“古人”那般浓烈的离情别意了，在那个乱世纷飞的时刻，杜甫选择了作别自我，自己送自己上路。人生的悲壮感，大抵就是在这般无奈之中产生出来的，需要现代人重返古人的心境状态，还原那样的生活现场才可以感受得到。

　　举个例子，我们对“大鹏”李白的印象，基本上就近似于一个在空中飞翔的发光体。从白云悠悠到浮云万里，总感觉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即便诗人偶尔与我们同处于一个空间里，也形同隐身人一般，舞影翩然，却踪迹全无。这种印象的由来，主要还是得自于李白留下来的那些诗文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而他在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行迹，展示在任何摊开的地图上，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爬梳出来的结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