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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作者简介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曾获国际传播学会(ICA)“最佳论文一等奖”、中国互联网研究学会(CIRC)“年度最佳论文奖”、中国新闻史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新媒体启皓奖“卓越学术奖”等。

　　精彩书评

　　新技术正在变革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以及“劳动”，而孙萍博士敏锐捕捉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她的这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揭示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在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作者从2017年至2024年，对外卖骑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通过访谈、问卷、跟跑单等多种方式，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这本著作通过丰富的实地调研数据，描绘了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展示了他们在城市中如候鸟般来去匆匆的生活。作者指出，外卖骑手虽然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中涌现，但这一职业充满了临时性和过渡性，许多骑手并不打算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谋生手段。通过分析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作者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强调外卖骑手的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就业，也不是简单的零工劳动，而是一种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状态。这种过渡性不仅反映了骑手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迷茫和不确定，也揭示了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的控制方式的转变——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包括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平台组织对骑手流动性的推动等。作者通过深入精细的研究，展示了外卖骑手在面对高强度、高压力工作时的挣扎与努力，揭示了这一群体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劳动困境和生活状态。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不仅是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生动描绘，更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形态变化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平台社会、平台经济、零工劳动以及现代社会劳动关系、新型传播关系的学者和从业者来说，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智媒中心主任

　　《过渡劳动》是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作者孙萍博士花了七年时间，以访谈、问卷等多元方法搜集资料;调硏范围遍及国内东西南北的大都市及城镇。所获资料的丰富、深入、多样，应属空前。

　　孙萍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阐述她的发现和分析。她一边书写外卖骑手的生命故事，一边开展与中外相关社会理论的对话，也着紧新理论概念的提炼，故全书不时见到鲜活资料与精辟分析相互映照的情境。

　　孙萍的分析是历史的、脉络化的、跨学科的、跨社会层次的，见树又见林的。她结合国内的境况，包括经济产业转型、平台资本兴起、联结性网络科技发展及城镇化，来探究外卖骑手何以应运而生的条件、机制和过程。她对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组织形态、劳动方式、劳动文化——特別是外卖骑手劳动的过渡性——以至算法在当中的作用，都有深入细致的阐析。

　　《过渡劳动》是一本用力用心写成的专著，有望成为当代劳动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值得在此向大家诚意推荐。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

　　那些年轻的生命风雨无阻地奔跑着，连成了一条条城市流动的人体输送带。高精尖的数字智能技术与低端劳动之间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了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日常。年轻的孙萍博士(和她所在的调研小组)花了7年多的时间、跑了19个城市、访谈了200名骑手，这算得上是当今中国乃至全球学术界的一个壮举。这样的行动主义激情终于透过这本书得以呈现：技术、市场、制度、人性如何“共谋”制造了高科技下新的不平等关系?透过这些骑手的生活和访谈，城乡、阶层、性别等社会问题得到了一一的剖析。

　　社会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提到“悬浮蜂鸟”，用来形容那些流动中停不下来的生命状态。孙萍的“过渡劳动”，将“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做了更聚焦、更深切的概念拓展。“过渡劳动”使外卖劳动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劳动者愿望的临时性和他们对平台的依附性、“过渡”本来蕴含的一个可期许的未来与现实中成了“永久且常态的存在”

　　……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制造了过渡劳动的资本、技术、生产能让生命顺利过渡到彼岸，那么，如何摆脱过渡劳动的枷锁?我们需要从这本书中寻找答案。

　　——丁未，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本书彰显了平台社会变迁中一种非常强烈的观感，即永久性的过渡劳动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作品，作者为此付出了持久的、令人钦佩的努力。骑手们精彩的故事、人生经历和街头智慧汇聚于此，想要了解中国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的人，不能错过此书。

　　——胡正荣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好的学者，应该将宝贵的知识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对社会问题产生真实的冲击。三年前，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就产生过类似的社会轰动。此“檄文”一出，所有O2O行业的老板们都如坐针毡，悚然自省。

　　其中，也包括我。

　　那篇报道，不仅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也唤醒了平台企业的良心质问和自我纠偏。2021年9月，“美团”开始向全社会公开骑手配送时间的算法，接受公众监督。2022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

　　历史，就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被孙萍这样的“孤勇者”推动。

　　而这本《过渡劳动》，就走得更远。它势必会促进更深入广泛的公众和企业界思考——如何在骑手、用户和企业竞争市场份额之间，寻找更公正的平衡边界。它在拷问所有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共情和同理心，去探索一种兼顾了大多数人福祉的：

　　“人民的算法”。

　　我推荐你立刻买一本。开始读。

　　——黄宾，e代驾创始人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劳动社会学调研报告。作者基于经年累月的田野工作，将原始的生动访谈和精彩的理论分析编织在一起，娓娓道来，讲述了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这一劳动群体尚未结束的故事。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劳动者的理解与尊重，在这个旧有结构与新技术权力绞合的时代，释放出一种温暖的力量。

　　该书的导论其实也是全书的结论，值得重读与思考。“过渡劳动”的概念是作者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对现代劳动渐成趋势的预示和命名。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性的劳动在被数字技术进一步破碎化，甚至成为永恒的困局，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共同体的联结都成了大大的问号。作者揭示的当下和可见未来的困境令人深思。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于孙萍笔下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过渡劳动或临时劳动;但是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过渡劳动中去中心化但又无比精细的数字化和平台化控制技术，正在成为工作的常态，渗透到各个行业。因此，关切他们的状态，就是在关切我们自己。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过渡劳动”关注的是“临时”的现象，却因为突破了对骑手的单一苦情描述，超越了批判的控诉话语，展现了千千万万生命个体丰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世界，从而具有了“长时段”的生命力。七年多的田野调查，作者不仅访谈了骑手，还有店家、平台、消费者等等。作者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我初见时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现场有神灵”的活榜样。只有有着丰富体验和同理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平视”的书写。这本书，也因此适合每一个试图在结构压力和系统困顿之外寻求意义的你。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孙萍的著作基于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以外卖骑手的劳动和生活体验为中心，结合对数据技术、平台管理方式、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宏观背景的分析，揭示了平台经济如何把高强度的个体劳动有效组织起来，却让劳动者无法组织自己。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介入当下经济社会变迁的范例。

　　——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孙萍以她长期的理论积累与田野经验，聚焦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系统阐释“过渡劳动”这一重要的学术概念，不仅展现外卖骑手的劳动，更刻画他们的生活与生命，构成对当下“数字中国”一个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分析，值得大力推荐。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

　　目录

　　序一 文/卜卫 i

　　序二 文/邱林川 ix

　　导论 建构过渡性 \ 001

　　控制之外 \ 005

　　过渡劳动 \ 010

　　外卖：平台与骑手 \ 018

　　我的田野 \ 026

　　视角与结构 \ 032

　　第一章 组织化与灵活性 \ 001

　　细化的类别 \ 006

　　扩张的中介 \ 014

　　站点 \ 031

　　隐匿与转变 \ 037

　　第二章 算法与系统 \ 049

　　“初识”算法 \ 053

　　加入“游戏” \ 059

　　无限游戏的二重奏 \ 063

　　系统的进化 \ 081

　　系统困局 \ 093

　　第三章 学做骑手 \ 107

　　“自由的选择” \ 112

　　“学习”服务 \ 130

　　黏性劳动 \ 153

　　第四章 区隔劳动 \ 175

　　风险与“不确定” \ 181

　　时空的阶层感 \ 196

　　何以为家 \ 222

　　第五章 女骑手 \ 245

　　家的藩篱 \ 252

　　拥抱未知 \ 267

　　媒介化的姐妹情谊 \ 283

　　身份的桥接 \ 292

　　第六章 数字韧性 \ 297

　　“小白骑手”：过渡与悬浮 \ 304

　　“逆算法”的实践策略 \ 320

　　媒介化社群 \ 337

　　结语　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 \ 357

　　流动的“投机者” \ 363

　　碎片式无助 \ 366

　　为什么留下，为什么离开 \ 370

　　参考文献 \ 375

　　精彩书摘

　　拥抱未知

　　走上街头

　　对于许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送外卖是一项流动性工作，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诸多目的地之间游走。当外卖骑手穿上工作服，带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个个流动广告牌，不断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现自己的劳动。外卖劳动既是流动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习惯了从事诸多“不可见”的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不太“抛头露面”。当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跑外卖的过程带有鲜明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情绪，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带有自我蔑视的体验感。这样的羞耻感与我们在第三章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联系紧密。当然，对于女性而言，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孙丽丽42岁，河北承德人。认识孙丽丽是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我们未曾谋面，一直用微信语音沟通。她说话直率，并不避讳。每次讲起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她都觉得“很丢人”：

　　看见路边有跑单的外卖员，就问人家。下载了一个软件，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明白，挺丢人的。(别人看见)一个女的来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单去哪儿。导航也不会变通，面对的是一堵墙，封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在那儿绕，怎么也出不来。超时很急，感觉又害臊又难。

　　孙丽丽以前在河北老家种过香菇、做过餐厅服务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跑外卖。2019年冬天，丈夫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让她很慌张。孙丽丽从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卖能挣钱。“说第一个月挣了六千，第二个月七千，到后面能挣到一万多。”孙丽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觉得太危险，让她继续留在县城工作。她兜着县城找了一大圈，没有地方收留她。家人无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孙丽丽来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帮助下，进了北京西城的一个站点。

　　自认为丢人或者羞耻这种情绪在女性刚进入外卖行业时尤为突出。作为初来乍到的“少数人群”，不熟悉路况、对外卖一知半解，难免会担忧和害怕。“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话语常被她们挂在嘴边。刚开始跑单时，孙丽丽不好意思与男骑手走得太近。临近午休，当骑手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聊天时，孙丽丽很羡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说自己“不好意思过去”。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男骑手)。他们在广场边上，一排排在那儿等单子。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又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是什么态度，就一直没理过他们。如果在那边，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后面。

　　我在调研时经常看见诸如此类的场景，一边是男骑手三五成群地抽烟聊天打游戏，一边是一个或稀疏的几个女骑手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单，并不怎么说话。女性的难以融入尤为明显。不少学者曾论述过职业或行业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藩篱，朱迪斯·M.杰森和凯西·佩斯使用了“边界”(boundary)这一概念。她们认为，性别的边界一方面有划分类别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空间分配上的性别关系，它彰显着一种微妙的彼此隔绝的关系，即“谁应该被接纳，谁应该被排除”。企业文化、夜间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带有显著的性别边界感，对男性气质的召唤往往使女性难以融入。多数女性在访谈时都会提到家人劝阻自己跑外卖，认为这份工作“不好”“不体面”。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收入不高。相较于工厂，跑外卖的收入其实更加可观。“交通事故”“抛头露面”“风吹日晒”成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女性走上街头也的确会遇到性别审视的问题。

　　拉珍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四川康定。2021年采访她的时候，她二十岁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卖。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间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过半年外卖。

　　在成都的时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调戏我，客户(都)从来没有调戏过我。我就想，都这么大的人了，调戏我干嘛。但是你不能表现得特别脆弱，就是软弱的那种，你越软弱他越会调戏你。要表现得强硬一点，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骂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态度就是那种很强硬的，给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拉珍讲自己和成都“老保安”斗智斗勇的故事，言语幽默，逗得调研小组的同学哈哈大笑。但是这背后她为此吃的苦头以及产生的内心波澜，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在外卖领域，“男性审视”依旧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这给初期加入外卖行列的女骑手带来了严重的身体羞耻和情绪焦虑。对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别藩篱和基于此而形成的羞耻感十分有挑战性。在劳动的过程中，女骑手一方面要规划自己并不熟悉的接送单路线，另一方面因无人指导而焦虑难耐，经常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关站点的一位女骑手，加入众包骑手时的新手经历让她难以忘怀：

　　众包需要抢单，不停地刷手机，老抢不到。一开始有新人奖励。每天给10单，一单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饭好几十。拿到手里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学校，也还有消费。其他外卖员介绍我外挂神器，没什么用。你会抢单心切，抢一个距离有五六公里的单，到了结果电瓶车没电了，只能推着回来。

　　孙丽丽和柳方的入职经历十分相似。作为女骑手，她们一开始很少参与街边对话，也难以融入男性骑手社群，因此她们也无法参与男骑手们临时发起的转单、抢单活动。这对她们一开始的骑手成长之路产生了影响。街头的男性骑手三五成群，时而开口说黄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参与。由于脱离街头社群，她们无法知道抢单的技巧，也无法得到骑手间转单的庇护和照应。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她们跑外卖的难度。柳方跟我讲述自己熟悉环境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刚开始那闹的笑话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辉超市拿货。不知道配送点在哪里。我从正门进去，没找到，收银员跟我说在另一边。我走过去，还是没找到。我又从正门进去，碰见保安，保安见我不知道，带着我去了楼下仓库，才知道取货点在那里。从仓库拿了东西出来，发现是从后门出来的。电动车还在正门。离着有两公里，可远了。不知道怎么办。(笑)碰见一个同事，骑电动车把我给带到正门。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慢慢习惯了街头人们并不怎么关注的眼光，孙丽丽和柳方在后面几个月的跑单过程中变得大胆了起来。柳方开始尝试在等单的时候跟男骑手主动搭话，问他们一些问题。一旦迈出第一步，打破尴尬，她开始发现身边的男骑手其实“比较好相处”。有的人听说她是新手，会热情地给她讲一些抢单的技巧，告诉她如何根据远近、楼层、餐品来挑选“好单子”。柳方逐渐开始知道其中的窍门。有的骑手在她送餐着急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几个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众包外卖员混熟了，知道了骑手们相对固定的聚集地。在没有单子的时候，她会主动跑去聚集点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们找她做采访时，她甚至跑去了男骑手的宿舍，跟他们一起聊天、玩游戏。

　　与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帮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耻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刚开始跑外卖时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候甚至可以在街头很大声地与男骑手逗乐、开玩笑。当然，这样有效的融入并不多，众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职需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难以像男性骑手那样形成持久的街头社群关系。

　　女骑手的劳动场景让我看到，性别的展演并不单纯地存在于市场或家庭中的某一场域。相反，性别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场和家庭两个场域。如果把性别的建构看作个体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么，平台的送单劳动与家庭再生产场域的非物质劳动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女骑手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并没有将自身的家庭和平台的劳动分开，恰恰相反，她们在既有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其平台劳动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再生产劳动通过“补给”和“调试”的方式支撑着她们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又通过市场化的支持反过来“支撑”和“改造”女性的现有生活。

　　例如，女骑手在参与送餐劳动时面临着由性别身份向劳动身份转型的挑战，这样的身份调试使女骑手在具体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现“示弱劳动”的一面，而基于家庭场域形成的策略和强支撑关系常使女骑手的“示弱劳动”转弱为强，有效地帮助其实现个人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以平台外卖劳动为契机，女骑手积极参与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体的“仪式性”展演，她们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谊”，形塑了基于独立自强和“家人关系”的社群文化。虽然受到再生产领域性别规范的羁绊，但是她们在外卖场域下的性别劳动并没有完全复制传统性别规则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带有强烈的能动性和策略性。

　　换句话说，女外卖员是具有理性的、主体性的个体。她们进入外卖行业有着自己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包括赚取额外收入、照顾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等。平台劳动的低端数字红利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机会，女骑手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取自我收益。平台劳动可以作为其临时性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市场化生产领域。外卖平台承载了劳动赋权和性别隔离的双重角色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平台为女性提供了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形态，平台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但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了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表征机制之一，换句话说，性别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它不仅是解释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更是解释社会等级差异的重要变量。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过于偏向流行文化、语言符号、内容话语等层面的不平等，却忽视了女性在根本上无法占领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普遍事实。女性主义的研究需要我们从“她”的实践经验出发，观照和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轻率地对她们进行判断或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