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60 69.00

　　编辑推荐

　　记述了从1949年延续到21世纪、横跨60余年的乡村人生故事，聚焦三代、六类人，他们命运的沉浮、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样貌。

　　作者扎根田野，通过长达9年的走访，在与村民、官员等群体的接触中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又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触及社会、政治、经济、宗族等维度，直抵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

　　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呈现转型中多面、立体的乡村社会，从学术的角度诠释我国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

　　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记”

　　一部迈向普通读者的人类学专著

　　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描述乡村60年巨变中的人生与人心

　　以“文史哲”作为方法，透视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

　　内容简介

　　所谓“双面人”，即指那些在“古今之变”中陷入悖论的农民。作者以粤西梧县“程村”为调查对象，通过书写三代人的人生史，呈现一个普通村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描绘了当地基层乡镇治理的转型、半工半农结构的形成，以及乡土人情、精神信仰等多个维度，进而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记”。每个关心乡村及个体命运的人，都能从中发现时代巨变的轨迹和个人的心声;这也是一部迈向普通读者的人类学专著。

　　作者简介

　　谭同学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学名师。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访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

　　曾出版专著《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人类学方法论的中国视角》，并发表论文《契约国家抑或民生政治：基于亲、礼与非对称互惠的思考》、《常民の視角から見る新農村建設運動》、“The Ironies of ‘Political Agriculture’”、“Social Ties and the Market ”等。

　　精彩书评

　　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世纪巨变。作者的这一努力，体现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类学家突破固有的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书中抓住的问题，无不深深扎根于田野经验材料，同时又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对于关心当代中国乡村命运的人，《双面人》是一本很好的读物，既能给人揭示出一幅广阔而色彩斑斓的乡村生活画面，也能够给我们以理论上的深层启发。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记”。每个关心乡村及个体命运的人，都能从中发现时代巨变的轨迹和个人的心声。其跌宕起伏堪比《百年孤独》的叙事，细腻、悠长的笔调，让人领略以“文史哲”作为方法论穿透本土经验的美感与品位，以及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的力量。

　　——吴重庆(《开放时代》特邀主编、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

　　在众多描述当代中国乡村的民族志中，这本书非常特别。它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生活的不同侧面、悖论和反思，而不是为了迎合理论的纯粹性而将其简化为单一侧面。它的“乡土气息”代表着对人类学“语法”本土化的努力，是对真诚极限的真诚探索。

　　——Hans Steinmüll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

　　目录

　　初版序言(吴飞)

　　前　言

　　第一部分　文本

　　第一章　理学古村

　　一、旧村

　　二、新居

　　三、镇官

　　四、村干

　　五、族老

　　六、群众

　　第二章　老派干部

　　一、出头

　　二、回村

　　三、当权

　　四、困顿

　　五、残年

　　六、盖棺

　　第三章　农民老板

　　一、参政

　　二、脱贫

　　三、致富

　　四、享乐

　　五、安家

　　六、真我

　　第四章　知识分子

　　一、当家

　　二、黑参

　　三、温饱

　　四、宗亲

　　五、村务

　　六、身心

　　第五章　新式官员

　　一、村企

　　二、城建

　　三、掘地

　　四、政商

　　五、站队

　　六、官运

　　第六章　普通农民

　　一、自由

　　二、挣扎

　　三、公平

　　四、三教

　　五、性命

　　第七章　年轻后生

　　一、投资

　　二、打工

　　三、晃悠

　　四、守土

　　五、育人

　　六、命脉

　　第二部分　阅读与反思

　　第八章　转型悖论

　　一、小农

　　二、农工

　　三、做主

　　四、自我

　　五、信仰

　　六、人生

　　第九章　天人之际

　　一、物理

　　二、治理

　　三、群理

　　四、心理

　　五、道理

　　六、命理

　　第十章　古今之变

　　一、双面

　　二、圣俗

　　三、受困

　　四、治国

　　五、齐家

　　六、立命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掘地

　　(节选自本书第五章“新式官员”，注释从略)

　　在程成信看来，渡桥镇政府、程村村委会实际上跟农民是一样的，都是在土地里“揾食”(讨生活)。他表示，政府收入的来源当然靠工商、地税，但是好几笔大买卖其实都还是靠土地。在渡桥镇这样比较落后的地方，这是政府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程成信任职期间，镇领导换了好几届，但不同的领导却都喜欢说“掘地三尺也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话。

　　据程成信回忆，大约在1993年及以前，渡桥镇政府还能从“三提五统”中拿到一点钱，外加少量税收返还，基本上可以维持政府运转。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如他说：

　　那个时候政府开支也小，只有一部小车。其他的干部上班连摩托都没有，都是自行车或者走路。大部分干部都住在政府大院里。不像后来，虽然大院里也给安排了房子，但基本上只有值夜班的时候才住，平时都住在城里，每天来回。(仿照学校)前面这种我们叫“住读生”，后面这种是“走读生”。我进规划办的时候，政府就有五六台小车了，书记、镇长都有专车，其他几个副职共用一台，计划生育办一台。我们国土所、规划办也有一台，但其实基本上都是镇领导在用，我们用不上。我住在村里，骑摩托上班，每个月报销50块汽油费。

　　程成信还提到，1990年代那十来年，渡桥镇水利站、财政所、计划生育等部门的人员增加了约2倍。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绝大部分靠镇政府自筹，在他进入政府工作时，这个数字每年已达80万元左右。

　　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与日益萎缩的“三提五统”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村委会均出现了亏空，渡桥镇政府也债台高筑。而雪上加霜的是，自1995年起，渡桥镇开始面临税收任务倒算的局面，即每年能够完成多少税收并非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是由梧县提出数字，渡桥镇必须将之作为“一票否决”的任务完成。上级提出的税收数据年年涨，而渡桥镇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以至于完成税收任务越来越吃力。

　　程成信后来颇感后悔，不该相信书记、镇长的话，进了镇政府工作。因为，正是在1998年，渡桥镇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镇干部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催收税费之外，还聘请了若干“协税员”。在程成信看来，这些“协税员”大部分都是人们常说的“烂仔”。“多管齐下”之后，渡桥镇税收进度略有加快。但按照税收“双过半”的要求(6月底前需完成当年税收的一半)，6月中旬，渡桥镇仍有近100万元的缺口。于是，镇委班子会议决定，全体干部“主动出击”，到梧城和城郊等税源充足一些的乡镇去“拉税”，“掘地三尺”也要找到足够的税源完成任务。程成信介绍道，“拉税”的手法主要以减免税收的方式，诱使一些企业将地税交至渡桥镇地税所。原本说每个镇干部都有任务，但后来实在完不成的，镇领导也没办法。最后，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城郊镇的领导“买税”。城郊镇早已远远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故有余力划拨了60万元税收额度，算在渡桥镇名下。作为回报，渡桥镇支付城郊镇5万元征税“工作经费”(在镇干部口头语中为“辛苦费”)。程成信表示，因为两个镇委书记关系“铁”，这笔交易才能达成且价格这么便宜，否则即使能成，其成本也将更高。

　　1998年下半年，渡桥镇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镇政府征地并搞好“三通一平”，然后以比低于城郊镇数倍的地租，甚至零地租，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为降低成本，渡桥镇政府将这些企业布置在了国道边，因此只要征地、平整土地并通电、通水即可。为此，程成信被镇领导找去谈话好几次，被要求“千方百计”地发挥好本地干部的优势，协助镇领导做好征地工作。对此，程成信曾回忆道：

　　刚工作那一年压力太大了，先是要“拉税”。下半年匆匆忙忙要征地，但是只有一半左右在程村，还有一半左右在圩郊村。我都得去协调，起早贪黑去跟老百姓谈判，磨破嘴皮子。最关键的难点还在于，不是我们选好了哪块地，征收了再给老板，而是老板们先来看地，他们看中了哪块，我们就得给他们征收哪块。老板们当然都喜欢公路边平整的耕地啊，(用起来)方便啦。但是耕地是最麻烦的，跟老百姓很难谈，(老百姓)要价高，(镇)领导又不愿多给钱。不像原来宅基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事情。现在这个，老板不出钱，政府也拿不出钱，就靠我们去跟别人(老百姓)攀交情、讲道理，甚至连哄带骗加威胁。得罪了不少人。除此之外，这些地基本上办不了用地手续，严格说都是违法的，我们搞业务的，也有点担心国土部门查啦。没办法，这年头有钱的老板比天还大啦，我们得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

　　20多家石材企业进驻渡桥镇后，当年下半年缴纳的税费终于让渡桥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99—2001年，渡桥镇又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此后，因为梧城、城郊镇地价上涨，一些小石材企业开始主动到渡桥镇落户。渡桥镇政府开始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用后来的副镇长文质彬的话说，终于实现了从依靠土地完成税收任务，到依靠土地“吃饭”的“华丽转身”。再加上农业税费改革和机构精简，渡桥镇政府财力状况迅速好转。程成信曾就此说道：“原来(工资)每月2000左右，经常发不下来，这个时候涨到2500块，每月能按时到账。连村里的主职干部(支书、主任、会计)，每月都有1200块了。”

　　在程村，接替程成信担任支书的梁胜利对程村难以完成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也曾十分头痛。此时，程成信虽已到镇政府工作，但作为程村的包村干部，仍与程村的工作难以分开。曾经一度，梁胜利找到程成信要求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不仅每月200元的补贴根本发不出来，而且根本没有完成征税任务的希望。程成信给梁胜利支着儿，村委会还有800亩左右集体山林，虽因此前村办企业亏空而砍掉了所有的树，但毕竟土地本身还是值钱的。于是，经程成信穿针引线，梧城的一位老板以每年每亩10元的价格承包了程村集体林地30年的经营权，合同签订后先付一半租金，另一半租金分5年付清。这位老板很快就请人将林地清理好，并种上了速生桉树(成材期5—7年)，2005年即成材，并进行了第二期造林。据程成信、程守义等人估算，这位老板在2005年即已全部收回了30年的承包成本。

　　更让普通村民有意见的是，他们发现，速生桉树生长了几年后，就像是一台台抽水机，将泉水吸去了不少。尤其对江北自然村村民而言，不少田地即位于该山林下的坡上，饮用水也来自附近山谷中的泉水。速生桉树种植后，坡上的田地经常缺水。而山谷中的泉水，原本据估计可供江北自然村和渡桥圩镇所有人口使用，但在2001年程守智着手将此泉水引出来时，发现已仅够江北自然村村民使用。此外，村民还发现，在坡上的水沟、水田里，水常常是黑色的，散发着浓浓的桉油味。这乃是桉树叶、树皮掉落后，经雨水冲刷所致。为此，村民常抱怨桉树种植把他们坡上的水田、旱土都污染了。而程守义等几个比较富有的村民也批评说，那么便宜的林地，他们也承包得起，而且承包后会种杉树或马尾松，村干部却悄悄地承包给了外人种桉树。

　　2009—2010年，渡桥镇根据上级要求，推行了旨在“明晰产权”的林权改革。根据相关政策，程村集体山林，以及各村民小组的集体山林，须全部承包到农户(村民简称“分山到户”)。这其中也牵涉已种桉树的山林。承包方认为他与程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长期有效，拒绝交还山林使用权。不得已，对这800亩左右山林，程村采取了承包到户，但同时说服各个农户再将林地使用权承包给这位老板，承包期50年，价格每年每亩12元，头次付一半租金，另一半租金分5年付清。老板与村委会合同被解除，村委会退还该合同未履行的20年租金。

　　各村民小组的集体山林“分山到户”后，也几乎千篇一律地又整体性地承包给了一些老板。承包期30—50年，价格每年每亩15—25元。为了说明自己是做“正经事”的人，与其他很多镇、村干部有本质区别，程成信曾表示，这些老板大部分都是镇干部(或以亲戚的名义)、主职村干部或者“烂仔”。有少数村民不愿意转让承包权，干部就出面“说情”，甚至“烂仔”出面恐吓，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我问过一些受恐吓的村民，发现程成信所言非虚。但他们的心态却都是：一方面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为此抗争;另一方面，又常感叹“心痛”，甚至不乏怨恨。如有一位村民曾说道：

　　这山(林地)虽然不是说“私有”，只是“承包”，可是人生能有几个30年、50年呢?谁知道三五十年后是什么样子?我那时肯定是见“太公”(死)去了。山(的承包权)肯定拿不回啦，就当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做医药费或者买棺材算了啦。我们这样的人无权无势，不要想那么多啦，只要老天保佑身体健康就好啦。

　　渡桥镇“掘地三尺”找财路的办法，最可观的“大手笔”无疑是陶瓷厂建设。为此事，程前进等村干部还和几个村民小组长闹出了矛盾。其中两个小组长当着村民们的面，掏出2000元丢给程前进，表示不要他的钱，也不再帮他征地。村民见程前进“收买”小组长，遂认定征地过程中有“暗箱操作”。之后，程成信出面“恩威并重”，一面略提高征地价格，另一面断言，村民声称拥有土地使用权却拿不出土地使用证，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并说作为程村的老干部，他对此一清二楚。2008年，镇政府以极其廉价的2000亩土地支持陶瓷厂落户，此后从梧县得到的财税返回每年都达300万元以上。程成信表示，有了这次“飞跃”之后，他的工资已增至每月约3500元，而公务员编制的工资则从原来的约4500元涨到了约5000元。

　　不过，让包括程成信在内的本地人颇有意见的是，渡桥镇的空气质量从此一落千丈。2013年国庆节，我到程村调研。此季节，当地气温不再炎热，雨水较少，空气湿度适中，本是最宜人的季节。但这次正碰到风向为陶瓷厂向程村、渡桥圩镇方向吹的日子，天空灰蒙蒙一片，肉眼即可见飘浮的灰尘，空气闻起来有刺鼻的煤焦味。程成信曾发牢骚道，据梧县环保局的专业人士说，这味道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一位同在一起聊天的村民“回敬”他道：“你们这些镇干部，不是经常说要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吗?我看这简直就是要我们断子绝孙。”

　　前言/序言

　　前言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十章。第一部分“文本”，共七章，分别呈现实地调查乡村的时空格局和六类人生史;第二部分“阅读与反思”，共三章，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的角度对“文本”中的经验材料进行结构化分析，并给出“文化自觉”的省思。

　　如此安排，缘由如下。

　　经验材料是经验研究说理的首要依据。夹叙夹议，有利于让材料紧随观点表述，但过硬的分析框架也可能会将原本具有整体性的材料碎片化。在这点上，本书有重整体经验的旨趣。不过，更重要的是，笔者想保持经验说理的开放性。经验于笔者，就像一本社会的无字之书，故称其为“文本”。后面的分析其实只是笔者的“阅读”心得。对“阅读”心得进行更深层的文化“反思”，同样也是某种自问。面对同样的“文本”，读者完全可能有其他的分析和设问方式。先摆出整体“文本”，或许可以让读者有更多自我“阅读”“反思”的余地。

　　简要勾勒出时空格局后，以六类人生史呈现经验，乃受《史记》启发所致。太史公著史，笔在人生史，意达之处却既有个人命运、人生哲理，更有深层结构、春秋大义。在当代不同社会研究路数下，结构和行动者关系引发的论争很繁杂。以史为鉴，人生史其实是能动的人与结构互动的轨迹。人受制于结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结构，建构新的结构。以当代社会科学结构化的分析框架驾驭经验材料，固然已有成熟的模式可资参照，甚至像笔者这样的年轻学者实际上也已习惯如此。但以人生史的叙述呈现经验细节，然后附以结构化的解读和文化要义的梳理，应该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在这点上，跟诸多同人一样，笔者深嵌在当代文化和学术框架里，实在不敢奢谈去接续某种传统，但却痴信，某些特别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更能让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心灵相通、心有戚戚焉。

　　先将“文本”以时空格局、人生史为主要内容整体呈现出来，然后再附上结构化的“阅读”和文化“反思”，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那就是期待本书能包容更多普通读者(由此，其文风也力求直白)。笔者希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皆有可能理解说理部分，或至少可阅读书中的“文本”。笔者完全无意否定高深研究，也不认为所有高深研究都可得以通俗化地呈现，但却坚信应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既要有专业化水平的思考，又要有普通人可理解的表述。尤其是就人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人类学)而言，若只有一副“规范化”的冷面孔，满纸皆是只有少数同行才懂的“行话”“黑话”，乃至作者都不知所云的“胡话”，那它们与其所聚焦的人群之间，将会存在何等隔膜!如此研究，又岂会真够“专业”“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还需要些迈向普通人的人类学。当然，笔者无法断定本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几分成功(这只能交给读者去判断)，唯愿作为一种迈向普通人的人类学尝试，它能给人带来些许真正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