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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本书作者马里奥·邦格具备物理学、哲学、数学知识背景，受过专业训练，长期担任麦吉尔大学哲学教授，所获奖项和荣誉能证明他在哲学领域的出色成就。邦格在本书中指出，哲学与社会学并非两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实际上它们密不可分，特意在两个学科之间设限是不可取的。具体而言，邦格概述了社会学的科学现实主义方法后，对一些社会学方法(如理性选择理论、波普尔的社会哲学、现象学社会学等)进行批判，并由此证明，许多社会学研究具有哲学前提，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也能反过来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调整我们的行动方式，进而丰富哲学理论。

　　内容简介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社会学和哲学是不相关联的研究领域。有些人想知道如何描绘它们之间的精确边界。马里奥·邦格认为，这两个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不可能划清界限，实际上也不值得划清界限。事实上，社会学研究已经有了可以证明的哲学预设。反过来，社会学的一些发现必然会纠正或丰富处理世界的哲学理论，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或对世界的行动方式。

　　作者简介

　　马里奥·邦格(1919—2020)，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系教授、终生荣誉系主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邦格是国际科学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在西方哲学界素以观点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著述甚丰而享有盛誉，以邦格等为代表的科学唯物主义是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学派之一。多年来，邦格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精确的、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论

　　精彩书评

　　多元化给社会学带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但这种活力同时以鱼龙混杂甚至“劣币驱逐良币”为代价，导致太多似是而非的研究大行其道。邦格就像那个说出皇帝的新装并不存在的勇敢小孩，从科学哲学出发，戳穿了社会学这门学科风行一时的一个又一个泡沫，告诉我们社会学和哲学均有好坏之分。他正确地指出，社会科学和哲学应该互相成就，而非井水不犯河水。邦格毫不妥协的立场必然会引来众多批评，但你不需要对他的观点照单全收，也能从这本颠覆性的书中获益匪浅。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

　　邦格是科学实在主义、涌现主义、系统主义与启蒙精神的坚定捍卫者。阅读本书，不仅能理解邦格对(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应用，也能领会邦格的渊博、精确与犀利。

　　——万毓泽(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主编)

　　目录

　　译者说明

　　致谢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哲学与社会的相干性

　　疑难

　　取径

　　一般概念

　　一般预设

　　一般假说

　　理论

　　理论与数据的桥梁：指标

　　理论间的桥梁

　　价值与道德

　　结论

　　第二章机制

　　机制的重要性

　　机制：一般而言

　　猜想与形式化

　　机制性假说和机制性理论

　　第三章解释

　　机制性解释的条件

　　机制性解释纳入了纳入

　　生物社会机制与解释

　　社会机制与社会学解释

　　机制研究的一些方法论规则

　　第四章社会科学中的质性、数量、伪量化与测量

　　质性与数量

　　真正的社会量化的一个样本

　　每个特征都能被量化吗?

　　社会科学中的伪量化

　　混同量化与测量

　　结论

　　第五章理性选择理论的诱惑与失望

　　个体主义

　　主观概率

　　主观效用

　　经验支持

　　适用性

　　结论

　　第六章波普尔的社会哲学

　　理性

　　个体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

　　反规律主义

　　消极功利主义

　　零星的社会工程

　　社会秩序：破碎的支柱

　　结论

　　尾声

　　第七章启蒙运动及其敌人

　　启蒙运动的特质

　　第一个反启蒙运动

　　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漫主义浪潮

　　批判理论与现象学社会学

　　常人方法学与诠释人类学

　　结论

　　第八章科学社会学：从马克思到默顿及其后

　　马克思主义根源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的繁荣

　　科学的开始：默顿学派

　　“强纲领”

　　外部主义

　　微观-宏观问题或能动性-结构问题

　　第九章建构主义-相对主义科学社会学

　　建构主义

　　相对主义

　　隐秘行为主义与公开实用主义

　　日常主义

　　科学与意识形态

　　非科学

　　结论

　　第十章称颂对学术招摇撞骗的不容忍

　　学术反科学

　　学术伪科学

　　两种无知：直接的和有意的

　　结论

　　中译本附录一

　　中译本附录二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术语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价值评定、意图、决策、选择和行动——尤其是交换或贸易。它基于两个简单又吸引人的想法。第一个是理性公设，按照它，人们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并相应地行动。第二个主要想法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公设。按照它，为了解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任何社会事实，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其中涉及的个体的信念、决策和行动。

　　这两个想法虽然简单，但乍一看非常强有力。其实，如果它们为真，它们将允许我们解释、预测和计划任何社会中的所有人类行动。例如，它们将解释为什么一些人犯罪而其他人不犯罪，以及为什么一些“打击犯罪的战争”被视为成功的而一些不是。此外，这些主要想法将把所有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统一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领导下，即加里·贝克尔(Becker 1976)及其“经济学帝国主义”十字军战士声称的方式。疑难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想法事实上是否清晰并为真，以及是否是社会工程的高效工具。

　　实际上，理性选择理论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庞大且增长着的理论模型家族。它们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中被发现，且正在向人类学、历史学甚至伦理学、社会哲学和神学进军。用单数指称这个理论家族的证成是，它们拥有共同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效用概念和概率概念，以及共同的核心原则：效用最大化(或经济理性)公设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公设。

　　理性选择理论常常被视为社会理论的先锋，且它近来变得越来越时髦。它自然地吸引了所有相信社会研究应该是理性的、定量的甚至科学的的人。此外，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它是对伴随着存在主义、现象学、释经学和其它难懂且反科学的哲学的浪漫主义或“人文主义”进路的对社会的研究的唯一可行的备选项。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引起了很多论战。遗憾的是，这些辩论并不总是相当理性，这有三个理由。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理性选择理论常常被视为甚或被提供为对古典资本主义的全盘赞誉，故而被视为甚或被提供为政治保守主义的附属品。(讽刺的是，现在不复存在的指令经济所固有的僵化的中央计划，包含了对人类行为的理性和可预测性的类似信心。)第二个理由是方法论的：所谓的人文主义阵营中的学者趋于不假思索地拒绝理性选择理论，因为它诉诸于理性且频繁运用符号和逻辑论证。(但他们并未提供备选模型。)敌意的第三个理由是哲学的：该理论看似赞成朴素、愚鲁的功利主义人性观。这为真。但是，任何忽视激发着人的利益和期望的人类行为模型，都注定与任何忽视情绪和自然约束或诸如制度和规范等社会发明的理论一样假。

　　我提议分析理性选择模型的核心想法。这些想法将被识别并被检查其清晰性、说服力、可检验性、真性和相关性，以及与对科学的理想的兼容性和与社会实在的匹配性。这个分析是作为对社会科学的元理论的贡献而被提供的。

　　前言/序言

　　社会学与哲学的联系很古老。涂尔干认为自己的社会学为由康德和孔德提出的主要疑难提出了科学解。韦伯把自己的一些分析建立在康德和尼采的想法之上。齐美尔在许多方面是新康德主义者，但他认真思考了马克思，虽然他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一战”后直到六十年代，该联系似乎消失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家并不提及哲学大家。帕森斯引用并建立在涂尔干、韦伯、帕累托和马歇尔之上，但他从不提及康德、黑格尔或马克思。然后，在六十年代及之后，哲学大家重新出现在社会科学中。米歇尔·福柯自我表现为忠实的尼采派，并启发了许多社会学家。令人吃惊的是，海德格尔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当代社会学写作中。现象学，这个在“一战”前后的德国发起的哲学运动的名字，成为了在六十年代的加州发展的运动的标签。

　　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的历史还有待撰写，它将是观念史中的有趣话题。

　　撰写这种历史，并非邦格本书的标的。他的作品从这个印象开始：社会科学的状态远不能令人满意。并且他的主要论点是，诊断病人的状态并治愈疾病，科学哲学能帮上忙。通过这么做，他延续了由卡尔·亨普尔、卡尔·波普尔或欧内斯特·内格尔等科学哲学家建立并出色地例证的特殊类型的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

　　邦格的论点之一是，社会学家低估了社会学发现社会规律的能力，并过于怀疑这种规律的存在。

　　社会学家并不总是怀疑规律。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诸如斯宾塞或马克思等伟大的古典社会学家，更不用讲起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或受新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都太容易相信历史趋势的存在。涂尔干提出了关于劳动分工的增加或者自杀率与一些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规律。

　　然而必须回顾的是，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在其《自杀的原因》一书中表明，涂尔干所证明的关于自杀的一些规律已在几年内变为假。甚至连可能是最牢固的——至少是被最频繁援引的——经济规律，即关联着失业与通胀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也被证明依赖于环境变量，换句话说，为假还是为真依赖于环境。“技术进步伴随着失业”是邦格提及的规律的一个例子。它是由生产力提高会摧毁工作岗位这个“机制”导致的。但该“机制”只局域地运行。机器在这里和那里摧毁了工作岗位。但由于机器不得不被设计且不得不被维护和现代化，它也创造工作岗位。因此，平衡的迹象是个经验问题：技术进步能伴随着失业，但也能伴随着充分就业，就像“二战”后的三十年那样。“社会民主主义在所有地方都在失势”因为福利国家已满足了许多社会主义需求，这将是另一个规律。尽管西班牙是例外，但目前欧共体的所有政府都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是第一次。甚至连希拉克总统这个戴高乐主义者，也被施罗德总理半讽刺地恭维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

　　存在社会规律，但它们中的多数是模糊且一般的，并依赖于所有种类的环境变量。出于这些理由，决定社会生活中的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标的。几年前，我系统性地阅读了关于发展的文献。它提出了许多规律，并启发了发展政策。它们中的多数被证明是脆弱的。[ R. Boudon, “Why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Fail: Som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3, Vol. 47 (2), pp. 143–160;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 Critical Appraisal, London: Polity Press, 1986.]不过，邦格正确地回顾了存在社会规律。否则，社会将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而事实上，社会显然是可部分和有条件预测的。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可能变得过于悲观了。

　　尤其有用的是邦格的这个警告：就像在其它科学学科中那样，在社会学中你应该学会区分有效的理论与无效的理论。这个警告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理论的有效性维度被忽略了，社会学就只能变成糟糕的文学。邦格甚至走得更远，他在许多地方看到了学术性社会科学的许多招摇撞骗。许多人和他实际想知道，“现象学”和许多其它社会学运动究竟教了我们什么，甚至它们是否教了我们或者解释了任何东西。

　　虽然苛刻，但邦格是对的。因此，几年前被大量引用和参考的社会学理论之一的“标签理论”教导我们，一个人从拘留所里出来时得到的评价不如他获得诺贝尔奖时高。这种“理论”不是通常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比如说，笛卡尔的折射理论解释了当棍子浸入水中时为什么看起来是断的——对这个现象的解释远非显然的——而“标签理论”则仅仅给一个任何社会中的任何儿童通常都熟悉的社会现象起了个名字。这种“理论”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因为它引起了公众对使有犯罪前科者更难回归社会的现象的关注。但它没有解释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任何东西。许多其它由学术性社会科学生产的“理论”不仅未能解释任何东西;而且正如邦格指出的那样，它们连有用都算不上。

　　为了澄清是什么使社会学理论有效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思考被普遍视为启发性的且多年未被认真修订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很多。

　　因此，我全然从古典社会学中抽出例子：托克维尔提问为什么法国农业在十八世纪末仍停滞，而此时英国农业迅速现代化，或者为什么在相同时期“理性”这个观念在法国比在英国更流行，或者为什么尽管现代化了，美国人仍信教而法国人或英国人变得不信教;韦伯提问为什么密特拉教本质上是通过公务员的渠道渗透到罗马帝国，就像共济会渗透到普鲁士那样;涂尔干提问为什么所有宗教都以这个或那个名字引入了“灵魂”概念，为什么在所有社会中都能观察到魔法信念——对无依据的因果关系的信念，或者为什么自杀率在政治危机时期下降。

　　这些非常古典的例子属于社会学的真正成就。它们提出了一些结论。

　　第一，能很容易地决定，所有上述问题都是真正的问题：答案并不比折射的原因这个问题更显然。

　　第二，上述问题中的一个处理“规律”，即涂尔干的自杀率在政治危机时期下降这个规律，而其它问题处理单一性，例如美国宗教例外论——这个现象已被亚当·斯密，然后被托克维尔、韦伯和现代社会学家[ M. Chaves and D. Cann, “Regulation,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Market Structure: Explaining Religion's Vit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2, Vol. 4 (3), pp. 272–290.]观察到和分析过——或者处理差异，比如英法在与农业的现代化或理性这个概念的流行有关的差异，还有一些处理普遍现象而非规律，比如所有宗教都包括“灵魂”概念这个观察。所以，陈述和解释“规律”仅仅是社会学的众多标的中的一个。

　　第三，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对上述问题分别给出的答案被普遍视为有效的，因为在所有案例中他们提出的解释都由或多或少复杂的陈述集组成，而所有陈述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们要么是琐碎的心理学陈述，要么是有效的经验陈述。

　　我无法在这方面细致审视上述所有例子。所以我将简要思考最简单的一个。托克维尔解释了法国农业在十八世纪的停滞是由于这个事实：法国地主比英国地主异地得多。为什么?因为在法国当高级公务员比在英国更容易也更有吸引力：作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结果，高级公务员在法国要多得多;此外，在法国当公务员会带来更多的声望、权力和影响，因为这相当于成为强大的中央国家的一部分。所以，法国的富有地主更喜欢购买王室职位，而非像英国那样开发自己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在法国没有与之等价的“以农耕为乐但不以此谋生之人”(gentleman-farmer)概念。

　　据我所知，托克维尔的分析从未因进一步的研究而失去资格。相反，它被延续和改进，最显眼的是被鲁特延续和改进，而鲁特在一本启发性的书[ H. L. Root, The Fountain of Privileg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s in Old Regime France and Engla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中承认了他欠托克维尔的恩情。

　　最后能指出的是，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他使用了后来被韦伯和熊彼特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东西：要解释的宏观现象(法国农业的停滞)的终极原因是个体决策。这些决策是“可领悟的”：它们的原因在于行动者更喜欢购买王室职位而非开发自己的土地的理由。显然，这些决策是在具象的社会情境下被考虑的，且平均来说，法国地主的决策不同于英国地主的决策，因为这里和那里的情境不同，最显眼的是中央集权方面。

　　该评说对我上文提及的所有例子也为真：所有都或隐或显地使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进路。

　　为了澄清“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衍推任何原子主义本体论，一些作者提议把它限定为“结构的”(维普勒)、“制度的”(布尔里库德)或“情境的”(布东)。

　　在我看来，邦格的“系统主义”是我的“情境方法论个体主义”或韦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另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