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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当代大诗人为唐代大诗人立传，“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

　　★收录冯至杜甫研究文章三篇，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杜诗的精妙之处

　　★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导读

　　★收入权威学者撰写的六首杜诗赏析(录自部编7-9年级语文教材)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高中语文课标(2017年版)推荐阅读

　　★正文小4号字，符合《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内容简介

　　冯至是当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及教育家，《杜甫传》写作始于1946年，历时三年完成，译介到日、俄等国。是他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的现代诗人之心去理解和体悟诗圣杜甫的诗人之心;是他以杜诗为根据，诗史互证地还原了杜甫的一生，“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

　　本书附有冯至撰写的《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论诗和他的遭遇》，并由复旦大学博导、辞海编委、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骆玉明教授撰写导读，收入权威学者撰写的六首杜诗赏析。

　　作者简介

　　冯至(1905—1993)，诗人，学者。原名冯承植，字君培，今河北省涿州市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30年留学德国，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作为诗人，冯至善于吸收外国文学中的有益养分，在创作中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20年代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登上文坛，40年代创作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小说《伍子胥》独步文坛，影响深远。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其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均具开创意义。作为教育者，他培养了大批学有专攻的外国文学，尤其是德语文学研究及翻译人才。他的译作有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海涅《哈尔茨山游记》、《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合译)、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合译)等。

　　冯至在诗歌创作、德语文学研究、教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国际性的肯定和赞誉，他先后被聘为瑞典、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获得诸多国外奖项。

　　精彩书评

　　此书(《杜甫传》)前在《新观察》上见过，即惊佩为奇作，内容精实，结构完整，无论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都是特出的作品。——钱钟书

　　由于对于材料所持的一种慎重态度，也由于材料的缺乏，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采用杜甫自己的作品作为原料来加以改写。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将诗译为散文的工作。这一工作，如我们所理解，是相当困难的。但作者却用他所擅长的抒情的笔调，谨严而又流畅地完成了他自己所规定的任务。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富于感染力的。而这种感染力的获得，应当归功于作者的艺术修养。——程千帆

　　目录

　　导读：冯至与杜甫的相遇

　　前记

　　家世与出身

　　童年

　　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与李白的会合

　　长安十年

　　流亡

　　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

　　成都草堂

　　再度流亡

　　幕府生活

　　夔府孤城

　　悲剧的结局

　　附录

　　人间要好诗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杜甫诗六首赏析

　　精彩书摘

　　童 年

　　公元712 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的瑶湾。这时他的父亲杜闲已经过了三十岁，母亲在他降生后的几年内便死去了，他的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的。幼年时，他曾经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的家里。这姑母是一个事事都舍己为人、不懂得自私的女子。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严重的时疫，她焦心苦虑，看护这对表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先照顾没有母亲的侄儿，后照顾自己的儿子，最后是侄儿的病渐渐有了转机，恢复健康;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不免于死亡。

　　杜甫当时年幼，还没有记忆，他既不知道患过这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的生命。他长大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成为他心灵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事在他生活的开端给他暗暗地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杜甫自己也说“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他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这时中国统一已将及一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简单的机械，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去承受、去采用许多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不感到任何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南北朝时即已开始，但情形却迥然不同：南北朝时我们只看见中国文化在外族武力的侵凌下随着偏居江南的政权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到了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外族的文物，无论是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促进中国自己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外国人有的由陆路经过敦煌、凉州直达长安，有的由海路经过广州、泉州，北上扬州，胡商的足迹遍海内，胡僧的寺院麇集两京，西域诸国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显一显身手;汉人看着这些外族既不感到什么威胁，外族人到这里也往往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自然，西域诸国的音乐和舞蹈也沿着交通大道河水似的流入中国，这些生力充沛的节奏便在汉人的生命里注入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营养。所以在人民中间，甚至在宫廷里，人们都愿意在工作的余暇有一个时期沉酣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犷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从南朝传袭下来的柔歌曼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软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旧日的《采莲曲》、《后庭花》，和《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是显得多么娇弱而无力!

　　但是有些胡舞也使一部分“稳重之士”对于世风起了无限的隐忧，其中最受人攻击的莫过于在严冬时节举行的裸体的泼寒胡戏与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当时有人上疏皇帝，希望政府能够下令禁止。对于前者，他们说，裸体乱跳，成什么体统，互相泼水投泥，更不成样子。至于后者，他们以为这个名称就很难听，舞者穿着锦绣的衣裳，有害女工，旗鼓喧哗，简直是战争的景象。后来泼寒胡戏在713 年(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

　　浑脱舞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变化很多，它常常和其他的舞曲汇合，演变出新的舞曲。武后末年，就有剑器舞与浑脱舞相合，叫做剑器浑脱。开元初年，精于剑器浑脱的教坊舞女中，首推公孙大娘。杜甫六岁时，在郾城的街衢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这在他的生活里也许是最早一次难于忘却的富有意义的经历，他五十年后的夔州耳聋多病时回想起这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如在目前。

　　剑器是健舞曲，舞女戎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唐人姚合在他的《剑器词》里说：“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又说：“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它与犷野不羁的浑脱舞相合，我们更不难想象这舞曲在一个舞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只能应付这个要求，反而绰有余力支配这个舞曲，因此她在教坊中是舞蹈的第一名手，同时也被人民爱好，和歌手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里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她还一再被诗人们称颂，郑嵎在《津阳门诗》里说：“公孙剑伎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器诗》中感慨当年的情景：“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开元时代的剑器舞，就必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器几乎是不可分的，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玄之于当时的壁画。

　　717 年(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器浑脱。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近来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器浑脱的，舞者则手持双剑1。现在，我们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一看当时的公孙大娘 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情况中施展她的神技：在一个六岁儿童的眼目中，四围的观众好像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寂静，充

　　满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

　　(剑光)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仙)骖(驾驭)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

　　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从舞蹈里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她又被这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这个气氛，又好像这气氛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景况中，四围的人谁还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舞者在瞬间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

　　这对于六岁的杜甫是一个新的启发。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只惯于一个礼教家庭的生活，如今他看见一个女子的身躯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我们只要读一读《舞剑器行》的序，里面特别提到张旭在邺县看完了公孙大娘舞的西河剑器，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更有进步，我们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怀念他儿时的这段难得的经历。

　　那时因为一般的生活安定、到处流传着所谓祥瑞出现的消息，各地的官吏都爱捏造些某处有瑞草产生、某处有凤凰飞降的新闻报告给朝廷，以讨得君王的欢心。杜甫也常常听到这类的传述，如今他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不难在他儿童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起始学诗时，一开首就做了一首歌咏凤凰的诗。

　　杜甫，这个歌颂了人间与自然界许多壮美事物的诗人，生物中除却马和鹰外，在他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但是这首七岁儿童的凤凰诗和他少年时所有的许多诗文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

　　杜甫九岁时，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他后来对于书画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能在童年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在这情形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失却童心。他在成都回忆他的童年时，他这样说——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百忧集行》

　　杜甫生在巩县，巩县距洛阳不过一百四十里，他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姑母的家中，他的童年可能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洛阳也正发展到极盛的阶段。

　　洛阳在唐高宗(李治)末年已成为第二个国都，武后称帝后改称周都，经过武后二十余年的经营，它已经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706 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宗(李哲)迁回西京，洛阳始终没有失却它重要的地位。洛水、瀍水虽然常泛滥成灾，但这个城市仍然是蒸蒸日上：一切建筑规模，处处要与长安媲美。至于经济情形，因为它是江淮租米漕运转输之地，东西交通要道，所以比长安还要富庶。并且从隋代以来，关中每逢歉收，当地的农产不能供给长安统治集团消耗时，皇帝就率领着他的宫卫百官“就食”洛阳，致使中宗把这种“行幸”东都的皇帝称为“逐粮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也一再由于这种原因“行幸”洛阳，所以，他的近臣除却在长安外，在洛阳也设有邸宅。

　　杜甫身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头露角了。洛阳名士如崔尚、魏启心等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扬雄的再生。在724 年(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玄宗率领着百官贵戚又到了洛阳，因为封禅泰山，洛阳又成为政治的中心有三年之久。杜甫在这时被当地的前辈援引，时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岐王李范与玄宗宠臣崔涤的邸宅，他在他们那里得到机会，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这歌声也像公孙大娘的舞蹈一样，使他难于忘记，直到他的晩年，在潭州(长沙)与李龟年偶然相遇，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写出这样四句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崔涤)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前言/序言

　　导读：冯至与杜甫的相遇

　　骆玉明

　　夜间随意翻书，读到杜甫《自京赶奉先咏怀》，突然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两句诗惊住了。从前没有特别注意它。此刻，隔着差不多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我好像看见那个瘦弱的中年文人走在冬季的寒夜里，他穿着旧的衣衫，衣带不牢靠，断裂开了。冰凉的风吹进怀里，他一定要把这根断了的衣带打上结。可是手指冻得僵硬，怎么也打不好。他反复打那个结，在深夜的寒风里颤抖着，一副很笨拙的样子。

　　这是天宝十四四载(755)，杜甫旅食京城十年，谋求仕宦的机会。他做过各种努力，他很羞愧，而终于得到一个看管军用品仓库的官职。他离长安赴奉先(陕西蒲城)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人。他经过骊山脚下。骊山上有皇帝的行宫，那里有温泉，有美人和音乐，有奢华的酒宴和快乐的嬉笑。但这是所谓“盛唐”的尽头，民间凋零而悲苦。走来路上，杜甫见到了什么呢?将枯的行尸，虚渺的哀吟?杜甫不再想他的衣带，一个声音从他心底里冲出来，它的震撼在中国历史上永不断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代三位富于创造性的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有人分别将之称为“诗仙”、“诗佛”、“诗圣”，因为他们的诗分别体现着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家、释家、儒家三个思想系统的人生精神。读诗的人各有所好，一定要分判高下也很无谓。但区别还是可以说。“仙”和“佛”都是求解脱的，李白的轻快飞扬，王维的清静淡远，都很优美而令人神往。从诗境而言，他们的脚不是踩在泥泞之中的，那会令人不能很好地唱歌。

　　儒者却不是。严肃的儒者走过被血泪浸染的土地，不能不凝视世间的苦难，拿这苦难锻打诗句，拿这诗句敲击人心。《自京赶奉先咏怀》是杜甫回到家以后写成的，他到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最小的孩子因为饥饿而夭折了。大多数人都经不起这样的冲击，更少有人能够从自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去看广大的人世。但是杜甫看到和想到的比我们要多。他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享有不缴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这样的家庭尚且难以为生，那么身份更低下的贫民呢?“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那些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他的忧患悲苦此时变得分外浓重，弥漫于天地之间。

　　罗素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不设定上帝的存在，人们将无从讨论生命意义的问题。对于宗教文化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中国是一种非宗教类型的文化，宗教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那么，中国的古人如何理解所谓“生命意义”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儒者给出了一种回答。

　　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一个核心概念。仁可以指具体的德行，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仁者爱人”……同时，“仁”也具有一种抽象性：仁是全德，或者说德性的完成。在这种思想系统里，“生命意义”的问题也得到了回答：追求德性的完成。而“仁”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它同时必须体现为对政治责任的承担;儒者试图通过施“仁政”来“治国平天下”，相信可以由此使社会趋于良善，直至达成理想。

　　但是政治总是要通过权力来实施，而权力和幽暗的人性融合在一起，总是变得贪婪而凶残。这时候，“仁义”很容易成为权力的装饰品，成为涂抹在血腥之上的好看的辞藻。这时候，儒者倘若依然抱守高洁的信念，他们的生命姿态就会显得迂腐而笨拙。杜甫就是这种典型范例。

　　“三吏”“三别”写尽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那是唐王朝在安史叛军的打击下挣扎自救的战争，而成功的代价则是人民的牺牲。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把这样的战争描述为“正义”是理所当然的，杜甫也据此对走向牺牲的人民发出了抚慰。但是，面对人民在无穷尽的苦难中看不到生路的事实，他没有办法掉头不顾，也没有办法拿王朝的大义来遮掩死亡。“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潼关吏》悲从军的少年;“幸有牙齿存，所悲骨肉干”，这是《垂老别》悲从军的老者。他的声音悲愤而嘶哑，这使得他的抚慰显得笨拙而勉强。笨拙是因为杜甫心中的仁爱深厚而执着，使他不懂得取巧。也正因此，他的声音才能穿透历史，捶击一切有可能变得麻木的心灵。

　　甚至杜甫的死都显得笨拙。关于李白之死，传说是他醉酒后投水捕月而溺亡，这个故事表述了人们对李白的理解：如果他将生命结束在病床上，就玷污了“谪仙人”的名号。而关于杜甫之死，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杜甫晚岁乘舟漂泊在湖南，在经过耒阳时，被涨水所阻，多日不得食。耒阳聂县令送来白酒和牛肉，杜甫饱食后一夕而卒。这个死亡的姿态让人感觉不好看，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它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确实描绘出杜甫潦倒落魄的人生末路。这个衰老多病、被人遗忘的舟中孤客，他嘲笑自己不过是“乾坤一腐儒”，但到了最后的日子依然忧念天下，这个浊乱的世界不可能让他死得优雅。

　　要说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大概选杜甫的人会多一些，只是要达成共识很难。但要说谁是最值得怀念的诗人，我想只有杜甫吧。他的诚实、敏感、多情与才华，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永远相信自己有爱的力量，不肯漠视世间的一切不幸与不公，尤其不可思议。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惭愧。

　　人们也一直在怀念他。杜诗号称“千家注”，历来拥有最多的研究者。但一直缺乏关于杜甫的优秀的传记。新旧《唐书》的杜甫传不仅简陋，而且有不少错误。诗人冯至感觉这是不应该的，遂自觉承担起撰写第一部现代的《杜甫传》的责任。这部书稿从1951年初开始连载于《新观察》杂志，至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冯至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是一位重要的现代诗人，鲁迅称赞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36)。同时，他也是杰出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而《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又是一部体现出极好的文学趣味与学术涵养的佳作。冯至曾经说及对他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歌德、里尔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近乎完美的结合。

　　作为乱离时代的歌者，杜甫羸弱、穷困、潦倒，晚年常常是衣衫褴褛，步履艰难。但是他拥有不可想象的精神力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热”是中国文化的生命热能，它能够穿透历史，让陷于动荡与苦难的人们感受到温情与希望的存在。儒家从孟子开始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这有一种把对多数人的道德期待提升太高的危险。但杜甫跟我们不一样。在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从苦难中超升而近乎宗教的神圣光芒。而冯至说到他关心杜甫，就是始于“七七事变”后携家人随校从上海辗转内迁， 经历颠沛流离的行程。他那时写下一首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 十年佯作太平人。”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冯至更清楚地写道：

　　……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

　　抗战时代的艰难使很多人想起杜甫，也让冯至这位现代诗人和杜甫走到了一起。为什么倾心于杜甫?冯至告诉我们：一是因为“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 。 二是因为“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着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冯至说，关注人间的病苦，用坚定执着的精神去克服艰难，这就是我们要向杜甫学习的东西。

　　冯至在抗战中开始研读杜甫，从1947起开始写作《杜甫传》，当时他的身份是著名现代诗人和德国文学教授。但他在这本书里，充分保持了对一位古典诗人的虔诚和传统学术的谨严。他在《前记》中说：“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这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种谨严可以保证作品本身的可信性。

　　但是这里会遇到一个困难：古代留存的关于杜甫生平的史料非常之少，而仅有的那些还不尽可信。幸好另有一个便利条件：杜甫的诗歌大量记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他所经历的社会变化，而由于他对国家与社会的深切关怀，这两条线索几乎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杜甫的诗古人称为“诗史”，这同时是社会政治史和个人生活史。

　　所以，一部《杜甫传》的基础材料就是杜诗。写作的过程，首先是对杜诗的充分解读，在这个基础上，把诗歌与其他各种史料加以比照，剥茧抽丝，去伪存真，探幽索微，写貌传神。虽然前人在杜诗的系年、探源与阐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冯至使用的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也被誉为集大成之作，但每一个关键问题乃至相关细节的解析，都灌注了作者敏锐的感受与深入的思考。

　　如此，一些现代诗人在精神上追随了一位古代诗人的生命历程。这是大唐王朝从全盛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它壮丽辉煌而又充满苦难;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把个人的忧伤、民族的苦难转化为泣血的诗篇，而在诉说苦难时，他仍然告知我们大地之美，人心之美。一个诗人把另一个诗人写出来了。都是因为爱，因为语言与生命的相融，他们创造了美。

　　杜甫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课题，所以总会有新的成就。在传记领域，本书问世之后，朱东润师的《杜甫叙论》出版于1981年，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三卷出版于1985至1988年，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出版于1993年。洪业先生用英文写成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问世早，1952年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但至2020年才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都是名家的力作，当然都有各自的创获。但冯至先生的这本书，不仅因为是开创之作而受人尊重，其本身的学术与文学价值也依然存在，并为许多读者们喜爱。我自己在撰写《中国文学史》关于杜甫的一章时，就采纳了冯至先生的一些见解。

　　古典文学的修养对冯至的新诗创作当然是有作用的。譬如我很喜欢的《我是一条小河》这首诗，显然是从五代牛希济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脱化而来，“我流过一座森林/柔波便荡荡地/把那些碧翠的叶影儿/裁剪成你的裙裳”风光旖旎。杜甫对冯至的影响要更深一层。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十四行集》名动一时，也代表了其诗风的转变。而那也正是他对杜甫发生浓厚兴趣、准备写《杜甫传》的时期。杜诗深沉、凝练、精丽，和注重声律的特点，对那一部分诗作的影响是可以感受的。冯至也多次以十四行诗向杜甫致敬，我们在此谨录一节，作为结束：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

　　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

　　前记

　　冯至

　　这部传记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祖国八世纪一个伟大的诗人介绍给读者，让他和我们接近，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发展、怎样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些什么事物。

　　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以初步的分析或解决。为了使读者不被烦琐的考证与论据所累，不曾把问题解决的过程写在里边，附注也尽量减少。作者使用的杜集，主要是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仇氏注杜，虽然有许多牵强迂阔的地方，但他丰富地搜集了十七世纪以前关于杜诗的评论和注释，给作者许多方便。

　　这部传记在1951年1月到6月的《新观察》上连续发表时，有不少读者对它表示关怀，提出宝贵的意见，后来还有人写了评论，这给作者很大的鼓励。如今印成单行本，作者要向他们说出衷心的感谢，并且参酌那些意见和评论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但是限于学力，必定有许多使人感到缺陷的地方，希望此后能得到更多的指正和批评。

　　195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