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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读人群 ：人类学、社会学、艺术

　　《自然象征》是一部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著作，奠定了道格拉斯人类学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道格拉斯认为，人的身体表现着社会，身体的边界体现了社会的边界，对身体的关注是对社会的关注。

　　内容简介

　　《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索/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玛丽·道格拉斯的代表作，也是现代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自然象征”即利用人的身体作为象征，表达社会结构和人的宇宙论。

　　《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索/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采取结构主义的方法，反对当时兴起的轻视仪式和象征的思潮，强调仪式的象征意义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索/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一大贡献是应用“格群”分析框架对社会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作者认为，不同的社会类型对应不同的宇宙论，宇宙论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对身体的象征性应用。

　　作者简介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结构主义分析的首倡者之一，在文化、比较宗教学、风险社会等社会理论领域内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具有跨学科的理论影响力。

　　译者简介：

　　赵玉燕，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人类学博士，有《象征之林》《献给祖先的猪》等译作。

　　目录

　　图表目录

　　致谢

　　1996年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远离仪式

　　第二章 转向内在体验

　　第三章 沼泽地爱尔兰人

　　第四章 格与群

　　第五章 两种身体

　　第六章 用于验证的案例

　　第七章 邪恶的问题

　　第八章 非个人化的规则

　　第九章 象征的控制

　　第十章 走出洞穴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自然象征：宇宙论的探索/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将仪式视为限制型符码，这很有启发性。但应用这个洞见所出现的问题，却远多于我预备去解决的。伯恩斯坦认为，限制型符码有多种形式；任何结构化的群体，只要其成员彼此谙熟，比如说板球队、科学界或地方政府，都会发展出特殊形式的限制型符码，将单元压缩成预先安排好的符码形式，缩短沟通过程。该符码可以强化特定的价值模式，并使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内化群体结构及其规范。因为田野工作的引用、（通常不太可能的）程序的参考、标记脚注等都是作为社会互动的预编码给出的，人类学家或所有其他领域学者的著作和会议记录，都可归纳为仪式性或限制型符码。忠诚、资助、客户关系、阶序制度的挑战、阶序制度的主张等，这些都间接且无声地通过明确的语言渠道得以表达。若情形果真如此，那么，使用限制型符码与精密型符码两分法框架进行研究的伯恩斯坦，则处于涂尔干区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阶段，或者梅因（Maine）鉴别契约社会或地位社会的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言，在特定文化或特定群体的语言形式中，限制型符码和精密型符码的区分一定是相对的。那么原始文化中的所有语言是否都是限制型符码，此种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它将绝对值赋予了定义。伯恩斯坦认为，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生活领域，承担政策制定以及外界沟通的更多责任。因此，他预计，在任何部落系统中，都能找到一些人，他们被迫发展出一种更精密的符码，使普遍原则明确化，意义能与纯粹的本地语境脱离。对此，我本人并不相信。如果需要做出政策决定的情形只是重复循环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以预先组织好的言语单位对它们进行充分讨论。只有在需要政策创新时，人们才会努力使用精密言语符码。这一问题给民族语言学家提出了有趣的方法问题。但这并非我要加以讨论的主题。更切题的，是我们如何运用限制型符码观念来解释不同程度的仪式化。

　　若仪式被视为一种限制型符码的形式，若限制型符码的出现条件是群体成员彼此谙熟，以至共享一套无需明言的共同假定作为背景幕，那么，部落在此基础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见，俾格米人彼此可能永远不会很熟识。他们的社会交往，在强度和结构上可以与法国海滨度假胜地的供应商相提并论，后者6月份从巴黎搬过来，在旅游旺季运营商店和酒店。他们彼此非常了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假设领域，但这绝不是他们的全部兴趣。他们可能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一套限制型符码。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在某一季加入各自的狩猎或游牧营地、第二年却不一定会在一起的俾格米人和波斯游牧者，对于持久的社会结构所对应的、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会使用一种限制型符码，同时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中，会使用另一形式的限制型符码进行交流。从言语符码得来的这个类比，很好地解释了这两个案例中仪式形式为何如此贫乏。这符合涂尔干的前提，即社会和上帝可以等同：社会的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乱的；上帝这一观念的内容，在同等程度上也是贫乏且不稳定的。

　　限制型符码被经济地用于传递信息，维持特定社会形式。这是一个控制体系，也是一个交流体系。类似地，仪式创造了团结，宗教观念也有其惩罚性含义。我们预计，人们越不重视有效的社会凝聚力，这种功能就越不重要。因此，我们并不能惊讶于俾格米人没有发展出宗教惩戒性的那一面。他们满足于最低层次的组织。在此，我们又提出了可用来预测人类社会仪式存在与否的比较范围。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比较组织以及社会控制设定的价值。援引异国部落的材料，可以很好地阐明我的主题。某种情况下，必须对比较加以控制。不仅仅将传教士与俾格米人进行比较，是一种可疑的做法。将猎人和牧民相比较，或者将非洲的猎人和澳大利亚的猎人相比较，都是可疑的。我会尽可能多地将笔触停留在某个特定文化中，以此来控制文化差异这个问题。但首先，我们的任务是修改伯恩斯坦的家庭控制体系图。该图是为了反映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对言语和控制技术这两个变量日益增长的影响而设计的。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就是选择稍微不同的变量，以消除劳动分工的影响。由于伯恩斯坦的研究与伦敦家庭的结构有关，它关注的是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因此，对于部落社会来说，它几乎不需要多少修改。他的两条线衡量了他所谓的家庭中位序行为的不同方面。在劳动分工影响最小的地方，言语符码和控制系统支持家庭关系的不同结构。如果我们想要紧密追随他的研究，就必须先猛烈抨击他思想的微妙之处。在伯恩斯坦的图表（第30页）中，语言符码对来自工业社会中顶层决策领域的压力做出反应，使言语变得越来越清晰。家庭控制系统对同样的压力做出反应，要求儿童能够掌握关于人类行为的抽象知识。他的象限设计，是为了说明在工业社会的所有部门中，这两种反应不会在相同的组合中产生。左边是家庭中社会关系最结构化的区域，右边是最开放和不被结构化的区域。在右下角，个体逃逸出社会的结构性控制体系，尽可能自由地突现。他的图表揭示了单一压力从位序型控制体系移动到个体型控制体系时产生的一些影响。垂直线则表示言语使用的变化。它表明，言语有可能被用作位序型控制的增强剂，随着中心压力在智力上、语言上和象征上逐步摆脱当地的位置结构，这种可能性递减。那些最彻底地脱离结构化个体关系的人，是那些卷入现代工业结构复杂性的人。为了适应部落社会，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要被拆解。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只是在对他的想法进行一种非常粗糙和拙劣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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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

　　玛丽·道格拉斯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关键人物，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她的著作作为跨学科的经典，被广泛阅读和引用，其代表性观点和理论被运用到人类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她既研究风险政治和宗教史，也涉猎了政治科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圣经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道格拉斯的学术思想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传统理论，既不同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制度学派。把现代的和奇异的（常常是非洲的）材料并置起来，是道格拉斯对西方社会研究的一大特色，她想建立一门真正普适的比较社会人类学。自18世纪以来，以亚当·斯密、孔多塞、韦伯、波普尔、哈耶克、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体现在理性选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精神分析等学术传统之中，其基础理论假设是：只有先描述个人的愿望、信念和意图，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对人类行为及其结果做出准确、满意的因果解释。涂尔干的理论观点与他们截然相反，他指出社会生活要大于个人动机的总和，推知人类发起和把握集体行动的总体能力，才是做出因果解释的重要前提，这也是道格拉斯始终依循的治学理路。群体成员的能动作用不完全来自理性选取的菜单，而是受到不同“格群”类型的制约，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规定了能动作用的风格，组织和制度不同，风格也不同。当然，道格拉斯也反对诉诸情感的研究路径。休谟说，即便是充满理性的人，也只能以实现情感义务为目标来发挥理性的作用；理性只能是激情的奴隶。道格拉斯认为，如果把情感仅仅理解为非理性，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理论精英化的危险——把社会底层看成是有缺陷的人群，他们被情感、意识形态或者文化所纠缠，不同于高高在上、理性行事的贵族或者资产阶级精英。不过，她并不完全否认情感的作用，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敬畏、千禧年愿望、宽容、和解等情感活动，能够产生巨大动力，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失调”、“补偿”、“压力”的心理学理论平面地解释宗教是不能成立的，她要用一种“纵向的理论”取代“横向的理论”——无论宗教还是宇宙论，其产生和特征都相应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因此从比较不同的社会结构入手，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不同的宗教和宇宙论，“这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