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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

　　本书卖点

　　1.议题宏大。围绕“历史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今后理论界、学术界亟待深研的三个议题：如何深入把握历史自信的理论建构；如何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历史自信的内在关联；如何系统挖掘历史自信的文明根基。本书对这些议题多有涉及与阐释。

　　2.向大众读者介绍“历史自信”的力作。本书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首席专家，本书紧扣“历史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从学理层面阐发其其深刻内涵。

　　3.多维度展示“历史自信”的深厚内涵。全书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历史修养五个维度，对“历史自信”的现实依据、理论内涵与未来指向做了深入探析。

　　4.资料丰富，可读性强。作者从古代经史子集中征引了大量论述，还以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古代文人楷模为样本，论述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对今人的启示。读来既能吸取新知，又生动有趣。

　　5.装帧设计考究，形式与内容高度契合。护封用孔子像、中共“一大”会址为主要元素，既庄重大气，又契合图书主题。

　　编辑推荐

　　“历史自信”这一重大命题具有强烈的现实依据、深刻的理论内涵与鲜明的未来指向。本书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历史修养五个维度展开论述，展示了“历史自信”的深厚与多维。作者指出，对历史自信的把握，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理解和考察，这是孕育于五千多载中华文明长河之中的；历史自信的坚定，需要在无数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材——青年群体中生根发芽，此项工作可谓任重道远；历史自信的扬播，还需要警惕与反驳新时期出现各式各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本书值得广大党政工作者与广大青年朋友阅读。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自信”为切入点，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历史修养五个维度，对其现实依据、理论内涵与未来指向做了深入探析，展示了“历史自信”的深厚与多维。围绕“历史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今后理论界、学术界亟待深研的多个议题，本书对这些议题多有涉及与阐释。书中征引大量古代经史子集的相关论述，又以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古代文人楷模为样本，论述古人修齐治平的修为对今人的启示。读来既能吸取新知，又生动有趣。这本书值得广大党政工作者与广大青年朋友阅读。

　　作者简介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首席专家。长期关注晚近学术思想史，近年开始转向中西政治文化史比较研究。已出版《颜李学的近代境遇》《清季民初的北学研究》《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等著作多部，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学刊》《孔子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30余篇。

　　精彩书摘

　　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

　　2020年全国两会上，“化危为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成为热议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阐释、体现化危为机的智慧？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一路走来，为何能历经磨难坎坷而一次次化危为机，在逆境中奋发？传统文化中化危为机的智慧对当今有何启示？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在词语“危机”中，“危”字意味着危险，而“机”则让人想到机会，这两个字看似意义相对，却被组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危机”的重点在“机”字上，但这里“机”字不是表机遇、机会，它是“几”的通假字。危机一词最早写作“危几”，“危”字从古至今意义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危险、危难，而“几”字可以通过《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来理解：“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意思是说真正具有很高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决策。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汇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危几”这个词对我们当今的启发，就是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主动应对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当今世界局势，紧接着他有这样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也就是说，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这体现的就是“危几”一词的本意。因此古人“察几知微”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启发在于，要化危难为机遇，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问题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务必保持战战兢兢，时刻清醒的状态。

　　当然，“危机”一词最早虽然没有辩证之意，但危中寻机的理念与智慧很早就有了。西汉政论家贾谊《新书·铜布》中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唐代韩云卿《平蛮颂序》中有：“化险阻为夷途。”包括我们很熟悉的《老子》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经典名言与“化危为机”之意相近。此外，诸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等古诗词，也都是对化危为机的诗化表达。

　　遍数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故事非常多，如果依照不同类型来举例，可从大战略、大战役、大变革三个角度剖析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

　　所谓大战略，就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内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较大的转变，这里不妨以汉武帝为例。在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在他执政初期，看似是承接了一个治世，但其实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边疆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潜在的危机。例如，在政治上，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使得整个国家权力不集中，一些势力较大的诸侯王称霸一方；思想文化上，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朝廷上下思想不统一，很多治国举措落实不下去；经济上，国库并不宽裕，一些有力的政策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支持。而各种隐患之中，匈奴带来的边疆危机是汉武帝最大的心腹之患。即位后，汉武帝采取了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等治理策略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在此基础上通过任用优秀将领、提高军人待遇、扩大军备投入等方式，花费巨大代价，用长达四十四年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实现“漠南无王庭”。这一化解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当然，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汉朝国内疆土的稳固，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域，畅通丝绸之路。无论是反击匈奴或是经营西域，这都展现了很大的视野和格局，在解决国内危机的过程中开辟了一个非常重要、伟大的新机，这个机遇为整个中亚乃至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都提供了一个桥梁，甚至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开创了一个难得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值得称道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很多历史进步，正是在排除万难中取得的。无论是先进的制度、高效的治理，还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潜在危机中产生的，危与机犹如硬币两面，并非绝然对立，恰恰是相反相成，祸福相依。

　　所谓大战役，指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淝水之战便极富代表性。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八十万军力的前秦出兵仅有八万军力的东晋，看起来东晋几乎没有赢面，但最终为什么能化弱为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原因：

　　先看东晋，首先是做到了临危不乱，坚决抗战，态度意志坚定；其次上下同欲，主将有能，将士同心，战斗力强；三是知己知彼，对整个战局和敌我实力有清晰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四是战术得当，以智激敌，不急于求成且随机应变。再看前秦，它恰与东晋相反，可谓“化机为危”，其问题在于骄傲自大、内部不团结，没有大局意识、战略思维，战线拉得太长却心态着急，以致忽略了隐患，越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却越是功亏一篑。这对我们的启发就是，不是只有弱者才存在危机，无论是处于低谷或是很好的势头，都会存在危机。而机会之中也总是潜藏着危险：大好时机会让人麻木，对危险失去警觉，使良机潜化为危机，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忧患。并且身处危险之中的群体，首要之务即始终保持内部一心，毕竟堡垒的溃灭往往是始于成员心态的崩溃、团队的离析。

　　第三个角度是大改革，以张居正改革为例。当时明朝面临的危机和汉武帝、东晋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这一危机源于明朝自身承平已久而日渐积累的问题，张居正用五大积弊来概括：“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可谓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大厦即将倾倒。此时应对危机之法，更像是一场自我革命：政治上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

　　经过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整顿了吏治，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这就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所以我想危机之“机”还体现在，常态下发动变革推动转型阻力巨大，想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也缺乏动力。危机降临没有退路，借力危机开路，自我革命，革故鼎新，反而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凤凰涅槃。因此化危为机的过程，必定伴随着极其艰难的壮士断腕、挖疮割痈的剧痛，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坚韧的变革毅力。

　　那么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理念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危机中的“机”并将其把握运用好，是怎样的精神品质能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呢？

　　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要知势，古人说“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其次要辩证，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灵活变通，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一定是由中华民族的可贵品质和伟大精神为中国人民一次次冲破封锁、克服困境、化危为机提供着强大精神支撑。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

　　首先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世格言。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不服输的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品质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多少次被西方国家围堵、封锁，但是从没有屈服沉沦过。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越是封锁、越是围堵，越是能激发我们自强不息、刚毅不拔的气节和发奋图强、奋勇向前的精神，越是能让我们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越是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力和超越能量，取得超乎世界想象的巨大成就。

　　其次是改革创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中国传统文化是通变的文化，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变革常常迸发于历史的关键节点，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当然，我们的变革与创新不是对过去的否定，不是无中生有、凭空创造，而是稳中求变，是在传承基础上的革新。这种稳中求新求变的意识就是我们应对危机时强大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求真务实。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勇敢地自我革命。这里可从两个方面谈。首先是求真。面临巨大而繁难的危机，任何人心中不免会产生一种畏难情绪，甚至因为不愿直面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回避问题，导致危险不断恶化，危上加危，诸多困难叠加，终致不可收拾。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敢于正视难题而不畏缩，这就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其次是务实。克服危机，绝不是孤注一掷、不计代价，而是对自身的优势劣势进行系统深入的盘点，拿出一套富有可操作性且能保住基本盘的方案。化危为机，最终目的是要求发展、上台阶，而不是擦桌子、重新来。因此务实精神可谓化解危机时的“稳压器”。

　　中华传统文化中化危为机的智慧，对我们应对当前疫情及复杂国际环境等因素带来的考验与挑战，实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有着宝贵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挑战必然与之相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为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坚强保障。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以坚定信心、勇气和智慧来化危为机，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我们应当注意培养战略、历史、辩证、创新、底线等多种思维。

　　战略思维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以长远眼光和全局视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预判；辩证思维能帮助我们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及时在危中寻找到机，从而处变不惊、坚定信心；创新思维能帮助我们科学应变、开拓创新，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底线思维能帮助我们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同时让我们得以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给我们的启发，从以上列举的几个历史案例可以得到印证。所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历史思维，面对一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是要往回看，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拥有高明的历史见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我们在日常处理各种急难险重时，才能够真正做到“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史资政，永不过时。

　　——摘自王学斌著《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前言/序言

　　导论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

　　2022年7月，《求是》杂志第14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讲话开篇，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名句，着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充分凸显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所独具的悠久鉴戒传统与现实资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正史作品，总编撰是出身于萧齐皇室、身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的萧子显。史书记载萧氏“幼聪慧，好学，工属文”，故由其执掌修“国史”之重任。整体而言，《南齐书》详略得当、史实可信、体例齐备、颇显见识，较全面地反映了萧齐一代的历史面貌。然任何著作终非完璧，因萧子显乃皇室嫡系、个人行文“喜自驰骋”，加之南齐首尾存续仅二十四年，史料搜辑不易，不免存在曲笔较多、典志不全的缺憾。职是之故，一度在北宋任职史馆的曾巩整理《南齐书》时就指出“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

　　众所周知，曾巩乃名扬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其史学造诣亦非寻常。他负责编校过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曾巩之史学，生前就“见称士类”,深受朝野赞赏。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甚为推崇曾氏其学其文，誉之为堪比刘知几、郑樵的“良史才”；《南齐书目录序》更是“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领者。盖其窥于本原者深,故所发明,直见古人之大体也。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为《南齐》一书而作,其说洵然”。可见曾巩能提出史学之作用在于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乃至概括出“知今者,莫若考古”的命题，并不偶然。

　　尤值措意的是，曾巩在文中提炼“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一论断前，还专就古之良史标准给出个人意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在曾氏心目中，著史者须明察必定能够遍及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适合天下的运用，其才智必定能够通晓难理解的意思，其文笔必定能够阐发难以显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国理政之大道，史学经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开。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