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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本书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一部经典，是法国大革命史学中修正派观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典范。作者西蒙·沙玛以其独特的视角、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分析和大师级的叙事能力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和重构，在许多方面颠覆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解释，被誉为是一部 “精彩绝伦的”(理查德·科布)、“里程碑式的”(尤金·韦伯)、“令人惊叹的”(T.C.W.布兰宁)、“生动而富有洞见”(科林·琼斯)、“独具风格且雄辩”“极具可读性”(霍布斯鲍姆)、“令人敬畏而又常常温暖人心”(乔治·斯坦纳)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叙事史。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诸多作品中，西蒙·沙玛的这本书独树一帜，对法国大革命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广大的读者(首印40000册，且不断再版)，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一颗珍珠，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

　　内容简介

　　西蒙·沙玛在这部充满挑战性、波澜壮阔的的编年史中写道：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旧制度远非奄奄一息，而是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的迹象。这颠覆了许多传统观点。沙玛主张，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种“公民的爱国文化”，相反，在此之前这种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他认为，特权等级对新鲜血液持开放态度，“资本主义贵族”深入参与工业企业，支持技术革新。如果沙玛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路易十六政权的财政危机并不必然会导致革命的结果，相反，是一种在浪漫主义支持下的、对暴力的崇拜引发了一个被偏执狂笼罩的国家的历史巨变。

　　作者简介

　　西蒙·沙玛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专长于艺术史、荷兰史、犹太人史和法国史。同时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撰稿人和解说。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1995年被遴选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荣誉成员，2015年成为英国学术院通信会员，2017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2018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代表作有：《爱国者和解放者》(获得1977年度沃尔夫森奖和列奥·格什伊奖)，《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获得1987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获得1989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和约克郡邮报图书奖，2008年被选入每日电讯报110种最佳图书)，《风景与记忆》(获得1996年莱昂纳尔·特里林图书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英国史》(获得2001年广播出版业杰出作者奖)，《艺术的力量》，《犹太人的历史》等。

　　译者简介：

　　俞敏，上海人，自由译者和撰稿人。本科英语专业，热爱翻译，喜于在语词的密林中探索，已出版译著数种。

　　祖国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和英汉笔译方向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西方文明史、环境史。主持多项科研课题，著有《欧文·豪社会政治批判研究》，译有《民族主义 : 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合译)等。

　　精彩书评

　　这不是一部寻常之作。沙玛不仅精彩地描绘了人物、事件、言辞的谵妄、节日和处决。他还以一种喷薄而出的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来记录历史。这本书的优点在于令人惊艳的博学和睿智所展现出的耀眼才华。毕竟，他的编年史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名家大戏。

　　——劳伦斯·斯通，《新共和》

　　《公民们》，就像它所效仿的19世纪的伟大叙事作品一样，既愉悦身心又增进学识。与其他最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沙玛把一个划时代的人类事件所带来的兴奋感——连同它那令人锥心的恐怖——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新闻周刊》

　　沙玛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他对革命的描述往往令人惊讶，他精彩的叙述使我们相信，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许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时代》杂志

　　目录

　　自序

　　序幕 回忆的力量——40年后

　　第一幕 更迭：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

　　第一章 新人类

　　一、情同父子

　　二、时代英豪

　　第二章 蓝色国土，红色赤字

　　一、美好时光

　　二、债海无边

　　三、税金包收和缉盐战争

　　四、最后的希望：马车夫

　　五、最后的希望：银行家

　　第三章 备受谴责的专制

　　一、纪尧姆先生的奇遇

　　二、主权重定：高等法院的挑战

　　三、贵族义务?

　　第四章 公民的文化建构

　　一、招徕观众

　　二、选定角色：自然之子

　　三、慷慨陈词：古代回响

　　四、传播文字

　　第五章 现代化的代价

　　一、旧政何等新潮

　　二、未来愿景

　　第二幕 期 望

　　第六章 身体政治

　　一、慕男狂、国之妨

　　二、卡洛纳其人

　　三、贵族的例外

　　第七章 自毁前程 1787 — 1788年

　　一、邻国革命

　　二、旧制度末代政府

　　三、高等法院的天鹅之歌

　　四、砖瓦日

　　五、终极游戏

　　第八章 民怨沸腾 1788 年秋 — 1789 年春

　　一、1788年，而非1688年

　　二、大分裂，1788 年 8—12 月

　　三、饥饿与愤怒

　　四、死兔子和破墙纸 1789年3月—4月

　　第九章 临时拼凑一个国家

　　一、两种爱国者

　　二、新秩序的诞生，1789 年 5—6 月

　　三、生动写照，1789 年 6 月

　　第十章 巴士底狱 1789 年 7 月

　　一、宫院两重天

　　二、波澜壮阔：巴黎战役，1789 年 7 月 12—13 日

　　三、死尸复活?巴士底狱的神话与现实

　　四、爱鼠之人

　　五、1789年7月14日

　　六、巴士底狱的身后事：爱国者帕卢瓦和新福音书

　　七、巴黎，法兰西之王

　　第三幕 选 择

　　第十一章 理智与非理智 1789 年 7—11 月

　　一、鬼影憧憧，7―8月

　　二、劝说之功，7―9月

　　三、妇人之争，10月5—6日

　　第十二章 信仰的行动 1789 年 10 月—1790 年 7 月

　　一、历史活见证

　　二、叛徒

　　三、演出的公民

　　四、神圣空间

　　第十三章 分道扬镳 1790 年 8 月—1791 年 7 月

　　一、巨变

　　二、辩论泛滥

　　三、米拉波果报

　　四、通过仪式

　　第十四章 《马赛曲》 1791年9月—1792年8月

　　一、大功告成?

　　二、自由的“圣战”

　　三、《马赛曲》

　　第十五章 污血 1792年8月—1793年1月

　　一、“杀戒大开荐自由”

　　二、歌德在瓦尔密

　　三、“凡为君者必不清白”

　　四、审判

　　五、两人之死

　　第四幕 美德与死亡

　　第十六章 人民之敌? 1793 年冬春

　　一、艰难处境

　　二、圣心所在：旺代之乱

　　三、“微不足道的商品”，3—6 月

　　四、农神和他的孩子们

　　第十七章 “恐怖乃当今之政” 1793 年 6 月—共和二年霜月 (1793 年 12 月)

　　一、烈士的鲜血

　　二、“恐怖乃当今之政”

　　三、清除

　　第十八章 卑污为政

　　一、祸国母狼及种种威胁

　　二、宽容末日

　　第十九章 千年盛世 1794年4月—7月

　　一、家破人亡

　　二、美德学堂

　　三、热月

　　尾声

　　重聚

　　原始资料与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恐怖统治造成的心理影响广泛且难以估量。截至1793年1月，大约2.9万名流亡者离开法国，这是个大数目，但并不惊人。然而在恐怖统治期间，流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到了1794年7月，约有14.5万名贵族、神父和平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可以肯定地说，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是大革命期间人们离开法国的首要原因，这段时间的流亡人数占到流亡总人数的五分之四。流亡国外的法国贵族人数上升至16431人，最后比法国贵族总人数的12%还要多。而流亡的法国教士的人数是贵族的两倍，占据法国流亡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若从流亡者的比例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些特权阶层是尤其受到迫害的对象。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疾病，以及他在如何控制构成山岳派独裁统治支柱的敌对派系问题上表现出的摇摆不定，引发了1793年12月到1794年3月中旬法国政治瘫痪的危机。两个派系都严重威胁着他本人的地位。在2月10日到3月13日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他正经受着严重的精神崩溃，因此缺席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的活动。就连丹东、埃贝尔、巴雷尔和其他政府内部重要的知情人士，都看不出罗伯斯庇尔究竟何时牢牢掌控着权力的杠杆，何时又将手松开。他神经紧张，强迫性多疑，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同事，远离人民。“人民”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抽象概念，并不是让他有过多少亲身经历或理解的东西。他是第一个现代民粹主义的大独裁者，却从未获得过像马拉那样的群众崇拜，反而最终变得愈发疏远并漠视群众。直到1794年2月，他始终保持着距离，实际上却并未封闭自己，断绝一切联系。他经常在巴黎各地现身，衣冠考究，穿着由优雅的丝质刺绣布料制成的服饰，发型整洁，一丝不苟。他始终在观察，在培养联系人，不间断地与其他重要人物交谈，细心地记笔记。如今他拥有的权力更多，更加专断，但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他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就像丹东一样)。

　　罗伯斯庇尔的缺席扩大了他的直接下属与活跃代理人如圣茹斯特、巴雷尔和昂里奥的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他的缺席也激励着其他恐怖统治的拥护者去扩张并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能干的官员与军事委员圣茹斯特也在1793年12月和1794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缺席，他当时身处前线，和其他国民公会代表一起在现场督战。这个毫不妥协的美德教条主义者灵活地适应了罗伯斯庇尔的每一次立场转变，对他的每一次动向均附议并执行，迅速而有效。在阿尔萨斯，圣茹斯特并未对那里的去基督教化运动表示反对。然而一旦罗伯斯庇尔开始攻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说他们是志在刺激民众对山岳派进行反扑的“密谋者”，圣茹斯特便马上站到同一阵线上来，抨击去基督教化运动分子是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一样，要求对批评者和异见者毫不留情，残酷到底，认为这才是保障山岳派目标最安全的方式。他对批评恐怖统治的人极为敏感，认为他们正在竭力破坏山岳派的统治。

　　就在公众只看到恐怖统治的稳步扩张，只看到1794年整个春夏不断高涨的逮捕潮和处决潮的时候，国家领导层却处在致命的自相残杀之中，这一点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罗伯斯庇尔时不时放松个人权力的做法不过是加剧了山岳派统治集团之间备受压抑却不断积累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分化了独裁统治极不稳定的政治基础。最后，罗伯斯庇尔不得不对盘踞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内部的煽动分子采取决定性行动，他们是一伙团结在埃贝尔、莫莫罗、樊尚和南特“屠夫”卡里耶周围的暴徒。自从2月被罗伯斯庇尔召回巴黎，卡里耶就成了其心照不宣的反对者。1794年3月4日，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某次挤满了人的会议上，他们仪式性地罩住了《人权宣言》的牌匾，樊尚和卡里耶则大呼小叫，批判那些假装留在山岳派阵营的重要人物，在他们两个人看来，这些人正在破坏“自由”—他们是德穆兰、法布尔、菲利波和沙博(11月17日，沙博和他的朋友巴齐尔因腐败罪名而一起被捕)。上述人物据信是布里索派原则的新旗手，他们奉行危害法国的温和主义。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樊尚和埃贝尔向人们呼吁，要将关押中的“布里索派”残余尽快铲除，同时也要消灭其余凶险的温和派(即丹东派)。埃贝尔派受到群众喝彩声的鼓舞，开始公开谈论发动新一轮无套裤汉起义的必要性。

　　科洛·德布瓦对这些声嘶力竭的会议表示遗憾，3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讲话，要求姐妹俱乐部清洗那些不负责任煽动无套裤汉的成员。莫莫罗和卡里耶回应道，眼下并无发生新起义的危险，但他们坚持认为，爱国者和真正的革命美德才面临着极端的危险。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不是无套裤汉或任何引发他们怒火的人，而是温和主义、不负责任的疏忽和反革命阴谋。3月7日，科洛·德布瓦带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代表团来到科德利埃俱乐部，呼唤这两个元老俱乐部维持团结与和平。埃贝尔和莫莫罗认同维持团结的必要性。他们做了一番保证，重新揭开被盖住的《人权宣言》;在场的许多人高声欢呼。然而俱乐部里一些失望并有所不满的无套裤汉铤而走险，开始公开否定罗伯斯庇尔的做法，说他对待“布里索派”和温和主义过于手软。樊尚甚至在总结陈词中公然批判罗伯斯庇尔，尽管措辞隐晦，却还是指出(罗伯斯庇尔)使用“极端革命者”(ultrarévolutionnaires)一词是种阴险的策略，旨在打击革命先锋，纵容温和派打压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僵局直到3月中旬还未解决。随着局势日趋紧张，雅各宾俱乐部中多数人站到了罗伯斯庇尔和行政委员会一边，而埃贝尔-樊尚阵营则转向无套裤汉，加入他们从街头推翻罗伯斯庇尔地位的努力中去。

　　危机的严重性再也无法掩盖了。即便在国外，眼光敏锐的观察家也发现了一场新的大规模冲突正在酝酿之中。流亡的保王派记者马莱·杜庞在伯尔尼观察法国局势，他充满信心地预计巴黎会发生新的“革命”。山岳派内部公开分裂的消息散布开来，流亡者为此士气高涨。3月13日，罗伯斯庇尔亲自回来掌舵，只有这样，独裁统治才有可能全面配合，集中力量面对埃贝尔派-丹东派的双重挑战。无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压倒两派敌对力量的最佳方法，它事实上的确有效得可怕。圣茹斯特在罗伯斯庇尔回归前几天已经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强烈谴责温和主义，但暂时没有理会被罗伯斯庇尔称为极端革命者的威胁。除了罗伯斯庇尔本人，圣茹斯特就是民主共和左派在大革命中最坚决的对手，他不是个街头煽动家，而是民粹主义官员与理论家，宣扬深受马拉喜爱的那种过分简化的卢梭主义概念。他热情赞颂马拉，而且与(私下总是对别人心怀嫉妒的)罗伯斯庇尔不同，圣茹斯特一直孜孜不倦地狂热践行着对马拉的崇拜。

　　正如坚信斯巴达式苦行主义的罗伯斯庇尔和肖梅特所做的那样，圣茹斯特也为将对革命美德的痴迷推至巅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把雅各宾式的不宽容与旨在缓和经济困难、实现价格控制的新法律绑在一起。他在国民公会宣布审判温和派的进程必须尽快跟上的同时，还引入了一系列被称为“风月法令”(2月26日至3月3日)的举措，它们看上去带有严厉的惩罚性质，而且符合埃贝尔派的要求。这些法令启动了针对如今超过10万名流亡者的大规模财产没收行动，要求法国所有社区草拟贫困者的清单，以便将这些充公财产的变卖所得分配给他们。用将密谋者财产充公所得的公共财富向穷人发放年金的可行性，是巴黎相对贫穷的街区讨论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因此圣茹斯特的提案看起来似乎正将政策转向无套裤汉与埃贝尔那一边。

　　前言/序言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过于相信经过长期的时间沉淀获取的知识，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而所谓的客观性其实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价值，他们却对其笃信不移。或许，大革命之后不久即进行的研究也值得一提。1870年代，率先在剑桥大学开设著名的有关法国大革命讲座的阿克顿勋爵，依然能够亲耳听到一位奥尔良王朝的王室成员讲述他的回忆，“听闻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后，迪穆里埃在伦敦的街头开始喋喋不休”。

　　19世纪下半叶，学者们普遍怀疑是失去理智的党派之争彻底毁掉了19世纪上半叶那场伟大的浪漫主义叙事。随着历史学家们将自己看成是职业学术研究者，他们开始相信对档案进行审慎研究以保证公正客观：这是将那些故弄玄虚的因果关系剔除出去的先决条件。他们想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而非诗性的，客观的而非带有偏见的。尽管有段时间历史学家们的叙事关注的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命运——战争、条约、国王的罢黜，但社会科学的磁力驱使他们将“结构”，包括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当成研究的首要对象。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上，这意味着人们的视线从主导19世纪30至40年代那些宏大编年史作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转移开来。基于对史料的研究，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精彩之作提供了冷静的思考，而在此书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充斥着强烈的对某一派别的喜好。他犀利的见解强化了(尽管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的科学的观点，即这场革命的意义需在社会力量均势所发生的巨变中找寻。在他们二者看来，演说家们的话语仅仅是空泛的噱头，未能成功掩饰他们在客观历史力量操纵下内心的空虚和无助。同样，事件的跌宕起伏只有在揭示了革命的真相，尤其是社会真相后才会明白易懂。真相的核心是一条公理，一条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那些留恋旧制度的基督教保皇党人都心知肚明的公理，即这场革命的确是现代性的熔炉：现代社会世界中所有的特征，无论好坏，都是在这个大熔炉里炼就的。

　　同样，如果说整个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导致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也必然是极为重要的。很显然，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扫清了整个世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制度，而这股力量只可能产生于深嵌在“旧制度”的结构之中的各种矛盾。于是，从1889年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多本大部头的著作，记载了旧制度方方面面的缺陷。相反，丹东和米拉波的传记却消失了，至少一些权威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关于谷物市场价格波动的著作。此后，一些不相关的，但各执己见的社会群体——比如“布尔乔亚”“无套裤汉”——被界定出来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们两者对立的固定程式也被视作革命政治所特有的。

　　在大革命爆发一百五十周年后的五十年里，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研究方法不再相信，他们认为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并不确切，而且根本就不是显而易见的。按照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布尔乔亚”是这起事件的发起者和受益者，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僵尸人，他们只是痴迷于历史编纂的学者们创造的产物，而非真实的历史存在。其他法国社会和机构现代性的转变似乎已经提前被“旧制度”的改革预知，连续性看起来和断裂性一样明显。

　　大革命也似乎没有遵从宏伟的历史设计，不是无情的社会变革注定带来的。相反，它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更不用说了)。大量有理有据的地方研究表明，这并非是巴黎给同质的法国其他地区带来的革命，相反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革命激情及利益。伴随着对地区的关注，民众也开始受到关注，因为当“结构”的重要性弱化后，那些个人，尤其是那些发表革命言论的个人也随之变得重要起来。

　　(摘自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