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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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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编号
978710024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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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书蠹牛津消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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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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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名称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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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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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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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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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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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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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本书是《书蠹牛津消夏记》的新修订版。作者在2015年初版的基础上全面校订文字,增加了《书籍装帧者是一座桥梁》一文,读者可以追随作者文采飞扬的文字,重温他三十多年来寻书、藏书、读书的点点滴滴。
2.本书堪称一部关于书的百科全书。通过访谈、演讲、日记等,王强讲述了书籍的装帧、插画、纸张等,以及与书有关的“现代文库”丛书、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世界各地书店,还有各个时代的作家、插画家、出版家等的故事,不仅充满浓浓的人文关怀,而且书香弥漫,令人回味无穷。
3.本书收入了作者藏书照片和名家作序。王强作为商界精英被人知晓,其“书蠹”的身份、其“藏品”更引人好奇。书中若干作者藏品照片让人一览其藏书品类之盛,数量之多,品相之好。出版家俞晓群作序:从交往、约稿到装帧、设计,充满温度的文字,让人与其一同“落下滴滴热泪”;作家毛尖作序:犀利、风趣,引读者进入王强先生的剧情,看他与书籍的“艳遇”。
内容简介
《书蠹牛津消夏记》是王强花八年时光精心撰就的结晶。通过本书,读者可以重温王强三十多年来不断寻书、藏书、读书的心路历程,一睹他所收藏珍本、善本的真容,这些书涵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各个历史时期,题材涉及书话类、艺术类、园艺文化类等,品种之多,范围之广,版本之稀,令人叹为观止。书之于王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收藏书对他来讲,就像刻骨地体验一次生命轮回的神秘。在作者娓娓讲述之中,读者不仅了解到书籍的插画、版式、装帧、材质等知识,还能认识各个时代的装帧坊主、书店店主、图书馆长、丛书编者、插画家、藏书家,精细详实,引人入胜。在牛津、旧金山、香江、巴黎,王强寻一流的书,藏一流的书,读一流的书。从他漫天飞花、遍野舞蝶的文字里,读者仿佛能看到绵延在他书页里历史的一颦一笑。
作者简介
王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基石院士,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电影《中国合伙人》原型之一。
作为知名的爱书之人,持续地寻书、藏书、读书、写书,是他极大的人生乐趣。作为资深书蠹,他对外文书的品鉴启发和引导了许多人。著译有《读书毁了我》《书蠹牛津消夏记》《思想的邮差》《破产书商札记》等。
精彩书评
作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及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为大众所熟悉的身份,是企业家、投资家;实际上,他更喜欢别人当他是读书人和藏书家——业余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求学北大以来,无论负笈美国还是返国创业,对读书、访书、藏书,王强始终念兹在兹、乐此不疲,至今已三十年。他爱书、知书的轶闻,在友人中广为流传。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王强自称书蠹,倒是童叟无欺,光是文章标题,就篇篇涉书。不过书海悠游,我们只看得到小丽或者玛丽,王强却能直接敲开爱丽丝或者血腥玛丽的门,甚至,把她们带回家,如此,看王强的文章,时不时给我一种从来没真正看过书摸过书的感受。
——毛尖
我读王强感受很深的是,这是一个书痴,他在阅读中提炼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这力量如核裂变,一旦爆发便聚变无数的能量向四处散发。
——靳逊
目录
序一/俞晓群
序二/毛尖
轮回
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书籍装帧者是一座桥梁
“现代文库”:“廉而不贱”的理念
温馨的火种
书的布道者
没了书,我还会是谁?
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消夏
牛津:“久远的往昔”
亲手触摸几百岁的老书页
响了四百余年的报时铜铃
过一百五十岁生日的《爱丽丝》
依然《爱丽丝》
留踪
旧金山猎书留踪
香江猎书留踪
巴黎猎书留踪
答问
经典的“无用”,正是它的“意义”
读一流的书
附录:文中未提及的作者部分“经典”收藏
后记
精彩书摘
七月一日 星期三 牛津
盛夏开始。昨晚,英国友人提醒说,气象预报今天酷热将创下牛津历史纪录。信然。晨起,洗漱毕,汗水浸湿的衬衫已紧紧贴在身上。以往,即便是盛夏,牛津也多是早晚凉爽。难怪室内不见空调。
上午九时,学院内吃过早餐,步行去牛津大学“饱蠹楼”阅览。“饱蠹楼”乃牛津大学“公共图书馆”,是世上最著名的学术图书馆之一,是学者、书蠹的麦加、耶路撒冷。馆藏书籍(手抄典籍与印刷典籍)逾一千一百万册。“饱蠹楼”新旧馆馆藏文献典籍数量之巨,实归因于其创建不久,牛津大学一六一〇年即与 当时的“伦敦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 of London)达成协议:凡公会成员所有印品均当免费赠存一份给该馆。此协议后经一七一〇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正式确认,使得“饱蠹楼”成为英国最早的“版权图书馆”(copyright library)之一,直至今日。自宽街南侧拾阶而上,过两排廊柱支起的克拉伦登楼(Clarendon Building)拱门,步入土黄色碎沙石铺出的克拉伦登 方庭(Clarendon Quad),方庭东向的街对面是悬空飞架的“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继续向南,再穿过一道窄而矮的拱门,就到了“饱蠹楼”正门(the Proscholium)所在的“老学堂”方庭(Old Schools Quad)。“饱蠹楼”正门东向。 正门两侧,依次环列着以拉丁文标示的老学堂院室十间,如Schola Moralis Philosophiae(道德哲学学院)、Schola Grammaticae et Historiae(文法与历史学院)、Schola Lingvarvm Hebraicae et Graecae(希伯来语与希腊语学院)等。正门前,担任过牛津大学校长(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彭布罗克伯爵(the Earl of Pembroke),一身黑色骑士戎装的青铜全身塑像矗立在高高基座上,迎着早晨的太阳。
眼前古老的氛围把我拉回十六世纪,拉回它的缔造者、牛津出身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所处的时代。
一五五三年十月一日,亨利八世之女、信奉罗马天主教、下令焚烧了近三百名异端分子、史称“血腥玛丽”的玛丽·都铎(Mary Tudor)正式登上女王宝座。信奉新教的博德利之父约翰·博德利为避迫害,不得不举家离开英国,流亡日内瓦。在日内瓦,少年博德利得以拜名师修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神学,对近代欧洲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五日,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该年岁末,博德利一家终得返回家园,定居伦敦。聪慧的他,十四岁即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本科毕业后,次年,成为墨顿学院院士。而立之年的博德利,为一腔报国的政治热情所驱动,离开墨顿象牙之塔,告别牛津,凭早年打下的坚实欧洲语言基础,频频代表英国出使欧洲诸国。五十五岁后,参透政治的无奈和无聊,他归隐牛津。然而,撒手国是的归隐没能驯服他不安分的个性。政治抱负之火熄灭的灰烬中,再次燃起旧日学术激情的火苗,这火苗借着他的财富和想象力,竟清晰地照亮出一座未来世界学术宝库的宏大蓝图。这蓝图就是一六〇五年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称为“拯救学问于滔天洪水中的方舟”(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求学牛津的钱锺书传神戏译为“饱蠹楼”的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 the Bodleian)。一五九八年二月, 博德利向牛津大学副校长建言,修缮恢复兴建于十四世纪但后来几遭废弃的大学总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一五九九年,博德利委任新学院院士、有着同样新教背景的托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担任第一任馆长。一六〇〇年六月修缮竣工。一六〇二年十一月八日,尽显十五世纪风格品味的“新馆”开放。一六〇四年,博德利封爵。同年,“新馆”正式命名为“the Bodleian Library”。一六〇五年,詹姆士一世临幸“饱蠹楼”。那天,英王饶有兴致,在馆里勾留良久,仔细翻阅架上陈列出的手抄典籍和印刷典籍,一时看得兴起,当下放话博德利:“今后凡在王室藏书处看上的任何手抄典籍,均可随时调进他的图书馆。”老成的博德利虽受宠若惊却没有当真。后来的历史证明,“饱蠹楼”除得到钦赐的一套英王本人并不高明的著述外,这番慷慨不过是君王兴头上说说而已。临别,年轻时热衷过学问的詹姆士对博德利袒露心迹:“若不当国王,我愿任一大学教席。若不幸沦为阶下囚,容我选择,我甘愿囚禁在你的藏书楼,为铁链所缚,就像那些铁链所缚的书。”随口说出的这几句话倒像是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的全部是虚拟语气。
“饱蠹楼”之所以成为“饱蠹楼”,那是因为博德利周游列国的视野在他入藏典籍的标准和品位方面打下了严苛学术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一六一三年博德利辞世后,第一任馆长托马斯·詹姆斯仍不遗余力严格遵循博德利定下的规矩:古希腊罗马作家、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欧洲国家新教改革家以及他同时 代的英国国教神父——只有这些人的著述才名正言顺陈列于此。一六二〇年,托马斯·詹姆斯去职后,诗人弥尔顿的朋友、第二任馆长约翰·劳斯(John Rouse)才把入藏的森严大门向英语文献敞开,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字终于带着尊严开始占据“饱蠹楼”书架宝贵的一席之地。
遐想中,一阵清脆的铜铃声将我唤醒。看看手表,晚六时五十分。一位中年男图书馆员手摇铜铃缓缓穿过几间安静的阅览室,提醒七时闭馆时间已到。
合上翔实的《饱蠹楼简史》(Mary Clapin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15),抬头见窗外天光正亮。忽然意识到,刚刚流进两耳的声音神奇得有些不可思议。“饱蠹楼”的历史做证:一样的天光里,这清脆的报时铜铃声从博德利时代一响竟响了四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