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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米塞斯创造性地将所有经济学的知识整合在一起，过去伪存真，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洞察力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科——《人的行为》，这是整个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本真正综合性的专著。在这本巨著里，市场不再是分散隔离的局部现象，而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不仅如此，他还史无前例地将社会、政治、历史等学科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解。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在人的自利驱动下可以造福整个社会。而米塞斯则进一步提出自利是人类组成社会的根本原因。人在理性的指引下认识到，交换、分工和合作能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而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一定可以带来更持久的物质繁荣和精神富足。

　　《人的行动》是经济学的极致;它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它立基于行动着的人，即在现实世界中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体的分析之上。它是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充分地发掘了人的行动的逻辑含义。这本书所呈现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完整而合乎理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仍然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应当有更多的经济理论家对米塞斯的学说作更深入的研究，应当有更多人思考人的理性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源，以及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减少纷争，通过合作实现长久繁荣。

　　作者简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米赛斯是20世纪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思想家。他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市(现乌克兰利沃夫)，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教育，并在那里受到了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的深刻影响。米塞斯于1906年获得了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美国，并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米塞斯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米塞斯的代表作包括《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社会主义》(Socialism)、《货币与信用原理》(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等。

　　译者

　　谢宗林，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曾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常在《经济前瞻》《东南亚经贸报导》等知名专业期刊发表论述，译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合译)以及《不要命的自负》(哈耶克著)等。

　　前言/序言

　　导　论

　　第一节　经济学与行为学

　　经济学是所有科学当中最年轻的。没错，过去两百余年，许多新科学从古希腊人所熟知的学科中诞生出来。然而，那不过是一些原本属于旧有的学识体系中的局部知识现在变成独立的学科罢了。原有的研究领域现在分得更精细，也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人们发现了一些过去没注意到的角落，而且开始运用一些不同于古人的观点来研究事物;但是，研究领域本身并没有扩大。经济学就不同了，它给人类开拓了一个人类从前不可能触及，也从未想到的科学领域。种种市场现象在发生的顺序和相互依存中，竟然有其规律!这种规律的发现，超出了传统学识体系的范围，它所传达的知识既不能被当成逻辑学，也不能被当成数学、心理学、物理学或生物学。

　　自古以来，哲学家一直热衷于琢磨上帝或天理究竟想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达到哪些目的，他们在探索人类的命运和演化所遵循的法则。然而，即使是那些没有任何神学倾向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都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他们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来论述，或将其论述成类似于“国家”“民族”或“教派”等整体概念。他们很随意地设定一些目的，并认为这些整体的行动必然导向那些目的。但是，他们无法圆满地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各个不同的行为人如此这般行动，从而达成那个所谓不可撼动的整体演化进程的目标。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些令人绝望的幻想，比如神灵通过启示或委派先知与圣化的领袖作为神的使者，做出神奇的干涉;或是上帝早先规划好的和谐;或是一种注定的命运;或是某一神秘的、匪夷所思的“世界精神”或“民族灵魂”运作使然。其他思想家则说，是某一“天理的诡计”在人的心中植入了某种冲动，驱使行为人不经意地沿着天理指定的那条道路前进。

　　另一些哲学家则比较务实，他们没去揣测天理或上帝的意图，而是从实际统治的观点看待人间世事。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建立政治行为的规则，这是一套关于统治和可供政治家使用的技巧。他们当中喜欢理论遐想的人，勾勒出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彻底改革和重建社会。他们当中比较谦虚的人，则满足于收集与系统化整理历史经验资料。但是，他们全都认为，与人的思想推理过程和自然现象的发生顺序不同，社会活动的过程没有规律性和恒久性可言。他们不去探索社会合作的法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能随心所欲地组织社会。如果社会状况满足不了改革者的愿望，如果事实证明改革者的乌托邦无法实现，那么这样的过错乃是人类欠缺道德所致。于是，社会问题被当成了伦理问题。他们认为，要建构理想的社会，只需要有好的统治者和善良的公民，只要人们保持正直，任何乌托邦都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市场现象是有必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这个发现推翻了前面的见解。人们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得面对这个崭新的社会观。人们惊愕地发现，在善与恶，正与邪，

　　公道与不公道之外，还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人的行为。在社会活动中，现象总是遵循某一规律;人，如果想达到某种目的，就必须按照该规律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们以思想检查员的态度，根据武断的标准和主观的价值判断来看待社会事实是没用的;反而必须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法则那样，研究人的行为与社会合作的法则。于是，人的行为与社会合作被当成一门旨在探索、研究某些真实给定关系的科学，而不再被当成一门讨论万事万物应该如何的规范性学科;这样的转变，不管是对知识和哲学，还是对社会行为而言，都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革命。

　　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由此一思想方法的根本改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只对整个行为领域当中的一小部分有影响，也就是只对市场现象的研究有影响。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遇到了一个他们未能移除的障碍，那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表面上的矛盾。

　　这个价值理论的缺陷迫使他们限制了科学探索的范围。直到19世纪后期，政治经济学仍旧只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中有关“经济”那一方面的科学，即只是一套关于财富和自私的理论。它所论述的人的行为仅限于那种被所谓利润动机所驱使的行为，而且它还宣称，人还有一些其他行为，研究它们是其他学科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所启动的思想变革大业，直到现代主观主

　　义经济学接棒后才终告完成，也就是把市场价格理论改造成一个关于人的选择的一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