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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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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编号
978710022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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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乌托邦的观念史(交界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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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格雷戈里·克雷斯 著,张绪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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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名称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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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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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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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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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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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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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历史爱好者
«全面呈现古往今来乌托邦的多重面貌
梳理乌托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交织
你知道吗?早在“乌托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乌托邦就已经存在了。
从古典时期的创世神话到新世界的发现之旅,从《论语》中的和谐社会到桃花源的幸福生活……
本书创新性地介绍了世界范围内文学历史、社会政治中的乌托邦元素与构想。
乌托邦不止出现在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中,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东方还是西方,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方向。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当今的乌托邦意味着什么?
《后天》中的灾难景象、《使女的故事》中的虚构国家、《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
进入20世纪,科幻文学、大众媒体怎样理解逝去的黄金时代?
身处发展和变动的时代,我们做出了哪些努力?
面对消费主义、自然灾难等现实挑战,人类何去何从?
无论我们的理想在何处,乌托邦的概念都与我们如何构建这一理想有关。
«四色插图、丰富译注,历史学专家为大众读者写作
语言生动,尽全力弥合东西方文化差异,深入解读与日常相关的专业议题。
前插四色插图,重现乌托邦世界的历史画卷。
内文含大字反色插页、人物生平专栏,随文提示核心要点,警句频现。
内容简介
乌托邦的观念源自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持久渴望,它植根于原始而富足的、具有社会平等特点的黄金时代,并随着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的出版而变得清晰。从创始神话到新世界的发现之旅,从技术进步时代的探索到理想社区的建构,《乌托邦的观念史(交界译丛)》呈现了古往今来的诗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建筑师与艺术家构想中的乌托邦形象的变迁,并指出,可持续的乌托邦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当下消费主义、环境污染等问题。
可持续的乌托邦或许是当前人们应对所有不可避免的变动的出路。
乌托邦是一个我们曾经去过,有时又逃离的地方。
它是一颗北极星、一个地图上的参考点,这张地图上有人类对改善自身状况的永恒追求。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克雷斯(Gregory Claeys),伦敦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著有《托马斯·潘恩:社会与政治思想》《反乌托邦:一部自然历史》等作品。
译者简介:
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梭伦法律残篇整理与研究”。
丛书简介:
交界译丛:交界,谓边际相连,有共同疆界,寓意抵达前沿、跨越分歧、建立共识之可能。该丛书围绕当下公众或思想界聚焦的主题,提供由各领域专家撰写的知识概述,从基础原理出发,逐步切入关键论题,使读者得以理解并探讨更为复杂的观念。
延伸阅读:
交界译丛
《虚无主义》
刘擎、周濂推荐: 一本写给当代人的反“空虚”指南!看透虚无主义本质,找到人生意义。
《犬儒主义》
徐贲、徐英瑾推荐: 重识时代,直面自我!写给对思想抱有热情的你、我、他。
《避孕简史》
周雯静、游识猷、黄盈盈推荐:避孕,不止是一项技术,它事关所有人的未来。
《极端主义》
梳理极端主义历史,澄清极端主义本质。
目录
前言
引言 寻找乌托邦
第一章 古典时代
第二章 基督教原型
第三章 欧洲以外的理想社会愿景
第四章 一个被定义的流派
第五章 天堂的发现?
第六章 笛福与斯威夫特的时代
第七章 革命与启蒙运动
第八章 理想中的城市
第九章 作为社区的乌托邦
第十章 第二个革命时代
第十一章 发明的进程
第十二章 科幻小说的兴起
第十三章 反乌托邦的多样性
第十四章 乌托邦、科幻小说和电影
结论 失乐园?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人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乌托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乌托邦思想;狭义的乌托邦文学这一体裁;以及建立改良社区的实际尝试。无论我们考虑哪一种,本书中探索的对理想的或极大改善的生存状态的渴望的表达范围是惊人的,并迫使我们在一开始就面对我们的核心概念的定义问题。要使“乌托邦”一词有意义,它不能包含所有对于社会改善的渴望:控制污水排放或扩大公共交通的建议不是“乌托邦”。乌托邦也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心理冲动、梦想、幻想、投射、欲望或愿望,尽管它们可能会支撑其创造或发现。乌托邦也不意味着寻找“完美”的生活,尽管它仍然经常与此混淆;“完美”本质上是一个神学概念,虽然在历史上曾与乌托邦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它定义了一种凡人此生不可能达到的状态。事实上,乌托邦经常被实现或发现(而且往往又再次失去);过去的许多时代确实是早期乌托邦理想的实现;而且,对一些人来说,每一个现在都是过去的乌托邦。然而,每一个意识到的时刻,也包含着错误、失败和不完美。
那么,为“乌托邦”提供一个可行的定义,应该是一项挑战。这个体裁涉及面之广令人困惑,涵盖了社会进步的积极理想;它们的消极讽刺的对立面有时被称为反乌托邦(anti-utopios)或反乌(dystopia);各种各样的天堂神话、黄金时代和“幸运的岛屿”,以及对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原始民族的描绘;鲁滨逊式的海难或沉船;想象中的月球与太空其他地方的旅行;有计划的宪法,模范城镇和各种各样的改善愿景。这个列表还远远不够详尽,但它迫使我们缩小“乌托邦”一词的使用范围,以避免失去任何有意义的应用。
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假设莫尔的开创性著作《乌托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大幅改善的社会的准现实描述。人性在这里并不完美,因为犯罪依然存在。然而,一个由法律、礼仪和协议(契约)组成的更加集体主义的体系,可以确保一个更幸福、更有序的联邦。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实”的核心定义中向外工作,它似乎降低了对人类的能力和信誉施加的压力,到达更难以捉摸、更梦幻、更不可能有更高美德、秩序和乐趣的场景,以及更极端的幻想和预测,与任何可想象的现实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不同的年代和世界上,这些可能性以各种各样的混合形式出现。然而,其中一些承诺给一部分人带来幸福,却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幸福。入侵者(如感染病毒的人类学家)发现一个理想的社会,往往也会威胁到这个社会的存在,正如内部出现与既定或基本规范和信仰不同的意见。压制可能很快会随之而来。女巫走向火刑柱,贵族则走向灯柱。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非常近。
……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就包括探索一片广袤、稠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形,那里居住着一些相当非凡的生物。我们会遇到许多极端的想象中的生物,根据一些非同寻常的规则联系在一起,它们位于一些相当奇怪的地方,在我们所认为的日常现实之上、之外、后面和远处。最终,我们想象的乌托邦会位于何处有多重要?——在遥远的岛屿上,在月球上,在地球下面,在另一个星系里,在云雾环绕的隐蔽山谷里?或者我们如何到达那里?——通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乘坐火箭,还是跌跌撞撞地掉进一个兔子洞?不那么重要:虚构的地点不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我们是否以虚构来描绘乌托邦,就界定更狭窄的乌托邦类型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发现的东西是否可信。这就是科幻小说与乌托邦,以及乌托邦的许多流派与乌托邦本身的区别。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将乌托邦归结为一种心理原则,一种异想天开的“愿望”或“希望的原理”,并且将它与各种各样的“梦”区分开,因为梦中也有一切可能。这种假设常常混淆了导致一些人寻求乌托邦的动机与被寻求的对象,后者显然不是“希望”,而是它的对象或实现。似是而非的标准有助于缩小和规定乌托邦,也有助于设想乌托邦的实现可能性,并将其与仅仅是想象的或完全不可能的事物区分开来。地下世界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但仅仅是虚构地设在地下的社会不一定如此,尽管它的细节可能是这样的。我们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是出于对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广泛理想的信任。但是,如果一个预测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可能会破坏任何鼓励真正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因为形式与内容在这里是共生的关系。要求实现不可能的事情,不仅会让人感到沮丧,而且还会破坏进步。
因此,乌托邦并非不可能的领域。在神话的国度里,几乎一切皆有可能。而在宗教中,通过天启、救赎与解放,以及最终的、完美的、完整的、全部的、绝对的语言,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乌托邦探索了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空间,尽管它被公认为经常带有对终极、绝对与完美的渴望,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仍然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甚至不是“无处”。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在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我们曾经去过,有时又逃离的地方,也是一个我们渴望去参观的未知的地方。没有它,人类就永远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奋斗。它是一颗北极星、一个指南、一个共同的地图上的参考点,这张地图上有人类改善状况的永恒追求。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启旅程吧。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
1888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出版。小说描写了波士顿一位年轻人时常感到自己卑微而渺小,像“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敏感的心理使他患上了失眠症,在一位催眠师的帮助下,他戏剧性地睡过了113年。醒来后,他发现自己仿佛到了一个新世界,那里科技产品几乎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空间:汽车可以像飞机一样在空中行驶;自动化的街道顶棚会在下雨时自动打开;电话一按就有古典音乐出来,管风琴、小提琴,各种音乐随便选择。《回顾》的作者试图为读者构建一个理想的未来,带领人们从百余年后的2000年回头审视1887年那个现实中的波士顿。这部小说也开启了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第一波创作热潮,此后,乌托邦主题成为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回顾》中所呈现的2000年的社会景象并不是乌托邦的终点,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以及核能源等长足发展,乌托邦理想也会有新的目标。人们在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承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捷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孤独感。人与智能电子产品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人际关系被忽视,每个人就像一座孤岛。核能的利用带给人类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带给我们的灾难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地震和海啸中发生核泄漏,超过47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我们的生活至今仍受到威胁。摆脱残酷的现实,追求理想之地,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乌托邦的观念史》一书所关注的就是乌托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去向,诚如最新版的前言所言,“我们应该在2020年思考一种新型的、更加清醒的乌托邦类型”。对生活于21世纪的人们而言,乌托邦理想“将是对本世纪灾难的一种回应”。
“乌托邦”(Utopia)一词来自古希腊语ού + τοπία,意为“乌有之地”。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赋予了“乌托邦”一种理想社会的意涵。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此时的欧洲正值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社会变化一日千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为乌托邦思潮提供了条件,文艺复兴运动中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与人们对乌托邦的追求相契合,欧陆之外的异域探险成为乌托邦发生的理想选址。现实不如意,就要在内心构建一种美好愿景,近代早期的乌托邦思想便是这种心理冲动的反映。本书的作者,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学家格雷戈里·克雷斯(Gregory Claeys)研究乌托邦观念史二十余年。对于乌托邦观念的起源,他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不再停留在从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中去寻找解释,而是将研究视野投向古代世界,认为“乌托邦概念植根于原始而富足、具有社会平等特点的黄金时代,古典思想、柏拉图式理想政体概念、基督教的天堂和伊甸园形象都是其重要的思想源泉”。
克雷斯认为,“黄金时代”是乌托邦思想的来源之一。根据《荷马史诗》、赫西奥德、柏拉图的记载,克雷斯还原了希腊人对于黄金时代的认识。特洛伊战前一千年,希腊大地上出现了最早的人,那些人是用金子做成的,由克洛诺斯神统治,因此这一时期被希腊人称为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人们生活富足,无忧无虑,不像后来的白银时代,充满战争和邪恶。古代希腊人为了对纯洁、和谐、充满美德的黄金时代表达怀念,描绘出各种理想的社会。对黄金时代的怀念,就像人们怀念自己的青春一样,一方面是对曾经的美好表示不舍,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不满足的表现。克雷斯将希腊人对黄金时代的描写看作是一种寻求群体安全的做法,如果美好的地方在现实中不存在,就要在理想中构建一处。同一种传统下,罗马人受希腊人影响,也将黄金时代引入作品之中,“卡图鲁斯、贺拉斯、塞涅卡和奥维德等人共同构建了罗马版的黄金时代”。
对待乌托邦思想与基督教关系方面,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被解放是乌托邦思想的基础,而忽视了基督教本身也孕育了乌托邦观念。研究乌托邦观念的前辈学者库马尔认为中世纪宗教世界观的衰落是“乌托邦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1],而克雷斯在本书中却认为人类最初的诞生地“伊甸园”和“来世观念”也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点是克雷斯在乌托邦观念研究中的创新之处,他尝试对乌托邦观念与基督教关系重新做出解释。
按照传统观点,乌托邦思想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只出现在具有古典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西方。针对一点,此书也有创新。克雷斯尝试在苏美尔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埃及的《亡灵书》、10世纪阿拉伯哲学家阿布·纳斯尔·阿尔法拉比的作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文学作品中发现乌托邦元素。对于中国,克雷斯认为《论语》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孟子继续完善儒家理想,设计出“仁政政府”。他认为老子也有关于理想过去的阐述。直至近代早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推动中国乌托邦小说的产生,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维的《桃源行》、王安石的《桃源行》、李汝珍的《镜花缘》。在作者观念中,“许多前现代社会已经占有许多乌托邦元素”,“乌托邦无疑可以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构想”。
近代乌托邦思想传入我国是伴随着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的,其中最早的是李提摩太将前文所提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节译到中国。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前夕,在接触到传入我国的乌托邦描述后,维新派主要代表不约而同地认为这种乌托邦理想与中国典籍中所谓的“大同社会”相类似。谭嗣同读后认为:“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甚至,康有为还模仿贝拉米写成《大同书》。维新派另一位代表梁启超曾在《回顾》一书的最早译者李提摩太所创办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做秘书,将贝拉米这部乌托邦小说列入《西学书目表》,向中国士大夫推荐。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回顾》道:“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梁启超受贝拉米影响之深也体现在他后来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未来记”开篇庆祝1962年上海博览会,所用写作手法与《回顾》对新世纪的联想如出一辙。主张改革的晚清维新派对乌托邦理想社会大加赞赏,并将其用作改良中国社会的工具。
乌托邦观念在我国广受欢迎是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开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设计了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对信贷业、运输业以及生产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管理,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分配。对理想社会的构想,马克思1845年也有一个著名描述:理想人类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养牛,晚饭后进行思考和批判,不为任何狭隘的活动所限制。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中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严重,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把乌托邦理想应用到最广泛的人群中去,为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案。
对于乌托邦的未来,克雷斯的担忧也是明显的。21世纪初,人们对乌托邦理想的热情开始被反乌托邦的恐惧超越。人们开始注意到乌托邦理想是对人类自私本性的挑战,认为它的实现需要奇迹的发生。然而,不得不承认,乌托邦观念已参与到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张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