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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作者考察了1920年代到1940年代间日本对于科学的讨论和推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临着构建一个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帝国的问题。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显示出一种普遍的可检测性和普适性，并以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对于那些非西洋式的、依靠自身文化特色建立起现代形象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自身的文化和逻辑将受到来自普适性的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将被动摇。因此，如何将“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容纳于自身的民族文化和神话逻辑中，解决传统文化与科学间的冲突，成为日本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问题。

　　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战时日本是如何将非神话的理性的科学和宣扬神道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日本人想要发展的科学，是一种怎样的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出现了新的解决契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水野宏美(Hiromi Mizuno,1969—)

　　1969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90—1992年间就读于美国欧柏林学院，1993年于大阪大学取得美国研究方向的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明尼苏达大学文理学院亚洲与中东研究部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日本、性别和性、知识和文化历史、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人权和国际法、饮食与农业史等。

　　译者简介

　　薛雅婷

　　1996年生人，女。现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日本科技史。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就读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毕业论文题为《三枝博音的技术史研究(1930s—1945)》。

　　精彩书评

　　在这本精彩的书中，水野宏美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时日本科学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关系的问题……水野令人信服地指出，科学民族主义的概念通过强调内在的矛盾，有助于我们更普遍地理解民族主义。在国际科学界，各国对差异的主张与各国对卓越的渴望之间存在着矛盾，这要求其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有效性……水野宏美写了一本对世界以及日本的知识、文化和社会历史做出贡献的书。

　　—— 《日本纪念碑》 莎莉·黑斯廷斯

　　现代日本的学者，以及任何想要了解科学的作用和期望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学者，都应该仔细阅读这部重要的著作。

　　——《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杂志》 约翰·E.范·桑特

　　对日本思想史和社会史非常重要的贡献。水野宏美的书将要求日本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一步考虑自然科学、民族主义以及有关它们的论述对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姆斯·巴塞洛缪

　　目录

　　目 录

　　致谢/1

　　关于音译的说明/1

　　序言/1

　　第一部分 技术官僚/1

　　第一章 走近技术官僚/3

　　第二章 技术统治——为了科学的日本/51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99

　　第三章 不完全的现代化与日本科学的问题/ 101

　　第四章 科学政治图谱中的马克思主义/146

　　第五章 构建日本科学传统/199

　　第三部分 通俗科学/243

　　第六章 “惊奇” 的动员/245

　　结论/305

　　索引/334

　　前言/序言

　　序　言

　　在1942年7月的两个潮湿闷热的日子里,一小群日本知识分子受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触动,聚集起来参加了一个名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他们讨论了文艺复兴、民主、个人主义、美国化和其他的一些话题。然而,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一个话题:科学。

　　按主要组织者的话来讲,这场座谈会是为了“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举办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个“折磨了日本学者”很久的问题——如何使“日本血统与西洋智识”相调和。在13个与会者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文学作家和学者,他们来自日本浪漫派和京都学派,这两个学派在战时都以阐述唯心主义、唯美主义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而闻名。座谈会没有能够在“近代的超克”的问题上做出任何结论,更不用说“近代的超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议题了。但是,他们就日本古典诗歌、日本传统音乐、唯心主义还有神祇等进行了讨论。然而,当话题进行到科学的时候,回避和沉默占据了上风。从一开始,座谈会对于科学这个话题的不适感就很明显。座谈会 的第一天从讨论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被大家视为西方现代化 的精髓所在。最终,铃木成高(Suzuki Shigetaka)——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打断了这段研讨,他宣称:“我们在探讨的是近代的超克,显然这个议题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怎样解决科学问题’这个难题。我们一直在说,对近代的超克意味着对文艺复兴的超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除却这个方面,我们还要面对科学的问题。我认为科学会让近代的超克变得更困难和复杂。”铃木关于科学与近代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并没有被继续探讨下去,因为其他与会者接下来去探讨了欧洲前近代的科学、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当与会者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一直保持沉默的物理学家菊池正士被要求发言时,他愧疚地说道:“我确实感到科学需要被超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围绕着科学话语的不安和局促实际上刻画出了帝国日本 (1868—1945年)的近代性。帝国日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两个潜在对立的构想塑造而成的:一个是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一个近代的、文明开化的国家,正如西方列强所表现出的那样;另一个是颂扬本国的独特性,以此来构建民族认同。座谈会无法解决科学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与会者不是自然科学家。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是因为,构想出一个近代化但非西方化的科学是极度棘手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是以西方科学的面貌传入日本的;更是因为,即使我们忽视掉科学的西方起源,近代科学是凭借其所谓的普遍性而获得其合理性及权威性的。因为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可证实性和适用性,近代科学知识使得本土文化逻辑变得无关紧要。对于那些近代民族认同建立在本土文化逻辑和神话基础上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将科学吸收进这些本土思维方式和神话之中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难题,甚至是造成威胁。对于帝国日本来说,皇国神话构成了其民族认同的绝对核心,正因如此,日本的本土文化和神话才不能被近代科学从这片土地上剥离。

　　帝国意识形态建立在神道的产物——神话的基础上,根据神道所言,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推翻了德川幕府 (1603—1868年)统治的低级武士为了使他们自己的明治政府 (1868—1912年)合法化,在日本皇室和贵族自14世纪被排除出政治中心之后,又将天皇推上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为了巩固国家权威,也为了灌输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明治政府精心构造了一套帝国意识形态,在其中强调了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不像其他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国家,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日本国家是在2000多年间被持续的、单一传承的天皇一直统治的。在这个理念里,日本是于公元前660年建国的,开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五世孙——神武天皇。虽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神武天皇存在的真实性,他只在8世纪的一部编年史《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但明治政府还是将神武天皇的即位日(格里高利历的2月11日)官方认证为日本国家的建国日,这也是日本规定的首批国家法定假日之一。由于表明了日本国家政体 (kokutai,即“国体”)的独特本质,皇国神话和权威被编入宪法(君主立宪政体)和其他各种法律之中,并被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被用来证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动员的合法性。

　　当将天皇和日本国家神话化的同时,明治日本也推动了近代经济、工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此在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竞争中寻求生存。经过了200多年的闭关自守,日本已经在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方面落于人后了,这迫使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接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强制实行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们很清楚,要想维持民族独立,摆脱羞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就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迎头赶上。

　　总体上来说,在明治日本时期,现代科学和帝国神话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冲突,因为他们以一种“西洋科技”与“东洋道德”的方式有序地并行着。在“西洋科技,东洋道德”这一重要国策的指导下,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们从西方雇佣了教师和技术人员,往欧洲和美国派遣留学生,并且从西方国家购入专利以此获取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他们十分强调儒家道德伦理的价值,儒家伦理重视帝国语境下的孝道责任:对于作为一国之父的天皇以及一家之主的顺从。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其子继位,开启了新的时代 (大正时代,1912—1926年),当彼之时日本已经表现为东方的一股近代化力量了。它不仅得以避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且还在两次主要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并将朝鲜和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帝国权威与建立在儒家基础之上的国民教育及法律都已经根深蒂固。被同步推行的东洋道德、西洋科技运转得良好。

　　然而,当与中国 (1937—1945年)以及美国 (1941—1945年)的战争打响之时,这种东洋道德-西洋科技的二元叙述在日本便不复存在。甚嚣尘上的高压帝国意识形态和反西方的战时政策导致了很多被认为是西方式的事物被加以禁止:比如说跳舞厅、染发、政党、工会等。但科学从未被看作是西式的,也从未被镇压过。事实上,为了赢得近代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科学发展。于1937年首次举办的日本国家赞助的文化奖励会,在战时政府的状态下,奖励更多的授予了自然科学家们,而非艺术家和作家们。1941年,日本国家教育改革在中小学阶段扩展了科学课程,政府甚至精心挑选了“具有科学天赋”的儿童,发起了特别科学组。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事物在日本普通民众之间也广受欢迎。比如说,在1942年,由于科学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众以及学术界的兴趣,日本科学史学会得以成立。日本科学史学会是同类型组织中的首个出现并且是最大规模的组织。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时期,“科学的日本”和“做科学”(科学する)同时被官方和非官方出版物用以装点门面。所有的这些科技的推动工作和盛行都发生在帝国神话和浪漫唯心主义极度高涨的东西方模式对立的时代。

　　战时科学推动是如何将否认神话的理性和称颂神话的民族主义同时揽入怀中的呢? 日本想要“做”什么样的科学呢?“科学的日本”中的“科学的”究竟是指什么? 换句话说,困扰着 “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们的“科学的超克”这一议题,是如何被科学推动者和战时日本国家所解决的呢?

　　以上就是本书想要传递的核心问题。本书所提供的回答揭示出科学是什么、日本是什么、日本的近代性是什么等这些高度复杂和质疑颇多的议题。本书既是一本关于科学这一议题的历史的书,也是一本有关战间和战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和近代性的历史的书。针对帝国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其神话意识形态的塑造,学界已有颇多探讨,例如帝国意识形态是如何确立又是如何传播的;传统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以及文化排他主义是如何被日本国家及学者们精心制造出来的。然而,民族主义是如何调动科学的,反过来,对于科学的推动又是如何调动民族主义的,这些都是新的问题。由于民族主义和科学是近代化的两大主要方面,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两者在近代日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