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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本书收入“语文阅读推荐图书”，是专为中小学生朋友们课内外阅读准备的，版本完善，校勘精良。本书以文光书店1946年初刊本为底本，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文中用词、用字及引文、注释等格式，未按现行出版规范强行统一。另，本书写于20世纪上半叶，近七八十年来，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内容简介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后随父定居扬州。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留学英国，游历欧洲。1932年归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返回北平。1948年因病逝世。发表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你我》等。他的散文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春》《背影》《荷塘月色》等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杰出代表作。学术著作有《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谈》等。有《朱自清全集》出版。

　　精彩书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练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也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我自己好多年来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可是至今还是嫌它可望而不可追，所以特别觉得佩弦先生的成就难能可贵。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主张而是作品，佩弦先生的作品不但证明了语体文可以做到文言文的简洁典雅，而且向一般写语体文的人们揭示一个极好的模范。我相信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要和语体文运动史共垂久远的。

　　——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

　　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目录

　　目次

　　导读

　　序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知识链接

　　导读

　　精彩书摘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见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编者按】本书写作于一九四二年，此后陆续有汉之前的帛书简牍材料出土，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郭店楚简、包山楚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前言/序言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为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可见书中提及的“经典”，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十三经”，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了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够表现作者独到眼光的是，书中还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这样，《经典常谈》的选材也就覆盖了古代典籍的几大主要门类了。这就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基本情况。朱自清对于经典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在他对各专题比重的处理上。他对最重要的经部著作做了重点介绍;而集部书则用《诗》《文》两篇统一论述，所以这两篇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分体文学史。要在这短短的两篇里把我国诗文的源流叙述清楚，实非易事。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朱自清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学教授更有经验，这恐怕是《经典常谈》一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朱自清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性。他在书中吸收了清代以来、直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朱先生是很谦虚的。实际上，不管是介绍古人旧说，还是“采择近人新说”，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广泛的阅读，然后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甄别、推敲和选择，这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独到的学术眼光。虽然最后写出来的字数只有那么一点，但它后面做支撑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总体量的很小一部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学派复兴，对古文经进行攻击，说它们是伪作。其中《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把古书《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学派的代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中，认定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都是“伪经”;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则认定《春秋》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创作的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把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30年又发表重要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同意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而钱穆、杨向奎等学者则撰文反对伪作说。一时之间，争论极其热烈。“古史辨派”受今文学派疑古思想的影响，又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质疑，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具有打破旧时代思想枷锁，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疑古过甚，否定了许多古籍的真实性，又难免有偏颇之处。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古史辨派”的主将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开始渐渐回落，但仍然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学说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这三个专题后，都把《古史辨》杂志列为参考资料。但是他对于“古史辨派”过分的疑古，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传第六”中，朱先生并没有采纳今文学家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而是仍然把《左传》当成是可信的经典，只是说明“《左传》的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称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经典常谈》，实际上对于各派学说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这取舍之间，就体现了朱先生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这似乎并没有太多出奇之处，然而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是需要卓越独到的识见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常谈》才能够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其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认为知识普及性文章的档次低，找一般作者写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写。其实写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写不好。尤其是普及艰深的知识，最需要功力，最需要专家甚至大家来写。只有专家才有深厚的学问，不会犯低级错误;了解治学的门道，知道该如何引导初学者入门。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学问家又多了一个优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散文家，写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表达上，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是很便于读者理解的。

　　当然，那些艰深的学问知识，毕竟还是有门槛的，介绍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话，阅读起来终究还是要费一番精神，否则它们就不能被称作艰深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知识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清楚，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也是大家学习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对困难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这一点，应该成为常识。

　　所以，我不会特别强调朱先生这本书的通俗易懂来吸引读者。我反倒想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吓唬”的话。一味追求学习的容易，想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捷径，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朋友，应该一开始就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学习国学不像打游戏、刷视频那么轻松愉快，是要准备攻坚克难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很辛苦乏味。兴趣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撑，是浅薄的，也是无法持久的。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解读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简意赅地说明白，能够正面回答相关理论问题，而且要准确，不能有大的硬伤，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好老师。同样，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朱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振兴祖国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严谨负责的态度。即使是写作像《经典常谈》这样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保证了学术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八十年间不断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他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体会，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代代传承。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像《经典常谈》这样优秀的普及著作面世。

　　本书以文光书店1946年初刊本为底本，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文中用词、用字及引文、注释等格式，未按现行出版规范强行统一。另，本书写于20世纪上半叶，近七八十年来，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赵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