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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人口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永恒的，更是国家在实现赶超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贯穿了各国的经济史，与之相关的命题也成为经济学说史的一条重要脉络。

　　找到妨碍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原因，在明确制度建设方向和路径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福利体系整体建设，对于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比局部性的生育鼓励政策来得更为有效。

　　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要求把维护公平正义、改善收入分配、畅通社会流动通道、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优先序。

　　作者简介

　　蔡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目录

　　引论

　　上篇 人口与经济关系范式

　　第一章 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

　　一 贫困陷阱理论的直接源头

　　二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渊源

　　三 长期停滞理论的历史逻辑

　　四 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对应性

　　五 如何活用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

　　第二章 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

　　一 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阶段变化

　　二 在中国语境下认识人口-经济关系

　　三 人口红利产生与消失及经济影响

　　四 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机会

　　第三章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

　　一 界定发展阶段的标识性概念

　　二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实践

　　三 刘易斯转折点：提出、判断和争论

　　四 转折点判断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

　　五 结语以及待研究的问题

　　中篇 分享不断提高的生产率

　　第四章 解读“凯恩斯悖论”：关于生产率分享的思考

　　一 一个关于子孙后代经济可能性的预言

　　二 回到未来：凯恩斯说对了什么?

　　三 合并悖论之间的同类项

　　四 生产率的提高与分享

　　五 社会福利作为最高层次的分享

　　六 趋势展望和政策含义

　　第五章 缪尔达尔的人口学与马寅初的财政学

　　一 两个重要学者和两种重要学说

　　二 缪尔达尔发现和预警的“新人口危机”

　　三 瑞典模式的诞生：“从摇篮到坟墓”的逻辑

　　四 福利国家的财政理念和政策

　　五 “盖国情如此”：马寅初眼中的人口问题

　　六 人口新政、公共财政新理念和福利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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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以社会流动提高生育率

　　Appendix Abstract of Each Chapter

　　精彩书摘

　　《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性》：

　　本书所涉的11个主题篇章，各自都具有完整、自洽和自成一体的逻辑和结构，其内容是基于学术期刊独立发表过的文章。与此同时，各篇章之间又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在宏观和长期视角下，从不同维度阐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主题。作为作者，我尽力以一种阶段界定分明、观察角度多重、线索贯穿始终的方式，把这些主题收录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中，实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全过程和一致性叙事。为了较为清晰地显示这一意图，较好地达到预期目标，在结构上我将本书划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为上篇“人口与经济关系范式”、中篇“分享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下篇“以社会流动提高生育率”。

　　上篇“人口与经济关系范式”包括第一章到第三章，尝试把建立统一理论的意图，与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连接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总量的高速增长、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发展成果的广泛分享，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释放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增长得以实现自身潜力的原因。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得以在横向比较中脱颖而出，在纵向比较中堪称史无前例，与这一时期独有的增长源泉——人口红利密切相关。1978-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9%，同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与其比肩。然而，狭义人口红利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增长源泉，不可能青山永续。以2004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为标志和起点，人口红利开始弱化并加速消失，相应地，2011年以后经济增长也进入下行区间。虽然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仍然卓尔不凡，但是，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何在，如何保持增长可持续性，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予以解答。

　　第一章“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一经济关系理论”在全书居于提纲挈领的位置。从回顾和重新认识马尔萨斯理论入手，本章叙述马尔萨斯如何以经济学家身份，最早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解释何以马尔萨斯理论在经济学演进中居于源头地位。主要表现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所描述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直接为发展经济学贫困陷阱理论奠定了分析基础;马尔萨斯也是最早采用两部门分析的学者，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流行的人口红利研究，则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机制的假说之一及其经验验证;凯恩斯受马尔萨斯启发并影响深远的研究，揭示了人口停滞对有效需求的制约，成为描述当代宏观经济学长期停滞假说的理论渊源。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各个阶段，分别与这些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理论具有对应性和相关性。本章还讨论如何从以往的经济理论中获得借鉴，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新的贡献。作者设想，把理论发展脉络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有望发展出一个需求侧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

　　从中国发展实践与已有经济理论的关系入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三人口红利产生与消失及经济影响

　　马寅初并不了解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因此也未能预期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终身生育的孩子数)，还是人口出生率及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均开始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推动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2.1这一维持人口不变所需要的更替水平之下。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这种变化趋势，依次推动形成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也带来若干关键性的转折点，每一个阶段和转折点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1980-2010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则基本停滞，同期年均增长率为-0.2%。这两个年龄组人口增长形成张开的剪刀差形状，即意味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帮助形成了“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打开了人口机会窗口。随后，在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从2011年开始进入负增长轨道，人口抚养比同时开始升高。相应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缓、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空间缩小.共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根据当时的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7.6%和“十三五”期间的6.2%，预计“十四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Cai and Lu，2013)，并且这个减速还将继续下去(谢伏瞻主编，2020)。潜在增长率的这个规律性下降，反映在2012年以来实际增长率逐年呈现的下行趋势，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两个过程特定阶段上的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在关键条件发生变化时便消失。因此，认识这些人口转变的阶段和转折点，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转折点，是认识人口红利的关键。同样，在对人口转变阶段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前预判或及早认识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含义。一方面，通过对决策者和社会各界提出警示，有助于推动政策的相应调整，提示市场和社会对变化了的情形做出恰当的反应;另一方面，有助于找到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关键所在，使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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