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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1.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首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2. 唐德刚关于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在大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3.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必读之书!

　　4.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的硝烟已散尽七十余年，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内容简介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中华民族之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告终，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国内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目录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002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009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012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022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032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048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074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087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105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124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141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172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182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191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196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

　　??????的阴谋 /202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210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223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227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232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242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254

　　精彩书摘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唐德刚

　　在近三十年的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汉学圈内，据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主考和学政，他们曾竭力阻止华商学者在主流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华裔学人各有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此教起“中国近现代史”来，难免都有“偏见”(Bias)——若非“亲蒋”，就必然“亲毛”。若非蒋非毛，那又学无主见，容易误导生徒!对于他们这种免疫史观，你不能说“没道理”。

　　其实搞历史的有偏见，又岂止亲蒋亲毛哉?我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大战时威震欧洲，后来功成身退，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书名曰《远征欧陆》。“十字军”(Crusades)在他看来是替上帝行道，何等崇高伟大?可是从当年受害的老犹太和阿拉伯的角度来看，则十字军就只是一群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强盗了。

　　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布什大总统和大批参众两院内的政客，为纪念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要大搞其“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典礼”。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事为南北美洲“原住民”红人印第安老乡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大骂：五百年来咱印第安族，几乎被你们混账白人弄得亡族灭种，还有啥可以“庆祝”的?!——总统和诸执政闻言大惭。五百年大庆也就泡汤了。

　　以上只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利害的角度来看。其实搞历史的人，从他们各有所好的史学理论，不同的“意蒂牢结”或“史观”来看问题，其“偏见”也是难以免除的。——因此古今中外所谓“良史”，所谓“公正的史家”，也只是些比较“虚心”、比较“细心”地肯于从多角落、多角度，去寻找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职业史家而已。——老实说，没有史家是没有偏见的。他们之间只是多少之不同而已。更为虚心、较少偏见，那就是“良史”了。

　　明乎此，我们不妨试试气沉丹田，放下偏见，虚其心，实其腹地，在读史教史之余，好好地把我国对日抗战史来重新解剖一番。请先从日本说起：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

　　我们试读诸家“中日关系史”，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简直没有人不承认，二次大战时和战前，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残酷行为”(Atrocities)，也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替罪魔鬼”，什么“少壮军人”“老幼军阀”“资产阶级”……来砍头示众，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或“工农群众”“资深元老”“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有位无权的天皇”，是“爱好和平”的。

　　其实这些都是鬼话——你说，当日军打下南京，打下武汉，消息传来，日本人民举国若狂。这些“日本人民”是“反侵略”、“爱好和平”?

　　日本兵在南京搞“杀人竞赛”，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反的，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抢新闻的随军记者，才能出尽风头，登上头条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史家，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呢?朋友，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外交家、统战家们的影响。搞外交、办宣传、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才这样说的。日久说成习惯，一般作家、史家，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相信起来，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说穿了，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老实话”。

　　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那就说不尽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不过长话短说，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

　　西村说，日本民族很单纯(Homogeneous)，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经验。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它的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无遗。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确是一针见血。

　　中山先生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日本民族却是个“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战时，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

　　刘瑾太监说得好：“你眼里既没有皇上，那还有咱家我吗?”

　　所以日本人当年在“大东亚”搞“共存共荣”，它连咱家中国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谓“中国全土满洲化”)，那么东亚其他诸小国，还有噍类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能无警惕?!

　　附带说句闲话：早年曾做过日本皇民的朋友们，每好自说曾做过日本人。其实他们那时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无异。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称为“不列颠臣属”(British Subjects)，不列颠臣属和英国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条逻辑，则当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实也是一种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属)。Japanese Subjects不是日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国人一样。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义，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国主义。日本原是画虎不成的低等帝国主义，较白等而下之的。——一九一○年日、韩两国正式合并，所以一九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的韩国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读者们不妨去问问高丽老乡，有哪一位承认他是“日本人”?所以标榜是日本人的朋友们，应该先和我们搞历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宪法与国旗

　　一般堂而皇之的美国学者，绝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那位已故而可敬的哈佛大学名教授，战后“中国学泰斗”的费正清博士，曾受正统教育。他连英国也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当然美国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了。

　　凭良心，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无老美，吾其披发左衽矣!”硬把老美也说成“美帝”，是多少有欠公平?据说某次某官在老“总统”面前把“俄帝、俄帝……”说得太腻了，蒋公把桌子一拍，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大概不是小道消息。事实上自史迪威以后，蒋公也实在是被那志大言夸、盛气凌人的老美气惨了，终至“口不择言”，狠狠地“也是”他一番!

　　讲学理，美国曾统治菲律宾这块“殖民地”有四十八年(一八九八—一九四六)之久。既拥有殖民地，那就应划成帝国主义。但是往年菲岛殖民地，有些却自夸菲律宾将成为美国之“第四十九州”，菲人也是美国人。

　　殊不知有一次问题发生了。因为菲律宾盛产蔗糖，而美国人甜食不离口，是世界食糖最大的市场。菲糖既然倾销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护美国糖商和蔗农，乃对菲糖课以重税。菲商大哗，他们认为自己是“第四十九州”的美国人，联邦政府就不应抽取菲糖的“关税”!资本家都不是省油灯，菲商乃重金礼聘大律师，控告联邦政府，违反宪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下最高法院九老大法官可就为难了：“殖民地产品可以倾销母国，入境免税?!”当然不能嘛。但于法何据?结果他们挖空心思，就想出了“国旗”与“宪法”是否应同步前进的诡辩来。——菲律宾虽然挂的是美国国旗;但是美国宪法却不能与国旗同步前进。殖民地自有殖民地之法;殖民地产品倾销母国，碍难免税!

　　这一来，不用说美国境内糖商蔗农，额手称庆;那“第四十九州”之内的“美国人”，就难免愁眉苦脸了：原来“美帝”的殖民地人民并不就是美国公民也。

　　笔者举这个小例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美国是个十分复杂的国家。它之并吞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各有新例，一言难尽。个人所要说的只是想提醒台湾本省的某些朋友，不要随意轻言“某岁某岁以前我是‘日本人’”就是了。在殖民地中要做“英国人”、“美国人”都大为不易，“日本人”岂可轻易做?先研究一点“中国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历史”，然后再申请日本“绿卡”未为晚也。诸公其慎之!

　　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

　　再者，虽受了“维新”洗礼的日本民族盲目仿效白种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它在东亚大陆上的侵略目标，中国也未必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加以开发又时间太长，成本太大。急功近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他们还另有“北进”、“南进”二途可以选择呢。北进打垮苏联，则实利立见。苏联既败，则中国亦将不屈自屈。南进囊括东南亚，则市场、资源(如石油)，更是一本万利。抑有进者，南进如能赶走英、美、荷、法，还怕你这个中国人不听皇军指挥哉?

　　所以“七七事变”前，“皇军”原有三大目标。中国如有好的苏秦、张仪(如丘吉尔、斯大林者)，未始不可技巧地“四两拨千斤”，把日军矛头拨向南北。——能拨它两三年，则今日的中国，甚或今日的地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搞世界性的“合纵”、“连横”，既无此人才，更无此本钱，但时势和机会还是有的。“西安事变”一爆发，“时势”和“契机”便一纵而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就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朋友，在世界大战中，打个一对一的、没有盟国支援的孤立抗战，纵是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都嫌力有不胜!况“次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国哉?——君不见，连法国都曾一度亡国而出了个贝当。汪精卫后来就自称“汪贝当”。罗家伦说，他应该自称“汪八担”。

　　我们中国为什么自不量力，打他个没有盟邦支援的孤立战争呢?其契机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终场时，笔者曾扛了一竿大爆竹，恭候于明故宫飞机场之外，眼见铩羽归来的委员长和夫人，自我们面前一驰而过——我们跟着放了一大串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其后数十年，小可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一直都迷信官方史家的廉洁，并为他们的理论宣扬。

　　笔者孤陋，尽信书不如无书，亦长期相信此说，直至我有幸亲炙少帅(张学良，字汉卿)的不耻下教。——百闻不如一见。对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异数”。但是从张汉公方面来说，这也十足显示出他那胸无城府和坦荡襟怀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基本上是个十八九岁的磊落光明、情感深厚、纯洁无私而视死如归的爱国青年。这种青年在我国抗战期间是千千万万的。由于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我们才能把凶狠残暴、绝灭人性的死敌，牢牢拖住，终于反败为胜——使中华民族，得有今日!

　　青春就是诗!但是一般人士的青春情怀(包括钟情好色)，都会随年齿增长而递减。中年以后，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包括自教和他教)、性乃迁……，及老往往变成诸种怪物，甚或卖国求权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张学良之可爱，是他的本性未变，年逾九十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包括好色)，这就是虽圣贤亦有所不能了!

　　但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长处就是短处。以这样赤子之心，赤子之行，赤子之习，去做“封疆大吏”(少帅的口头禅)，就要出岔了——尤其是位于(日、俄)两帝之间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处于朝中有“以外交制奉张”暗盘的封疆大吏!(参阅拙作《政学系探源》。)果然父死不过三年，他就把老帅留下的家当，一晚上输光了。

　　张汉公曾批评他老爸“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作霖虽无大略，然能力却允文允武，处事谨慎机智。自绿林至封疆，井井有条。日本人搞不过他，最后才使用下流手段，加以暗杀。

　　做那样的封疆大吏，军政之外，应付国内外政友政敌的手腕，都要老谋深算，甚或老奸巨猾，像阎锡山那样。张学良的短处，是他太毛躁，太“少”、太“帅”，他的赤子之心也太多了一点。他要能“老奸巨猾”一点，“九一八事变”或许都可避掉也。吾人劝朋友“做人”，总劝他多“正人君子”一点;但是劝张少帅却需反其道而说之，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才好。

　　以上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如此，其后的“西安事变”亦然。西安事变前蒋对张之疏于防范者，盖蒋亦深知张为一不失赤子之心之人，故不虞有他，才单刀赴会。殊不知，不失赤子之心者，亦有其不失赤子的冲动，此则非蒋所料也。

　　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

　　为时未逾两周的“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小可这点史学论断，亦常为少帅本人所引用而津津乐道之。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变，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张学良毕竟是条好汉。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人都在“吹牛”。事后他虽然被蒋关了五十年，他也无怨无尤，并且对蒋公的“不杀之恩”，颇为感念——原因是“我的部下如果也对我干这么一下，我就把他枪毙了!”

　　但是张学良为什么要冒“枪毙”之险，干这么一下呢?——事实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捉蒋”是出一时冲动，“放蒋”也是出于一时冲动。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军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于学忠、米春霖等便问少帅：

　　“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读者试思，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捉了以后再说呢?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张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孙铭九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的回答显然又是个：“放掉以后再说!”

　　再者，当白凤翔师长奉命捉蒋时，他只带一营士兵。这一营冲动的小“少帅”，一到华清池行辕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众枪齐发，把蒋的卫士几乎全部打死不说，把蒋卧室的玻璃窗也打个大窟窿。蒋公如不自后窗逃走，便很可能被流弹打死!

　　诸位试思：那时如把蒋委员长一枪打死，如何得了?!——至少那就不能“打死再说”了。

　　老实说，西安事变这样那样，都是牛皮。西安事变的核心是出于中国北方(东北)，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的冲动行为。

　　行为科学家说“个性决定行为”;而行为之形成，还有个“S—O—R”(刺激、生机、反应)的公式。把张少帅这个“案例”(Case)放入这个公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诸士女：你我的案例也都可放入同一公式而求其答案。只是你我升斗小民，我们的“行为”，大不了打打老婆、骂骂儿子罢了，与国计民生无关也。但是你我如手握大兵数十万，那情况就不同了嘛!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是：事变之前，南京中央对日是“决不能战”!事变之后，则是“决不能不战”!——何以如此?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留待下回分解吧。

　　前言/序言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 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