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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英国历史和政治文化

　　《英国史》是休谟的代表作，共六卷，创作历时约十五年之久，一上市便成为畅销书，一举使休谟跻身历史学家行列。本书第四卷，继续讲述都铎王朝伊丽莎白时代，内容丰富详实，可读性强。为近代著名历史学著作，对于了解近代英国历史，了解休谟的政治观、历史观以及近代历史方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伏尔泰称休谟的《英国史》为“古今杰构之雄”，休谟被称为“英格兰的塔西佗”。

　　内容简介

　　休谟的《英国史》共六卷，记述从恺撒征服不列颠到1688年光荣革命近1800年的历史，被誉为近代史学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过休谟优美的文笔，了解英国文明的由来和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英国史》是休谟的代表作，共六卷，创作历时约十五年之久，一上市便成为畅销书，一举使休谟跻身历史学家行列。

　　作者简介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理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英国史》等。

　　译者简介：

　　石小竹，自由职业翻译家，曾参与我馆斯密著作的翻译。译者文笔典雅，措辞精当。

　　精彩书评

　　★把历史变成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年代记和帝王世系，而是有更丰富内容的东西，做这种尝试的di一位历史家就是休谟。在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理解道德、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方面，他走在伏尔泰前面。但作为一位历史家的休谟的大功绩却在于下述这个事实：在所有历史作者当中，是他首先看到“起因”在历史上的性质和意义，历史上一切变化都是以这个起因为依据的。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目录

　　第三十八章 伊丽莎白女王(一)

　　第三十九章 伊丽莎白女王(二)

　　第四十章 伊丽莎白女王(三)

　　第四十一章 伊丽莎白女王(四)

　　第四十二章 伊丽莎白女王(五)

　　第四十三章 伊丽莎白女王(六)

　　第四十四章 伊丽莎白女王(七)

　　附录三

　　第四卷注释

　　第四卷索引

　　译者的话

　　精彩书摘

　　《英国史：从尤利乌斯·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第四卷》：

　　由于苏格兰女王的钦使拒绝就穆雷的指控做出任何答复，其必然结果就是，这个会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尽管可以根据沉默做出有罪推定，但是敌视玛丽的英国大臣们仍不能彻底满意。他们还希望掌握玛丽的犯罪证据。为了不失体面地从穆雷手上拿到证据，伊丽莎白施展了一个精明的巧计。穆雷被传唤到英国仲裁委员会面前，他们以女王的名义斥责他，竟敢以如此穷凶极恶的罪名指控自己的君主。他们又说，尽管穆雷及其同伙置君臣大义于脑后，但伊丽莎白女王却从未稍忘对朋友、对邻居、对亲属应尽的义务，为此，她想要听听，他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辩。⑤穆雷在压力之下，爽快地呈上了他指控苏格兰女王有罪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玛丽亲笔写给博斯韦尔的数封情书和几首十四行诗，还有几份文件，一份是她的亲笔，另一份是亨特利伯爵所写，由玛丽签署。每份文件中都包含与博斯韦尔结婚的承诺，时间均在博斯韦尔受审并脱罪之前。

　　当初博斯韦尔把这些重要文件保存在玛丽赠给他的一只银匣中，而这银匣原本属于她的首任夫君弗朗西斯。尽管玛丽切切叮嘱博斯韦尔阅后即焚，但他还是觉得最好将它们妥善保存起来，作为她忠诚的保证。他将此物托予爱丁堡城堡副将詹姆斯·鲍尔福爵士代为保管。后来，贵族联盟围攻城堡之际，博斯韦尔派一名男仆从鲍尔福处取回银匣。鲍尔福将银匣交给来者，但是他当时对博斯韦尔已生敌意，正和当权派秘密谈判，遂暗中向莫顿伯爵透露消息，后者派人于中途截获了这批文件。这只银匣中装有玛丽与博斯韦尔罪恶交往的铁证，无可辩驳地证实她同意谋杀国王，并且配合博斯韦尔演出了那场劫持女王的假戏。①穆雷又陈述了一系列涉及相关事实的证词，使上述证据更添分量。②他补充道，一段时间过后，博斯韦尔的一名男仆（此人名叫休伯特，外号“法国煎锅”，作为杀害国王的凶手被处决）在临死前直接指控玛丽女王是这宗谋杀案的从犯。③

　　玛丽的钦使们眼看雷霆即将临头，而己方似乎并无适当的防御措施，遂竭尽一切所能试图避开打击。穆雷刚一提出指控，他们便极力争取将会议的性质由调查转为协商。尽管英方仲裁委员告知他们，在洗清女王遭受的严重指控之前与这班大逆不道的叛臣商谈和解，对女王而言意味着莫大的耻辱，但他们仍然要求伊丽莎白出面为玛丽和她在苏格兰的政敌设定议和条款。④他们坚决主张，直到他们的女主对穆雷的指控做出回复之前，后者出示的证据既不能被援引也不可公开出示。⑤但英国仲裁委员会毫不动摇地遵守既定调查程序，苏格兰钦使最终宣布退出仲裁会议，不再做出任何答复；这批文件（至少是它们的翻译文本）继而被公之于众。对于文件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总体而言十分微弱。不过，就算这声音貌似公允，在现今局面下也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因为玛丽在本可以澄清事实的关键时间节点上选择退缩，不肯配合调查，拒绝就对手的指控做出答复，实质上等于承认了那些证据的真实性。①

　　伊丽莎白虽然从旁看戏看得心满意足，但她决定要让朝中显要人物都了解此事的经过，并确信她的处理方法公平公正。她颁旨召开枢密院会议，为了凸显郑重及权威性，她还特意召来诺森伯兰伯爵、威斯特摩兰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伍斯特伯爵、亨廷顿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共同与会。会上宣读了英国仲裁委员会的全部活动记录；详细核查了穆雷提供的证据；又向与会者出示了玛丽致伊丽莎白的大量信函，与苏格兰摄政提供的信件进行字迹比照，以判别真伪；并且陈述了苏格兰女王的钦使拒绝作答的情形。伊丽莎白对众臣总结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认为，玛丽身负如此可怕的指控，若不在一定程度上洗脱罪名，实在不宜允准她前来见驾；如今真相大白，有如此之多的证据显明玛丽确实有罪，后者又拒绝做出回应，那么伊丽莎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更坚决地执行先前的决定。②接着，伊丽莎白传苏格兰女王的钦使入内，首先对他们评论道：为体面着想，贵国女主最好继续参加仲裁会议，这样做胜过请求面见英国女王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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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

　　我是十年前与休谟《英国史》翻译工作结缘的。当时被一股热情驱使，并未顾忌许多，真正着手翻译之后，逐渐品出个中三味，才开始有所敬畏也有点惶惶然，唯恐贻笑大方，更怕糟蹋了原著，梦里被二百年前的先哲嘲骂。我给自己定下几条翻译原则：首先务必小心求真，每处细节都扎扎实实查考资料，不可含混；其次，在风格上尽可能贴近原作，追求庄雅、朴素、自然、节制、严谨，一忌小女子腔调，二忌口语化痕迹过重，三忌矫揉造作掉书袋（实际操作效果如何，相信读者诸君看罢自有定论）；第三，不懂就问，放下面子，多方寻求高人指点。如此翻译，进度必定缓慢，好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老师并不催促，以极大的包容和耐心陪我慢慢“绣花”，令我深感重任在肩，不努力工作真的对不起他们。如今前四卷付梓在即，译者的兴奋、惶恐自不待言，同时这个进展又如同一针强心剂，鼓舞着我加力译好后续两卷内容。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今人多看重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生前却以史家身份闻名于世。休谟的《英国史》计210万字，记述从恺撒征服不列颠到1688年光荣革命近1800年的历史。自1752年动笔，到1762年全六卷完工，休谟在这部著作中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最好的年华，此后又多番修改润色，不断完善，直到生命的尽头。这部中文译稿就是基于作者生前最终修订、于他身后出版的1778年版本译出，并参考了1983年Liberty Classics的整理本。译稿之所以定名为《英国史》而没有直译为《英格兰史》，乃是考虑到整部著作既涉及了英格兰历史，也涉及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历史，如果译成《英格兰史》，从学术角度有欠严谨，恐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在中国人的习惯中，“英国”一词既是历史上“英格兰王国”的简称，也用来指称1707年联合法案颁布后的“大不列颠王国”（1707-1801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1-1922年）以及现在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本书的时空定位相符。于是，在征求几位学界大家的意见之后，书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休谟《英国史》最初的出版次序如下：第一卷于1754年出版，从詹姆斯一世写起，讲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历史；第二卷从1660年王政复辟写到1688年革命，于1757年出版；第三、四两卷于1759年出版，回头叙述都铎王朝的历史；最后于1762年出版的第五、六两卷包括了从罗马入侵到亨利七世继位这段时期。之所以选择从斯图亚特王朝写起，再掉头回溯更早的历史时期，并非故弄玄虚，乃因这位哲人看待历史的独特视角所致。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年代记和帝王世系，而是有更丰富内容的东西”（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作为思想者的休谟在这部书中没有为我们总结什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津津乐道于什么英雄伟业或政治权谋，而是更多地关注战争、阴谋、派系和革命过程中透射出的“人性的永恒和普遍原则”，并且以不偏不倚的立场，饶有兴致地考察、记述自由的孕育和萌生过程，特别是英国政制从君主意志独大到法治政府的演变过程。他在致亚当·斯密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在詹姆斯的统治下，下院首次开始抬头，接着就发生了议会特权与君权之争。政府摆脱了强大王权的控制，显示了它的才能，而当时出现的派系，对我们当前的事务有影响，形成我们历史中最奇特、最有趣和最有教益的部分。”①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从詹姆斯一世时代写起，也足能想象同时代的各党各派如何被休谟的一支笔触痛，以致对他发起如潮攻讦。后来作者又按时序重新安排了各卷次序，据我冒昧揣想，也许是为了照顾史书读者的阅读习惯吧。

　　时隔二百年后，激辩的硝烟散尽，我们揽读此书，或许欣赏和沉思的成分更多，也必能体会到这部作品的价值历经时间的考验始终坚立。

　　这部译稿在翻译、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多位专家学者和热心朋友的指点、帮助：感谢彭小瑜教授对涉及宗教内容的部分提出宝贵意见，感谢贾红雨教授帮助校阅书中大段的拉丁文内容，感谢孙宏友教授帮助校阅第一卷中关于大宪章的章节，假如没有他们的援手，这项工程大有可能由于我的才疏学浅而半途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