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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 陈先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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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作者从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研究近五十年,本书即为其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的集中体现。全书既有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关照,既有生动有趣的古籍知识,又有简明实用的鉴别方法。对全书所选一百多种珍稀古籍善本细致缜密的版本学考究,足见作者的深厚功力。相比国内本就较少的同类书而言,本书堪称顶尖之作。

  内容简介

  陈先行先生积几十年古籍善本研究的丰富经验、深厚功力和研究心得,精选最能代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门类的珍稀古籍善本一百余种,以个案解析的方式,丝丝入扣地讲述古籍的真伪该如何鉴别,价值该如何判定,艺术美感该如何欣赏。不仅可使读者获取丰富的古籍善本收藏、鉴赏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解答了收藏爱好者们在日常的鉴定与赏析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

  本书初版于2003年,一经出版即广受好评,此后多次重版。202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修订版,修订内容包括:(1)补充了作者近十余年来对于版本学的新认识、新见解,并对书中所收古籍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有助于鉴定版本的品种,使本书更具参考价值与实用性;(2)修改了初版时的讹误;(3)鉴于辨识字体在鉴定版本时的重要作用,特地增加了相应的内容;(4)针对当前一些典型的版本鉴定错误,增加了相应品种与文字进行重点揭示。此次新版,系在2020年版的基础上再次修订,以更为完善的面貌呈现于读者。

  作者简介

  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碑帖考订与编目,先后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图馆藏部分)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修订,并主持编纂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目录。曾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目录

  关于版本学的问答 一

  —— 《古籍善本》修订版说明

  玄笈秘囊芸香馥郁 一

  —— 古籍善本漫话

  上编印本挹秀 一

  印本概述 三

  唐刻本《金刚经》 五〇

  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五五

  北宋刻本《长短经》 六四

  北宋刻本《释氏六帖》 七三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 七六

  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 八一

  宋蜀刻小字本《嘉集》 八九

  宋蜀刻本《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 九三

  宋浙刻本配建康郡斋刻本《杜工部集》 九八

  宋浙刻本《会昌一品制集》 一〇五

  宋浙刻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一〇九

  宋浙刻本《王建诗集》 一一五

  宋浙刻本《丁卯集》 一二一

  宋浙刻本《诸儒鸣道》 一二五

  宋浙刻本《集韵》 一二九

  宋浙刻本《唐鉴》 一三六

  宋浙刻本《重彫足本鉴诫录》 一四〇

  二

  古籍善本

  宋浙刻本《艺文类聚》 一四四

  宋浙刻本《东观余论》 一四七

  宋刻本《东莱先生诗集》 一五九

  宋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 一六三

  宋安徽刻本《宛陵先生文集》 一六九

  宋安徽刻本《金石录》 一七四

  宋江西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一八〇

  宋江西刻本《侍郎葛公归愚集》 一八四

  宋江西刻本《资治通鉴纲目》 一八七

  宋江西刻本《曹子建文集》 一九二

  宋江西刻本《古灵先生文集》 一九五

  宋江西刻本《欧阳文忠公集》 一九九

  宋江西刻本《倚松老人文集》 二〇五

  宋刻本《韵语阳秋》 二〇九

  宋建刻本《钜宋广韵》 二一三

  宋建刻本《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 二二〇

  宋建刻本《周髀算经》 二二五

  宋刻本《孔丛子》 二三〇

  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二三四

  蒙古刻本《歌诗编》 二三八

  元刻本《农桑辑要》 二四一

  元大德茶陵陈氏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 二四四

  元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 二四八

  元刻本《诗童子问》 二五二

  明司礼监刻本《五伦书》 二五七

  明刘洪慎独斋刻本《群书考索》 二六〇

  明吴元恭刻本《尔雅》 二六三

  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二六八

  明顾氏世德堂刻本《六子全书》 二七五

  明苏氏通津草堂刻本《诗外传》 二八〇

  明万历刻本《玄玄棋经》 二八七

  明崇祯刻本《二十一史文钞》 二九四

  清康熙刻本《宋稗类钞》 二九八

  清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 三〇二

  清雍正汪亮采刻本《司马氏书仪》 三〇五

  清乾隆刻本《冬心先生续集自序》 三一〇

  清乾隆刻本《梅谷十种书》 三一三

  清乾隆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 三一九

  清黄丕烈刻本《士礼居丛书》 三二三

  宋刻本《梅花喜神谱》 三二六

  明凌濛初刻本《西厢记》 三二九

  清康熙刻本《凌烟阁功臣图》 三三二

  明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 三三六

  明刻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 三三九

  明刻版拱花本《萝轩变古笺谱》 三四二

  明铜活字本《岑嘉州集》 三四五

  明华氏会通馆铜活字本《容斋随笔》 三四八

  清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 三五三

  四

  古籍善本

  下编写本揽翠 三五七

  写本概述 三五九

  明钱手稿本《吴都文粹续集》 三七六

  清曹溶手稿本《德藻堂诗集》 三七九

  清顾嗣立未刻稿本《元诗选》 三八一

  清沈大成稿本《学福斋诗文集》 三八五

  清戴震稿本《声韵考》 三八九

  清翁方纲稿本《四库提要》 三九二

  清焦循手稿本《忆书》 三九七

  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 四〇一

  清朱锡庚辑校稿本《笥河文集》 四〇五

  清顾千里手稿本《释〈梧溪集订讹〉》 四〇九

  四库底本《三朝北盟会编》 四一二

  北魏写本《维摩诘经》 四一五

  明内府抄本《三国志》 四一八

  明柳佥手抄本《渑水燕谭录》 四二〇

  明姚咨手抄本《春秋五论》 四二三

  明杨氏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 四二六

  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养蒙先生文集》 四二九

  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南宋六十家小集》 四三三

  清初抄本《均藻》 四三九

  清吴焯手抄本《玉照堂词钞》 四四二

  清郑燮手抄本《丙丁龟鉴》 四四五

  清马氏小玲珑山馆抄本《雪溪诗》 四四八

  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 四五一

  清陆时化手抄本《江村销夏录》 四五四

  清内府彩绘本《卤簿图》 四五八

  清内府四色精抄本《进瓜记》 四六一

  清严元照手抄本《仪礼要义》 四六四

  清张氏小嬛福地抄本《营造法式》 四六八

  清陆贻典校本《乐府诗集》 四七二

  清何焯批校本《唐音戊签》 四七六

  清卢文校本《流铅集》 四八一

  清鲍廷博校本《胡澹庵先生文集》 四八四

  清吴骞批校本《霏雪录》 四八八

  清丁杰校本《尚书全解多方篇》 四九三

  清陈鳣批校本《学津讨原》 四九七

  清黄丕烈校本《青城山人诗集》 五〇一

  清劳权劳格校本《近光集》《扈从诗》 五〇六

  附录 五一五

  1.常见版本种类 五一七

  2.常见古籍印本纸张 五二三

  3.常见古籍装帧形式 五二五

  4.明清名家稿抄本用纸特征列表 五二八

  精彩书摘

  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2009年以前,孤陋之我,在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三十多年中,

  没见到过正宗颜书《麻姑仙坛记》字体与柳书《玄秘塔》字体的宋刻本。

  自从2009年11月应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邀请访问,相继在宫内厅书陵

  部、京都博物馆看到宋版精美颜体小字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绍兴

  三年浙江四明刻本)、大字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详刻书年月与刊刻

  地),始知之前所见包括北宋《开宝藏》、南宋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

  内的所有两宋蜀刻本,其所谓颜体字都有所变异;同时也了解到,宋代浙

  江刻书,并非清一色采用欧体字。因此,当2014 年底西泠拍卖行征集到浙

  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一书时,就其精美的颜书字体,结合其他

  相关依据,我认为该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是完全可能的。

  而在此之前,早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购藏常熟翁氏藏书时,因研究

  《长短经》的版刻,我已注意到北宋版的欧体字本与南宋版的欧体字本存在

  差异。后来数度访书东瀛,又先后经眼了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孝经》《通

  典》,大阪杏雨书屋收藏的《史记集解》,京都东福寺收藏的《释氏六帖》

  ( 该书日本学界原一直称为《义楚六帖》,定为南宋刻本,经我两度前往鉴

  定,得出刻于北宋、剜改修版于南宋的结论,获日本版本学家尾崎康先生

  认同)、名古屋真福寺收藏的《礼部韵略》等多部北宋本,了解到北宋版的

  欧体字多呈偏狭长形,而南宋版的欧体字(主要是浙刻本),除极个别南宋

  初翻刻北宋本尚保留底本旧貌外(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通典》),字体大

  多已趋方形。故而,以前版本学家们所谓浙刻本“字体方整”的说法,只

  能说符合南宋浙本的大致面貌,北宋本则不然。

  在认识到北宋及个别南宋初之欧体、颜体字刻本有不同于常见南宋刻本之字体后,有种直觉长期萦绕不去,即历史上应该也有正宗柳体字的北宋版流传。而这部昭庆寺省常上人辑刻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卷首那篇大中祥符二年(1009)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骑都尉钱易撰写的《钱塘西湖昭庆寺结浄社集揔序》,正是正宗的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字体(图2),其余目录、序文、碑铭、正文皆《麻姑仙坛记》字体。若将常见南宋福建刻本流行之柳体字与钱易序文字体相较,其差异洵不可以道里计。

  从文本角度判断,此书所收九十人之入西湖昭庆寺莲社诗歌,皆作于

  北宋淳化元年(990)至景德三年(1006)之间。苏易简之序撰于淳化二

  年(991),宋白之结社碑铭撰于淳化元年,丁谓之序撰于景德三年,而钱

  易的总序最后完成,因此,大中祥符二年既是编纂成集的最后之年,应当

  亦是该书付梓之时。因钱序写于该年冬十一月,完成雕版未必在同一年,

  但相去不会很远。而若从出现颜、柳字体异同,尤其是唯独钱易之序文刻

  以柳字的情况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更加符合版刻实际面貌,即在钱序

  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可将丁谓之序视为编成时间的断限),而且

  在钱易送交序文之时,雕版亦已毕功,则钱易之序为后来增刻者,这从该

  书目录未列钱序也可看出端倪。如果包括钱序在内的全书文字同时刊刻,

  似无变换字体之必要,因为这些序文等并非著者手书上版,故钱序以柳字

  面貌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适成该序文系后来增刻之明证。

  由此我甚至认为,即使没有钱氏撰写序文,该书本已成立,故当初很可能已先事开印,即世上曾有无钱氏序文之印本流传也未可知,因为这种现象在雕印古籍的流传中并不鲜见,只是久淹无闻罢了。然则,这篇柳字钱序连同全书得以幸存乃何等可贵,相信伴随研究之深入,人们于其版本学意义的认识将更为深刻。就我目前的经验,这种正宗颜、柳字体同时呈现于一书的宋版,于南宋刻本向所未见,没有刊刻于南宋或更后翻刻的依据。

  当然,仅就此本之成书年代及字体变化特点断定为北宋本,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人们对宋版字体的接受,还停留在对版本学的传统认识之上。因此,能否找到其他同样“硬性”的凭据证明其确为北宋本,是人们最为关注者。不然,人们对其版刻的认识分歧(或以为是明刻本,或以为是域外刻本)将难以消弭。

  虽然迄今没有发现该书有别本单行流传,相关的文献也很缺乏,一时无从考索。但细加检览,发觉原书有一种极易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实亦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的有力证据:该书的序文及大多诗歌文字之刊刻,凡遇佛(古佛、毗卢)、法席、宝偈、省常(上人、高人、常师、导师)、昭庆寺(昭庆)、白莲社(社、白莲、莲社)、华严净行品、朝廷(景祚、京师)、君王(圣主)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的从形式上看似未作抬头,然对须表示尊敬之词,特意作了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其位于行首,实收抬头之效。如钱易之序文,一般每行16字,但“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以国辅之重、辞臣之望”句,为使“国辅”二字抬头,之前一行刻有十七字;“他年入社,愿除陶、谢之俗情”句,为使“社”字抬头,前一行也刻十七字。又如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一文,一般每行十七或十六字,而“杭州昭庆寺僧曰省常”句,为使“昭庆寺”三字抬头,前一行仅刻十五字。而这种现象在正文的入社诗中同样存在,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其正文每行十七字,但第二十六叶上冯亮之诗,首行十八字,次行十七字,即为“除是访师来”句之“师”字、“莲社喜重开”句之“莲社”抬头而设。又如同叶赵干之诗,第三行仅十六字,即为

  “况值相君同如社”之“相君”能在第四行抬头而设。因此,该书行字不等者,每出于抬头之需,非率意而为也。然而,也有十数家入社诗遇上述敬词不作抬头者。如李至之诗有“闻师结香社”句,宋湜之诗有“刺身血写华严品”句,张去华之诗有“就中湖上昭庆寺”、“僧有省常方结社”句,李宗谔之诗有“名入莲华社,心依浄行篇”句等,皆不作抬头。尤其是丁谓之作,其所撰《西湖结社诗序》凡遇敬词皆抬头,而其入社诗有“却作莲华社外人”句却又不抬头。

  在一书中出现空格与跳行抬头、变更行字抬头以及不作抬头三种情况,告诉人们什么?我的认识是,省常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换言之,他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面貌刊刻的。而且遇敬词抬头并非一律,或有遇此词抬头而他词不抬头者,或有遇他词抬头而此词不抬头者,这也是对原稿未作调整统一的反映。至于更改行字以达抬头目的的情况,也并非省常故意所为,而是一依原稿行款,即原稿看似未换行抬头,实际上是抬头的,为了迎合原稿行文形式,不得不作变更行字处理。省常如此做法极为聪明,也很合理,既表示对作者来稿的绝对尊重,又能藉此真实客观反映当时入社诸人对佛教、结社及省常本人的态度,而后者是省常乐见的,这为其通过结社达到儒佛交融的目的作了最好的宣传。正因为省常采取如此编刻之法,不经意中却为该本乃省常(959—1020,后周显德六年至北宋天禧四年)生前所刻,即该本是此书的原刻本作了最好的证明。如果是后来翻刻,人事、朝代既已变迁,则不可能再出现这种版面“杂乱”的情况,其版式行款也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想到,通常治版本者对行款都很重视,行款不同,意味本子不同,版本系统可能也不同。然而,对同一本子出现的行字不同,人们往往不怎么重视,以为是刻书者率意而为,于其产生原因缺乏了解。这部北宋本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行字不等在鉴定版本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很可能是定夺系原刻抑或翻刻的一个重要依据。

  对于此本是否刊刻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可作进一步研究者尚不止于此,即如避讳与刷印问题,亦是人们聚焦所在,属于绕不开的讨论话题。

  此本仅一处出现“竟”字缺笔(第十六叶下谢泌“虎溪人散后,兹会竟谁寻”句),系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按我们以往的认识,相关之“境”字、赵匡胤始祖名讳之“玄”字也应规避,但书中多次出现,皆未避讳。那么,该本呈避讳粗疏之现象,是否意味着存在版本疑问呢?我并不这么认为。迄今所知,宋代政府对避讳正式提出要求,系从景祐四年

  (1037)颁布《礼部韵略》始,之前究竟如何,因未悉官方是否曾有明文规定,不得而知。而南宋学者程大昌、洪迈等凡对宋代避讳有所讨论者,也皆未言及北宋前期文献避讳故实。该本既刊刻在前,自然不能以《礼部韵略》所定之例作为鉴定此本之依据。因此,我们只能将此本视为当时处理避讳的某一种版刻现象,这种现象仅属个别抑或普遍存在,在没有见到更多同时期或更早宋版之前,尚不能妄下结论,但其于研究宋代避讳及鉴定版本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此本虽释氏所刻,但该书涉及苏易简、宋白、向敏中、王旦、丁谓等一大批高官政要,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这本来就是结莲社的特质,省常当然不会没有这种政治敏感,倘若当时官方也有像

  《礼部韵略》那样对避讳有严格规定,省常岂能轻忽而导致其结社之举功

  败垂成?循此思路分析,可以做出推测,在《礼部韵略》颁布之前,避讳

  并不严格;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是可以确定的。

  再谈该本的刷印年代问题。当我甫见此书原本即疑其为北宋所刻时,

  书友告知,出于谨慎,已取纸样寄往美国做碳14测试。我虽一向肯定“观

  风望气”于鉴定版本之重要作用,同时又强调以“ 观风望气”鉴定版本之

  不易,但我也绝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希望鉴定版本同样能够与时俱进。

  然而大家知道,碳14测试只能鉴纸而不能定本,即只能测试出纸张的大概

  年代,却无法断定版本的刊刻年代。该本碳14测试的最终结果,其纸张

  的制作定在公元1024年至1189年期间,即北宋天圣二年至南宋淳熙十六

  年,虽时间跨度较大,宋纸则确定无疑。或许有人会说,是明刻本用宋纸

  刷印,甚至说这是一部朝鲜“宋版”,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但如果结合上

  述情况判断,这些说法显然皆不能成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即使按

  碳14测试出的年代上限,也要晚于大中祥符十数年,又当如何解释?其实

  这并不矛盾。稍有鉴定版本经验者,视此本版匡有断缺,文字有残损,便

  知其为后印之本。惟此本卷末残缺(其目录所载《紫微舍人孙公结社碑阴》

  未见全文),不详是否另有重印跋文,故难以肯定其确切刷印年代。即便如

  此,我们结合避讳问题的讨论,并根据其刷印时未及修版的情况,同样可

  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该本之刷印不会晚于景祐四年颁布《礼部韵略》

  之后,否则,出于政治因素,虽然省常已圆寂,其后人也必定要对相关避

  讳字作重新处理,当然也会对残损之文字进行修补。

  此本2015年曾上北京卓德拍卖公司秋拍,最终被海上枫江书屋主人慧

  眼收得,在国内二十余年古籍拍卖史上书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前言/序言

  玄笈秘囊.芸香馥郁——古籍善本漫话

  古籍善本,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大为普通百姓所感知的。即使见诸报章杂志介绍,人们也往往置若罔闻。其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陆图书馆界曾着手干了一起前无古人的伟业——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项工作的起因,是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遗愿。其目的在于:一、肃清“文化大革命”所谓“扫

  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余毒,摸清家底,使古籍善本得到有效保护;二、为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资讯条件;三、培养一批从事古籍版本目录研究的年轻专业人才,以改变图书馆古籍整理人员存在的青黄不接的状况。应该说,编制这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一批志士仁人关起门来搞,对什么叫做善本,门外的老百姓依然不知不晓,自然也不会产生兴趣,因而该书目的意义并未被广泛认识,其功能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伴随着每次拍卖活动,总有几家公司举办“古籍善本”专场,而那些破旧的线装书居然能卖大价钱!于是人们一下子感兴趣了,有的回家翻箱倒柜,搜索有无祖传之物;有的四处寻觅冷摊,希冀有所发现。此刻,哪怕获得片叶败纸,也是奉若宝贝,至于是否善本,因为仍在知识的“初级阶段”,多数人自然是不大懂的。但是,人们毕竟知道收集与保护古籍了,市场经济起的作用真是大得可以。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海图书馆在2000年春季花重金从美国买回翁同龢五世收藏的那批善本了,五百多册古书,竟然值四百五十万美金,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得家喻户晓,实在是挺诱人的。自那时起,图书馆古籍部可更热闹了,不断有人或打电话咨询,或上门求教,“什么是善本?我这部书是善本吗?值多少钱?”有些人甚至专程乘火车或飞机从外埠赶来委托鉴定,尽管拿来的有些书还抵不上火车票、飞机票,但这份热情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时代面貌的一种反映——爱护古籍真是深入人心了。于是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为他们做些有关普及版本知识工作的想法,使他们能入其门而自觉地始终保持这份热情,并能影响后人。因为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广大民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来想必亦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只要在电脑上搜索一下“善本”或“版本学”之类的名词,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现成的专著与论文已有许多,既有通史性的论述,也有断代或某个专题的研究,一下子还真读不过来。这些著述在理论上已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初学者而言,由于缺乏感性知识,光是枯涩的文字,很难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作用于实践。讲版本而离开实物,犹如纸上谈兵,纵使将讲义背得滚瓜烂熟,书放到你面前仍然识不得。所以那些在大学讲授版本学的老师,每年总要带学生到图书馆来看看实物,请图书馆的专家作实物讲解,使理论与实际有所联系。这种实物讲解,自然比学校教室中的板书来得生动直观,学生们的兴趣也油然而生,效果很好。我曾建议将大学里的版本学课程统统移至图书馆来上,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所以至今也未能实现这一良好愿望。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更加感到无奈了。于是我想,是不是能写这样一本书,不去作学院式的系统理论阐述,而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善本,作一些个案讲评,重要的是要配上插图,附带一些常识或掌故,这样使人们读起来能较为轻松,如同实物讲解,容易得到启发,举一而能反三,比较实用。但是否能写好,心里并没有底。如果光是炒炒冷饭,不痛不痒地泛泛而谈,圈内朋友不会要看,你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心得吧?但如果满篇都是考证文字,刻意追求老套的面面俱到,又有几个读者会有兴趣呢?限于才识,真要做到有点特点,能够雅俗共赏,谈何容易。只能试试看,抛砖引玉,祈盼读者的批评以纠正不足。

  究竟什么是“善本”呢?许多专业人士都作过诠释,但说法不尽相同,主要是对古人关于“善本”的说法存在认知差异。而离开客观实际作理论探讨又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善本”这个名词出现在雕版印刷开始兴盛的宋代。如果没有更新资料的发现,人们经常引用的是如下数条资料:

  一、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二、朱弁《曲洧旧闻》卷四: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蓄书,以次道家为善本。

  三、《曲洧旧闻》卷四又说:穆修在本朝初为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四、周煇《清波杂志》:国朝庆历年间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尔后于《总目》外,日益搜补校正,皆为善本。

  五、江少虞《事实类苑》: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

  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七、李文叔《战国策序》:今《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

  八、沈揆《颜氏家训序》: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雠。

  九、董棻《世说新语跋》:《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者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余家旧藏,盖得自王原叔家,始得晏元献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最为善本。

  十、《宋史•王诛传》:子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

  十一、《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宣和七年四月九日,提举秘书省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与三馆秘阁现管账目比对到所无书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秘书省官校勘,并系善本。

  十二、黄伯思《东观余论》:逸少《十七帖》,书中龙也,仆得善本,每喜临学。此卷虽不足以追踪遐轨,故自有合。

  十三、宋高宗《翰墨志》:《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异象皆存,在议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十四、洪迈《容斋四笔》: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

  从以上引述看,大都直接表明以文字校勘无误、内容完足的本子称为善本。也有含义不甚明了者,试作分析。如第三条,所谓韩、柳集子善本,并未言明善在何处。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唐以前的古本,因推演为以古本为善。其实除宋人的著作外,宋代刻本大多源出于唐五代以前写本,在当时并不算古,也不算难得。结合第二条分析,这里的“韩、柳善本”,应当亦是指文字、内容正确完足的本子。再如第十二至十四条,讲的是法帖,有学者也认为是以古为善。但细审其义,是以镌刻逼真原迹面貌为善,相对粗劣失真的刻本而言,则与其他各条强调文字校勘无讹是一个层面上的意思,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宋人眼中的善本,主要指文字正确与内容完整的本子,并不涉及版本的文物价值。岂止是宋人,元人的“善本”观大率亦是如此。如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云:“节斋患严陵本字小且讹,于是精加雠校,易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谓为天下之善本也。”因此,宋元人所讲的善本属于校勘学范畴,与后来版本学讲的善本概念是有差异的。

  那么,版本学的善本概念又是什么呢?就是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的版本,尤其重在文物价值。这样说,有些学问家恐怕接受不了,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这里,有必要先简略谈一下版本学的形成与发展,以便进一步了解“善本”含义的嬗变。

  拙编《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的前言对版本学有这样一段表述:“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主要以客观存在的各种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征与异同,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包括考订版本源流,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为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问题。当然,研究版本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亦属于版本学的范畴,但离开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为古籍版本学。”为什么强调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是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呢?因为这正是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校勘学、目录学不解决鉴定版本真伪问题,而区分版本优劣不仅是判断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包括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因此,当版本需要鉴定真伪,当人们重视版本的文物价值的时候,版本学也开始形成了。我把这个时间定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从那时起,随着宋元旧本的日见稀少,其文物与文献价值凸显,为牟取暴利,社会上出现了伪本(请注意,这里讲的是“本”而不是“书”,因为图书的作伪,在汉代已出现),于是便有了如何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评估版本文物价值的需要,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在明人王世贞、高濂、屠隆、胡应麟、谢肇淛等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论述,或对作伪予以揭露,或对宋、元本特征(包括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校刻质量)进行探讨,或对版本的文物价值作分类评估,这标志着版本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不过,明人所作的版本研究还是较为初步的,也没有形成风气,所以大多数明人书目都不著录版本。而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藏书推崇宋元旧本,编目讲究版本著录,并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善本书目与专事考订版本的提要目录,反映出版本的文物价值与鉴定考订版本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识,由此使版本学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最有代表与影响的是乾隆、嘉庆年间分别由于敏中与彭元瑞相继奉敕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图1、2),这两部版本目录不仅在著录上有所进步(如详记收藏家印鉴),而且所收录的主要是宋元旧本、影宋抄本及较为稀见的明本,这实际上表明,以文物价值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来评判版本的善与否不仅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善本实际上已成为旧本的代名词了。而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在所居住的

  嘉惠堂单辟一个房间名曰“善本书室”,专门贮藏稀见的旧刻、旧抄本,继而又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印了《善本书室藏书志》。自此以后,“善本”的名与实都已不是宋元时代那种涵义了。

  当然,校勘家眼中的“善本”概念并未被人们否定过,即使版本学家们,在赏鉴版本的过程中,也往往重视该本是否具有校勘价值,但这仅仅是评价善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在确定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再区分其文献价值的高低。说白了,物以稀为贵,即文物价值的高低,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是版本学家判别善本的主要标准。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曾经想改变这种善本观,他在为学子们编写的《书目答问》中,对“善本”下了三条定义:一是足本,指文字完足,未经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本,指精校、精注的本子;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他既从读书的角度强调学术价值,又不否认文物价值的因素,说得没错。但人们看到,除非是名家手迹,有哪一家将《书目答问》中所开列的清儒精校精注通行本收入善本书目之中呢?没有。不要说那时没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说最具权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吧,其编纂之初对善本也曾下了类似张之洞说法的定义,即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这一说法一时颇为流行。但观其收录标准,如果不是宋元本、旧抄本或名家批校题跋的手迹本,就必定强调以流传稀少为前提,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本子,哪怕再有学术性或艺术性,如果流传较多,它是不会收的。因此,这部书目实际同《善本书室藏书志》一样,是《天禄琳琅书目》的延伸,归根到底,重在“历史文物性”一性而已,其他两性只是附庸。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其实也无须否认,因为随着版本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斗转星移,人们对什么是“善本”实际上早已约定俗成,这并不妨碍大家做各自的学问,有什么可指责或争论的呢?

  然而,有一点必须清楚,善本的内涵不是固定的,由于古籍流传的日趋稀少,版本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当初《天禄琳琅书目》还只收了少量明代正嘉间的仿宋刻本,而《善本书室藏书志》则已经出现万历刻本了,说明在光绪年间,有些明后期刻本也不容易得到了。而在今天,大多数图书馆已将善本的年限划在了1795年,也就是说,除名家批校题跋本与极稀见的清后期版本外,只要是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都属于善本的范围。虽然对一些收藏特别丰富的大图书馆而言,这个标准有些宽滥,但如果不通过拍卖渠道,现在又从哪里再能轻易得到即使是乾隆六十年的刻本呢?何况拍卖市场上的古籍数量无多,品种亦少。公藏如此,那么在私家的眼中就更见珍贵,所以现在只要有古籍拍卖,都理直气壮地称为善本,甚至民国间的一些精刻本与流传稀少的影印本也都拍出了高价。如果有一天,那些刊刻于乾隆以后的清儒精校、精注本真的入善本之列,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样的本子实际上也已属于难得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的流传只会减少而不会再产生,其价值是在不断增长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将会根据人们各自不同的识见与条件产生出富于想象变化的上升空间,那么,多学一点版本知识,于公于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有益的。

  前面说过,这不是一本系统的版本学概论性质的书。但既然也是在讲版本,总要涉及有关常识,因此我把所写的这些小文大致分为印本与写本两类,在每类之前介绍一些赏鉴方面的知识,使读者能在宏观上多少也找到点眉目。

  或许有的读者不仅想了解善本,更有收藏善本的意趣,那么我想告诉读者,不要只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订,也须将眼光放在收藏源流上,这样可以较为立体地认识善本。譬如人们都知道常熟翁氏的藏书很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七八种宋本,不仅是海内孤本,而且是后来翻刻或传抄的祖本,这当然都是对的。但上海图书馆钟情翁氏藏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有些书是怡亲王府的旧藏。怡府的藏书要追溯至乾隆时期的主人弘晓,他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藏大都为人间罕见秘本,钤有“怡亲王宝”、“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等印。《四库全书》开馆,各地都奉旨进献藏书,只有怡府不买乾隆的账,鲜有进呈。那时有不少书世人皆以为失传,其实在怡府往往藏有孤本(如元刻本《农桑辑要》),因此怡府的藏书令人心驰神往。在秘守一百多年之后的同治初年,怡府书库终于被打开,原因是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包括袭爵怡亲王的载垣在内的八大顾命大臣送上了断头台,致使怡府没落,藏书无可奈何地流散了出来。当时捷足先登买到怡府藏书的主要有四大家,即山东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江苏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浙江仁和朱学勤结一庐及翁同龢。杨、潘、朱三家的藏书名头都在翁同龢之上。而滂喜斋的部分藏书(共七十六种,其中宋元本四十三种)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而入藏上图(后来上图又陆续收得滂喜斋旧藏宋本《杜工部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金石录》四种,以及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编》一种),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共四百五十种,其中宋元本五十三种)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张子美先生捐赠给上图,倘若翁家的书也能为上图所得,三家藏书中的怡府旧藏便能相对集中,岂不又是一则足以流传后世的书林佳话?所以直至今天,当我把览宋明州本《集韵》、建本《邵子观物篇》、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等怡府旧藏时,依然有着2000年春代表上图前往北京鉴定翁氏藏书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之感。藏书的聚散,折射出国与家的兴衰,并衍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因而赏鉴版本不仅重在版本源流,也是要讲究收藏源流的。一部书除了它固有的版本价值外,在流传过程中经名家收藏或批校题跋,哪怕增盖一个印章,都会有所增值。而更为美妙的是那些衍生的故事一旦被你发现,会为你带来意外的娱悦,反过来又会使你对这部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就此引申开来,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同一种书,人们本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对其版本价值的认知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初学的读者通过本书多少能拓宽认知善本的视野,那我将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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