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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深刻剖析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视觉文化领域发生巨变的力作。依托丰富的史料支撑与近二百幅珍贵图片，作者从绘画、摄影、画报、工艺美术等多个维度出发，全面审视了近代中国肖像艺术的演变轨迹，以及“写实”与“真实”观念在这一过程中的深刻重塑。书中尤为聚焦于两大视觉文化现象：一是传统“御容”艺术如何跨越宫廷界限，实现向民间的视觉转型;二是现代“真相”观念如何在视觉文化中确立，并影响深远。

　　《“御容”与真相 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1840-1920)》的研究视野广阔，不仅触及统治者的“御容”艺术，亦深入普通中国人的“照相”世界，从宫廷到民间，从传统到现代，细腻描绘出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的多元图景。作者巧妙地将“肖像”视为集偶像崇拜、图像传播与形象想象于一体的复合体，深入剖析其多重属性与意义。全书结构严谨，分为“看见御容”“制造幻象”“寻找真相”三个部分，从表象、潜流、本质三个层面，勾勒了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的三重进路。通过对慈禧肖像公开化的深入剖析、写实艺术对现代视觉观念的塑造，以及民间对真相的视觉探索等议题的详尽探讨，作者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视觉文化领域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与民间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对话与交融，同时阐述了以慈禧肖像为核心的清代宫廷肖像的制作及其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近代西方摄影术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渐渐“东方化”的现象。

　　作者简介

　　董丽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艺术与跨文化艺术交流。出版专著《西洋图像的中式转译》。近年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多次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北京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等。

　　精彩书评

　　★董博士用史料证明慈禧对待肖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图像的现代转型。所谓现代转型，指的是能够将图像与图像代表的对象区分开来。……图像的现代转型就像社会的现代转型一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董博士的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图像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历史悠久和文化多样的大国来说，现代转型绝不是单方面的进程。

　　——彭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该书引用了众多文化史方面的文献，包括很多第一手史料。从清官史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料以及早期摄影史的文献，等等。基于谙熟的史实，董丽慧也给我们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清宫秘史故事。……董丽慧把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看作一个转型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一个被时代所局限的视觉知识生产和文化认识论不断变化和转型的历史。这个转型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跨国文化“对流”的结果。

　　——高名潞 当代艺术理论家、国际知名策展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导论 肖像：视觉文化转型的一个议题

　　一、何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的一种历史分期

　　二、两种“肖像”：从“前现代”到“现代”的中西脉络比较

　　三、追问“写真”：传统肖像术语及其本土价值

　　四、何以“肖像”：近代中国视觉文化的一个议题

　　上编 看见“御容”

　　第一章 新政：“御容”禁忌的千年之变

　　一、新观众：清末新政与慈禧肖像预设受众的转变

　　二、新“御容”：慈禧形象在国外媒体的传播与祛魅

　　三、小结：祛魅的圣容与流转的现代性表征

　　第二章 博弈：宫廷肖像的跨国塑造

　　一、跨国合作：“御容”公开的肇始与契机

　　二、从祝寿到娱乐：1904年世博会与错位的跨国形象塑造

　　三、小结：博弈与错位的肖像外交

　　第三章 大像：油画“御容”的制作始末

　　一、外交着黄与私服着蓝：卡尔的前两幅油画

　　二、咸丰披肩与同治宝座：参展世博会大画及小稿

　　三、妥协与折中：卡尔作画的限制

　　四、半中国风格与非西方典型：华士的两幅油画

　　五、余绪：两幅大型油画像的百年展陈及其国际语境

　　六、小结：视觉文化转型、失败及反思

　　第四章 小像：宫中行乐图及其公共传播

　　一、行乐图：跨文化比较中的视觉呈现

　　二、读书像：视觉语言的性别分化与符号指涉

　　三、佛装像：从现实空间到精神统摄

　　四、扮观音：化身全能神祗

　　五、梳妆像：从女族长到东方仕女

　　六、小结：晚清国家形象跨文化输出的开端与失败

　　中编 制造幻象

　　第五章 复魅：走向民间的清官扮装像

　　一、新传播：从宫廷到公众

　　二、新技术：幻境的新生

　　三、新形象：天下与寰球

　　四、小结：从“向内”到“向外”的形象转型

　　第六章 误读：中西之间的民间图像交流

　　一、图解：西式、中式、中西杂糅

　　二、对话：从“御容”到图像

　　三、语境：视线交织的现代性

　　四、小结：一种“误读式融合”的可能性

　　第七章 融合：民间图像的跨国制作与展陈

　　一、缘起：何为“艺术性”与“中国样式”

　　……

　　下编 寻找真相

　　结论 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的进路及超越

　　后记

　　前言/序言

　　本书是董丽慧博士近现代艺术史研究的新成果。书中的很多内容来自她在匹兹堡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我目睹了她在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工作。本书引用了众多文化史方面的文献，包括很多第一手史料，从清官史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料以及早期摄影史的文献，等等。基于谙熟的史实，董丽慧也给我们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清官秘史故事。

　　在掌握和梳理这些丰富而扎实的史料之外，董丽慧还建构了解读这些史料的理论视角和框架。她不愿意把她的历史叙事局限在通常的艺术史范围之内。她的兴趣是把清代宫廷肖像、基督教圣母像和民间肖像的发展演变放到中国近代视觉文化史的发展逻辑中去梳理和阐释，而且很有说服力。董丽慧在匹兹堡大学做论文答辩时，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其中的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我的同事Kathy Linduff教授说，在她五十年来参加的所有博士论文答辩中，董丽慧是最出色的。

　　“视觉文化”是晚近的、随着后现代主义出现的当代理论，它已经成为文化史和艺术史研究的原理和方法论。它的目的是超越传统的对象研究( object studies)的方法。这种方法相信意义来自内容和形式的对应，并过于关注与艺术家个人相关的要素。然而视觉文化研究把关注点放在更为复杂多向，甚至看不见的权力话语中心之上，认为这个话语系统才是形塑艺术生产结构以及文化语境的本根。于是，在文化史、艺术史甚至全部社会史的研究中，多元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性等即成为热门课题。而视觉文化理论确实为人文研究开拓出一个不同以往的广阔天地。

　　当然，其末流或者极端也随之出现。它导致一种倾向，即视觉文化研究从最初的方法论革新逐步走向本体论求证，一些研究者通常先入为主地设定某种权力话语意识作为课题的求证目标，并采用既有的学院模式进行论证。

　　董丽慧对此有所警惕。所以，她重新定义了“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的特征以及它的复杂性。无论是社会语境，比如慈禧肖像出现的政治背景以及相关的身份性意图，还是西方现代技术冲击下的肖像画和摄影创作，都不是单一的要素，它们总是被新的视觉观念所驱动。

　　董丽慧把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看作一个转型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一个被时代所局限的视觉知识生产和文化认识论不断变化和转型的历史。这个转型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近代视觉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跨国文化“对流”的结果。这样一来，中国近代视觉文化就不一定是一个与近代社会政治完全绑定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附属性本体”的文化实体。这里的“附属性”是指文化阐释追求与政治现实的绝对对应.即二者的对称性。相反，这个视觉文化是一种永远处于变异之中的流体，即董丽慧所说的跨国“对流”，对流可能会导致社会政治叙事与视觉现代性叙事之间发生某种错位和不对称性。根据我的理解，本书的题目“御容与真相”即意在揭示中国近现代肖像史中装扮(政治象征)与本真(所谓实相)二者之间的矛盾和不对称性。为了揭示这些矛盾，董丽慧在政治现实和作品分析之间插入了另一个切入点——一个近代视觉观念演变的中间要素。这个要素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新的视觉认识论，亦即我们通常说的视觉现代性。

　　应该说，近年来，讨论中国清末和近代早期中国视觉文化的出版物不少，从传统中国画的变异到从西方引入油画的历程，中国早期摄影包括清官肖像，以及大众传媒，如《点石斋画报》和商业传播媒介，如月份牌画等都有研究成果，其成果在于主要关注并解读作品图像如何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现实。这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董丽慧并没有止步于此，她的雄心是勾画出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中视觉知识或者视觉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即她所说的“近代视觉文化的转型”。这里的转型是一个有别于广义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具有独特视角的文化现代性的历史。

　　董丽慧从三个历史侧面陈述和分析这个转型过程。一、上编以慈禧肖像为核心的清代宫廷肖像的制作及其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二、中编呈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圣母像“东方化”的现象。三、下编讲述了摄影传入中国的过程。

　　三个部分有其各自历史的脉络。然而它们的脉络都离不开另一个视觉现代性的脉络，这个脉络又离不开中西文化的对流和冲突，由此构成中国人现代性诉求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转型”，方是本书格外着力之处。比如，在对近现代摄影历史做陈述的过程中，董丽慧用妖术、技术、美术三个概念概括近现代中国人在接受新技术冲击时不断调整自身认识的几个阶段，从而试图说明，中国近现代视觉认识论的发展历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史之间存在着一种既默契对应又抵制错位的复杂关系，这是一种既多重而又纠缠的结构关系，对理解中国近代视觉文化史非常有帮助。从这个角度讲，董丽慧所做的工作，即便不是填补空白，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成果。

　　我知道，近几年董丽慧发表了多篇讨论全球当代性和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文。把它们和目前这本书放到一起，我们似乎隐约看到董丽慧在勾画着一个中国近代以来视觉文化现代性(或者现当代艺术理念)转型的宏大图像。故而，我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丽慧此书的祝贺，同时也是对丽慧的未来工作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