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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推理读者、悬疑读者、历史小说读者、学生

　　①宋代元素融入推理诡计，无可取代的推理阅读体验：推理小说有着坚固的读者群，足够新奇的诡计一直是市场的核心痛点。本书扎根宋史创作诡计，每一桩案件都与宋代社会紧密相关，是从前的推理作品中从未有过的独特体验。

　　②从大宋“鬼怪录”的角度讲述推理故事：小说以“妖兽”旱魃和“瑞兽”貔貅搅动开封城展开故事，在悬疑基础上，增加了几分诡异气氛。在系列后续的故事中，还会出现阴间包拯断案等灵异开场，大大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让故事更加刺激、精彩。

　　③再现1000年前的中国图景，小说版《刺客信条》：以第一人称视角，顺着谜案寻访大宋开封的高门大院、寻常百姓家、勾栏瓦舍、酒肆茶坊、书市粮仓。当年的大宋盛景在这些离奇谜案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内容简介

　　貔貅，有嘴无肛，纳食四方之财而不泄，历来被视为招财进宝的镇宅瑞兽。然而，貔貅刑，却是大宋熙宁年间一种悄然流行的可怕瘟疫。

　　诡异的是，这种瘟疫只感染富商权贵，令他们闻风丧胆，又有口难言。而传染的源头，是一件珍贵的墨玉貔貅——不论抛弃，还是毁坏，竟都会完好无损地回到感染者的身边，宛若鬼魅，如影随形……

　　司天监神探云济受命探查这场古怪离奇的瑞兽之罚。不想，这只是一场策划多年的好戏的开场，手眼通天的布局者正隐身幕后，等待着一众入局者：盛世巨商、朝廷重臣、王公贵族、皇亲国戚，以及高高在上的大宋天子。

　　云济经历九死一生，破解戏园旱魃案、百福楼义卖案、书坊纵火案、国子监图书错版案、真假雪柳案、密室窃宝案、上元节人头灯案、貔貅夺粮案、盐钞案、宗女失踪案，十桩奇案，拨开迷雾，却赫然发现，貔貅刑的真相或许是一场无解的天罚，而所有人正一步一步登上刑场……

　　目录

　　目录:

　　楔子一 / 1

　　楔子二 / 7

　　第一章 失踪录 / 11

　　第二章 书中案 / 28

　　第三章 酒中局 / 48

　　第四章 貔貅刑 / 72

　　第五章 夜半刀 / 97

　　第六章 假做真 / 121

　　第七章 彩戏法 / 140

　　第八章 钓神兽 / 165

　　第九章 观音土 / 185

　　第十章 查旧账 / 205

　　第十一章 飞头颅 / 224

　　第十二章 五岁朝天 / 236

　　第十三章 貔貅夺粮 / 251

　　第十四章 万焰花烛 / 270

　　第十五章 犯案元凶 / 289

　　第十六章 福道门徒 / 307

　　第十七章 无根之城 / 323

　　第十八章 我不成圣 / 349

　　第十九章 照妖宝镜 / 377

　　第二十章 今夕何夕 / 398

　　第二十一章 如山铁证 / 421

　　第二十二章 新桃旧符 / 438

　　尾声一 / 468

　　尾声二 / 472

　　后记 大宋的人间烟火 / 475

　　精彩书摘

　　记无忌，紫焰品牌作家，生于西北，定居西安。追求大胆洒脱、无所忌惮的写作风格，所以取名无忌。其文时如淑女绣花，细腻长情，时如北风扫雪，锋利割人。擅于象征、隐喻、讽刺，常说前世是一个说书人，立志以破案的方式，记录前世，转述今人，常有警世之言。

　　曾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第二届今古传奇A90征文大赛总冠军。研究宋史多年，《大宋悬疑录》系列是其构思多年的警世之作。

　　前言/序言

　　华夏的历史长河，于上古传说的泉眼中发源，在三皇五帝的雨露浇灌下汇涓成溪;流过孤寂神秘的夏商，于东周鼓荡起百家争鸣的离散涛声;至秦骤然一统成急促湍流，澎湃中怒流出蓬勃两汉;又裂成魏蜀吴三道飞瀑，迸溅无数刀光剑影，却齐齐沉入晋的深渊，被南北朝的两岸连山劈砍得曲曲折折;崎岖跋涉了不知多远，隋的波澜慨然，才汹涌成唐的瑰丽壮阔……

　　在嘶哑了五代十国的浊浪后，终于流淌出一段风正潮平的慵懒岁月，每一叶船帆里都卷着儒雅的酒气书香，每一道涛声里皆酿满温热的人间烟火。

　　这就是宋。

　　从《水浒传》《三侠五义》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从《杨家将》《包青天》到《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我是在这些文学、影视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很难不对宋朝产生兴趣。

　　后来我接触了不少历史书籍，尤其是吴钩老师的说宋系列，让我发觉历史上的宋朝和文学作品中的宋朝有很大差异。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和感谢这些宋史研究者，他们的著作和研究成果让我的寻宋之旅变得平坦了许多。这段历史是诸位宋史专家耕作和收获的田野，而我是个玩心极重的顽童，无法像他们一样专注于田野里一茬茬的麦穗，我的注意力总被突然蹦出的兔子或蚂蚱吸引，以至于没收获多少正儿八经的麦子，但得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体验。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前世是一名说书人，像拾荒者一样穿行在历史夹缝里。在无人注意的历史角落，总会碰到让我感到稀奇的人和事。我很珍惜这样的相逢，并执着于把它们编成故事，讲给别人听。

　　宋，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惜的朝代。

　　可敬之处，在于它是中国最重经济文化的王朝，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甚至有了十分健全的福利制度，比后世的明清两朝更接近于近现代的社会风貌。

　　例如，宵禁制度。中国早在周朝前就有了宵禁，对夜间出行的人实行严厉的处罚，这本身就代表了对百姓自由的禁锢。而到了宋朝，随着商业繁荣，这种束缚有了明显的放松。

　　先是宋太宗时期仿照武则天时的旧例，解除上元节宵禁，到宋仁宗时进一步放开，明定开放宵禁的时间放宽到冬至日起，而其他时段的宵禁也一度废弛，使得东京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不夜城”。

　　与此同时，坊和市的束缚被打破。东京城的坊墙被拆除，市场也不再限制开放时间和地点，取而代之的是街巷的繁荣，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其城市化率也胜过明清。

　　宋朝的城市化发展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中提及的“潜火队”“望火楼”，就是宋朝消防设施的缩影。而猫狗等宠物在宋朝也极为流行，给宠物制作、穿戴衣物，更是司空见惯。餐饮方面，东京七十二家正店不仅有官方认证，其菜品和服务更堪称古代“五星级”级别。几乎每一家正店都有招牌名酒，且把广告打得全国知名。

　　我觉得正是宋朝的城市化进程和自由开放的程度，让《三侠五义》《天龙八部》等武侠故事有了立足的土壤。如果一到晚上就开始宵禁，一座座坊、市成为封闭的堡垒，市井之地又怎能连成一整片江湖?再跳脱的侠客，在一片死水里也闯不出精彩的传说。

　　我在本文最想刻画的，是宋朝福利制度的萌芽时期。

　　神宗时期东京城外有九厢十四坊，而本文中的“安济坊”乃是杜撰，非官方设置。历史上的安济坊、慈幼局(慈幼院)，本都是宋朝的慈善机构。本文中由医馆发展而成的“安济坊”，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机构，是后世安济坊的前身。

　　宋时的福利制度覆盖了方方面面。第一是鼓励生育，抚养幼童，凡孤儿或者父母生了孩子弃养的，有官办慈幼局照料;第二是医疗保障，若无钱看病，或者孤老无依，则有安济坊治疗收养;第三是公墓义冢，若亡故后无人收尸，又或是逃难的灾民倒毙于异乡，则有漏泽园可以安葬。

　　然而健全的福利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极大地损耗了变法取得的经济成果，加上许多地方流于形式，最终令一个封建王朝负重累累、国力大损。但不论如何，宋朝早在近千年前，已经面临过“福利社会”的一些难题。

　　徽宗和蔡京大力推行福利制度，也许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但我相信在福利制度的萌芽期，总有那么一批年轻人，满怀赤忱之心，以他人的苦难为自己的伤痛，以他人的安稳为自己的责任，进而将慈善救济当作终生事业，亲力亲为，去实践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除了社会制度的先进，还有人的个性宣扬。

　　我经常因为喜欢某个历史人物，就痴迷于去查询和他相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新旧两党的旗帜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好奇的初级阶段，是根据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去构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发现这两位大佬对宋朝的影响从北宋持续到南宋，他们的历史形象也随着新旧两党在朝中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从古至今有太多人评论他们，大多评论者都自称说的是公道话，他们的倾向性却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建一个粉丝群，把这两位大佬的历代狂热粉和黑粉都拉进来，场面一定会比世界杯决赛还要热闹。

　　我自己也会把个人好恶有意无意地带入文字，但我并不讳言这一点。作为一名功底浅薄的历史爱好者，我自知无力评述这两人在政治上的对错，但不论他们执政时的功过如何，从私德和才华来讲，两人无疑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足以照耀千古。

　　宋朝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文人的尊重足以让现代人刮目相看。郑侠在大旱之年上《流民图》，用自己的头颅为注，要求罢免王安石，这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以郑侠的私人身份而言，是“背刺”了自己的老师;作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名义上的元凶”，郑侠所遭到的报复，也仅仅是被贬英州十二年——如此“温和”的政治报复，放在其他朝代几乎难以想象，在宋朝却比比皆是。

　　当然，宋朝也有许多可惜、可悲之处。

　　除了军事上的羸弱，宋对于反叛和起义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两宋发生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可谓空前绝后，一方面在于宋朝贫富差距大，士族阶级对庶民阶级的剥削十分严重，这才有许多人被“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在于宋对于起义的态度较为软弱，“招安”成为官府应对匪患的常见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造反的纵容。

　　此外，宋朝其他犯罪行为也极为猖狂，人口拐卖更是司空见惯。连宗王的女儿和枢密副使的儿子都有被拐的记录，可见人贩何等猖獗。

　　本文“郡主失踪案”改编自一则历史传闻，宋代洪迈编撰的《夷坚志》记载了一则逸事：宣和六年上元节，一名宗王家的族姬真珠在宣德门前被人拐走，直到第二年三月，有都人春游时，在郊外发现一顶破轿，真珠在轿中哭泣。原来真珠被拐走后，先遭痛打，被关在密室里养了月余的伤，又遭奸污，并被卖给一家富户为妾。那富户后来得知了她的身份，生怕官府追究，趁晚上将她弃于郊野，她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这宗骇人听闻的拐卖案在明朝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描述，见于卷之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其情节和《夷坚志》基本相同，不过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在了神宗朝。

　　本文也沿用《二刻拍案惊奇》的说法，将时间放在神宗朝，并将真珠设定为安定郡王之女。但根据《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文字描述，基本可以判断是取材于《夷坚志》，发生时间在徽宗朝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二刻拍案惊奇》中将真珠称为“真珠姬”。宋朝是从徽宗朝开始，公主改称“帝姬”，郡主改称“宗姬”，宗室女改称“族姬”。如果故事发生于神宗朝，真珠不会被称为“真珠姬”。

　　按照宋朝爵位制度，亲王、郡王家的女儿一般只能被封为县主，本文中真珠为郡主，是为了提高其身份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对应《夷坚志》中的“真珠族姬”，可以视为特例。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还讲了神宗时另一桩拐卖案。主人公是枢密副使王韶家的十三郎王寀，元宵节夜里家人带他去看花灯，却不慎被贼人掳走。结果，他不仅借宦官之手成功自救，还面见当朝天子，并留下线索抓住贼人。

　　“十三郎五岁朝天”取材于南宋《桯史》中的“南陔脱帽”。《桯史》是岳飞之孙岳珂所作的朝野见闻杂记，而“南陔”是王寀的号。本文也参考了这段史料逸闻，并将“十三郎五岁朝天”事件放到了熙宁七年。《桯史》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描述不详，仅说是“神宗朝”。若按照其他史料，则这段典故的发生时间有矛盾之处——王寀出生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岁时为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其父亲王韶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被贬出东京，且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去世。如果王寀生年记载正确的话，“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按照另一种说法，若王寀的生年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熙宁三年之间，则“十三郎五岁朝天”就很可能真实发生过，而发生时间只能是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4-1076年)之间，这段时间王韶在东京任职。

　　这个案子震撼到我的，除了宋朝人贩子的猖狂，还有宋朝神童的聪慧。这样的奇事真的是五岁的孩子干得出来的?

　　《大宋悬疑录》系列刚动笔的时候，我家的小皮猴还在妈妈肚子里，如今《貔貅刑》出版在即，小皮猴已经五岁，和当年的王寀一样大，带他外出游玩时，我得用一大半精力防着他自己跑丢，并给他配备了防丢定位神器。

　　我把“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讲给小皮猴听，他的听后感是：“如果我被人拐走了，就把定位器粘在人贩子身上，带警察叔叔去抓他。”我问他：“被人贩子抓走了你怎么跑出来?”他对此十分疑惑：“人贩子看娃比爸爸还厉害吗?”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毕竟是我千叮万嘱告诫他不能乱跑，否则很容易跑丢。很显然，他对自己在大人的看管下跑丢的本事十分自信。

　　这让我愈发觉得“十三郎五岁朝天”不够真实，倒不是我不信世上有如此聪慧的神童，而是我不信世上能有如此从容不迫的父亲。我和家人带孩子外出时，一刻都不敢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我家小皮猴仅有的两次跑丢的经历，都是在自家小区内玩闹时发生的，立马就惹得全家出动，十分钟内把他寻了回来。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他是在某个人山人海的景区跑丢的，作为父亲会着急成什么样子。然而在《桯史》中却记载：“襄敏(王韶谥号)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父亲会有的反应，即便王韶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帅臣，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聪明神异，也不可能在丢了儿子后如此镇定。我只能将这段描述，当作《桯史》为了体现王韶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而做的文学加工，并在本文中，把王韶得知儿子丢失而没有报官的行为，解释为他深思熟虑后所行的权宜之计，在他人面前强装镇定，私下却派人在全城搜寻。

　　本文中的“雪柳烧伤案”亦有原型。宋朝的社会制度相比前朝有很大进步，奴婢已经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但其人权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关于买卖奴婢妾侍的纠纷，《宋史·王安礼传》中讲述过这么一段故事：

　　宗室令騑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騑俸。

　　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他在权知开封府任上时，曾碰上这样一桩荒唐案子：一名宗室花费数十万钱买了个妾，后来又把妾赶回去，并且向官府上诉，要求追回买妾的花费。王安礼见妾侍的脸被火灼伤，就上奏说，这名妾侍之所以值数十万，就是因为姿色出众，现在被烫伤毁容，无法再卖，跟炮烙有什么区别?不仅不能答应其非分要求，还应该严加惩戒。皇帝听从了他的上奏，并夺了该宗室的俸禄。这桩案子也反映出当时奴婢的“商品属性”或者“财产属性”。

　　这位宗室葛朗台式的作为让人啼笑皆非，但从侧面也说明宋朝已经有了类似三包的交易保障条例，但这名宗室的诉求，就算是当今奉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各大电商平台都接受不了。我之所以把它写进《貔貅刑》，并非为了凸显这位身份高贵的宗室所做的荒唐事，而是为了那位被烫伤的姬妾。

　　这桩案子原告是买房，被告是卖方，官府断案的基本准绳是商品价值在退货期收到损毁……本案从头至尾，事事都和那美姬相关，又事事都和她无关。所以我忍不住会想，这名受人摆布的美姬，在整个事件中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挣扎?她是否有心中所爱的人?她是否也是别人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终究是同情这位女子的，不忍放任她在命运中沉沦，给了她在绝境中反戈一击的机会(她破釜沉舟的反击，也可能出于我的强行干涉)。《貔貅刑》中另外一名婢女飞荷的命运，才是我顺其自然的结果——她的死亡虽有人在意，却无人负责。

　　宋仁宗年间，宰相陈执中家中一个月连死三名婢女，立马受到殿中侍御史赵抃的弹劾：“凡一月之内，残忍事发者三名，前后幽冤，闻固不少。”仁宗久拖不决，还为陈执中遮掩，引起众多官员的强烈抗议，要求严查此案。后证人供述三名婢女是陈执中的宠妾打死的，但陈执中为保住爱妾，自己承担罪名：“执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杀之。”因为当时奴婢犯错，主人惩罚奴婢致死，是不会被问重罪的。而这桩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陈执中被罢相，贬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由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宋朝对文臣，特别是对宰执级别的重臣十分优待，三条人命也只是贬官而已，陈执中丧失了中枢的地位和权力，但名义身份还是“同平章事”。本文中寿光侯府婢女飞荷被杀案，对于身为皇亲国戚的高家来说，只能算一桩麻烦事，高家以“中邪”之说搪塞父母官，又用释放被拐婢女为条件做交易，应该比较符合当时豪门打死奴婢的处理方式。

　　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历史悬疑小说的过程，就像在字里行间插入一根竹管，一头洞穿时空，伸向千年之前，并用一桩桩案件打通一道道竹节，另一头供读者去窥视那个古老的年代。可惜，受限于作者的笔力和史学功底，读者从竹管中窥得的斑点，不足以呈现出真实的历史。

　　每一个朝代，皆如一束绽放于千百年前的烟火，它的余烬簌簌落下，化作故纸堆里一篇篇零散的文字。我捧着这些余烬来搭建新的故事，不是妄图复现千百年前它盛放时的瑰丽和绚烂，而是想点燃心中浓烈的表达欲，烧出一堆小小篝火，让靠近的人都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