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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的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是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以往对历史上的国家祭祀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展开研究，本书则将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信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贯通起来，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祭祀与地方祠祀、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在秦汉至宋朝祭祀发展的脉络中考察隋唐的情况，前瞻后顾，视野开阔，呈现了国家祭祀对于民间社会乃至普通民众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得以体现的途径和方式。其研究所描述的历史画面，远较我们看到的单独详细考述国家礼制和单独研究佛、道与民间宗教的论著要丰富多彩，因而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由此我们看到，适应时代变化，唐朝国家为建立一个以儒家理论为基础，以皇权支配的人神关系新格局之不懈努力，国家祭祀怎样在唐宋时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整合意识形态的平台，一个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

　　作者简介

　　雷 闻

　　1972年生，陕西旬阳人。2002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2003—2021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为2007—2008年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敦煌吐鲁番学。著有《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官文书与唐代政务运行研究》《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精彩书评

　　唐代的信仰世界里，似乎有两条平行而渐近互为表里的主线，高高在上的是以儒学礼制为中心，兼容道教斋醮、佛教祈福的中央祭祀系统及在地方政权层面的扩展，与之相对的是隐藏在帝国各个角落各种怪力乱神的地方淫祀与在体制外民间生长起来的内丹道学、禅宗、净土宗等基层性信仰流派。相对于宋代兴起的对民间信仰全面收编与上下融合，唐代尚处于看似宽容实则忽视的状态，少有激烈的打击或者热烈的互动。也正因此只能揣见唐代基层信仰的模糊面孔，拜读是著扎实研究后，这张面孔略显清晰一些。

　　——豆瓣@ΡΙΝΓΠΑΠΕΡ

　　中古的祠堂宗庙佛道观应无实物遗存，此书从浩瀚史料中爬梳还原出了唐代国家宗教与祭祀的概观;探讨了祭岳渎之投龙，释奠之孔庙，祭先代帝王之制，祭当朝皇帝图像，生祠、城隍与淫祀之判定，祈雨之仪与空间;一个主线是地方民间神祠逐步纳入国家轨道，国家试图以民间参与各类祭典以引导其信仰，并通过佛道中人和地方官与民众直接对话，另外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的逐渐合流也为宋以后意识形态统一奠定基础。

　　——豆瓣@隐清

　　从国家祭祀与宗教仪式结合的角度切入十分精彩，最有趣的是与艺术史结合的部分，对皇帝图像与宗教祭祀的分析对艺术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李清泉和郑弌的研究中都可看到。另外，北方游牧民族铸像以验证天命的传统颇感新鲜。

　　——豆瓣@云吐月

　　驾驭史料的好范例。看到后记里“止步玄想 走上正途”那段，莫名觉得感动。

　　——豆瓣@日格洞人

　　作者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始终有着强烈的理论思考。他从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地方祠祀的分层和运作、国家和地方的祈雨活动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隋唐国家和地方社会处理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活动的运作过程，其呈现的历史画面，远较我们看到的单独考述国家礼制和单独研究佛、道与民间宗教的论著要丰富多彩，因而也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荣新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本书是贯通国家祭祀和宗教信仰、民间社会习俗，涵盖礼仪史、制度史、宗教史、社会史的多层次研究。作者讨论的国家祭祀活动，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在注重礼典文本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场景与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本书打破了此前学者关于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相隔绝、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无关的看法，从总体上建立了一种国家礼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影响而有着互动关系的新思维。

　　——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首先针对以往的王权礼仪研究都集中于都城，分析了王权礼仪在地方的实际状况，弄清了都城与地方以王权礼仪为媒介密切结合的状况;其次将集中于儒教的王权礼仪研究扩展到道教礼仪与佛教礼仪方面，并且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国家祭祀的关系进行分析，首次揭示出了唐朝王权礼仪的整体形象。雷闻的研究之划时代性将在今后的唐朝王权礼仪史研究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

　　精彩书摘

　　随着国家祭祀体系的儒家化，先代帝王之祭祀也从儒家经典的抽象原则逐步得到落实，并体现在国家的礼典与法典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先代帝王祭祀的性质从“圣贤”向“帝王”的重心转变。《礼记·祭法》中规定祭祀的先代帝王是上古的圣王，这反映了道统与治统合一时的情形，即帝王与圣贤一体。随着二者的分化，先代帝王祭祀中“帝王”的一面逐渐得到强化，这个变化从隋代开始，到唐玄宗推行新制时达到顶峰。可以看出，国家强调的是其代表的政权合法化问题，而百姓则将其视作地域社会中的灵祠，寄托着他们的愿望与要求。

　　☆ 祭祀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信仰本身既可以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观念，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理论体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总是力图建立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信仰系统，先秦时期的天道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从实践上说，面对魏晋隋唐时期盛行的佛、道二教，国家亦试图将其加以消化和整合。从隋文帝以来，皇帝的肖像被供奉于佛寺之中，成为民众祭祀的对象，而唐代在一些特定地点，道教与宗庙祭祀又结合起来。随着皇帝图像(写真与铸像)供奉于寺观的流行，国家宗庙与皇帝本人的祭祀也与民众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 在佛、道二教中，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更值得重视。道教出于对于血祭的反对，力图改造国家祭祀，从南北朝到隋唐，道教投龙仪与国家岳渎祭祀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其中高宗的封禅、武周代唐的政治宣传都是其间的重要事件。这种趋势到唐玄宗时达到顶峰，在司马承祯的建议下，有了五岳真君祠、青城山丈人祠及庐山九天使者庙的建立。然而，五岳真君祠并未取代国家的五岳祭祀系统，它们更多是作为替国家、皇帝和百姓祈福的道观而存在。而且，从司马承祯到晚唐的杜光庭，其洞天福地说中关于五岳的叙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明国家观念也深深影响了道教理论的书写。与此同时，道教仙真高于岳神的观念成为唐代许多民间传说的主题，而岳神形象的破坏却使得这些国家祭祀的对象贴近了民众的生活和信仰世界。到五代宋初时，真君祠常与岳庙同时举行祭祀仪式，特别是岳庙也往往举行道教仪式，这一切都使得五岳的道教性质逐步定型。

　　☆ 总之，那种将宗教与国家礼仪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唐代，宗教并不仅仅是民众(包括士大夫)的个人信仰，而且也进入了“公”的领域，并成为国家礼仪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纽带。从本质来说，国家的政治表象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性，一是神圣性，在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古时期，二者密不可分。国家往往通过强化其神圣性来凸显自身的合法性，皇帝图像进入寺观、岳渎祭祀与道教的结合、相关民间故事的流传，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祭祀活动本身也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