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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刘豪兴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人文社科类读物爱好者,大中专学生群体，社会学研究者

　　1.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图书2.适合一代代中国人阅读的乡土研究经典之作3.费孝通弟子刘豪兴教授导读 4.精心收录二十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特别编写四十多位所涉人物简介

　　内容简介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巨擘费孝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乡村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费先生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写成，篇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深沉精确；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解读传统中国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主要著作还有《生育制度》《志在富民》等。

　　目录

　　重读《乡土中国》 刘豪兴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人物附录

　　新版编后 刘豪兴

　　精彩书摘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一一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自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自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一一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人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 “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一一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

　　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一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一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一一我以后还要详细分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一一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自;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

　　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一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二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男女有别

　　在上篇我说家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这里我们碰着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了。在上篇我虽则已说到了一些，但是还想在本篇里再申引发挥一下。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在分析一个文化范型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喜怒哀乐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发生在人事圆局之中，而且影响人事的关系，它们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一层里得到它们的意义。

　　感情从心理方面说是一种体内的行为，导发外表的行为。William James说感情是内脏的变化。这变化形成了动作的趋势，本身是一种紧张状态，发动行为的力量。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了练习，已经相当固定的话，多少可说成为自动时，就不会发生体内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不带着强烈的感情。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

　　这里所谓感情相当于普通所谓激动，动了情，甚至说动了火。用火来形容感情，就在指这动的势和紧张的状态，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

　　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我在上篇曾说纪律是排斥私情的。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我在论“文字下乡”的两篇里，已说起过熟习所引起的亲密感觉。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是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

　　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Apollonian );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 )。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这两种文化观很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套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要达到这境界，却有

　　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各人间的充分了解。空间的位置，在乡土社会中的确已不太成为阻碍人了解的因素了。人们生活在同一的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和别群人没有重要的接触。在时间上，每一代的人在同一的周期中生老病死，一个公式。年轻

　　的人固然在没有经历过年长的生活时，可以不了解年长的人的心情，年龄因之多少是一种隔膜，但是这隔膜却是一方面的，年长的人可以了解年轻的人，他们甚至可以预知年轻的人将要碰着的问题。年轻的人在把年长的人当作他们生活的参考蓝图时，所谓“不了解”也不是分划的鸿沟。

　　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这差别倒并不是起于有着悬殊的遗传特质，这在世代互婚的小社区里并不会太显著的。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正因为还没有人能亲身体会过两性的差别，我们对于这差别的认识，总是

　　间接的;所能说的差别多少只限于表面的。在实际生活中，谁都会感觉到异性的隔膜，但是差别的内容却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

　　在以充分了解来配合人们相互行为的社会中，这性别的鸿沟是个基本的阻碍。只在他们理想的天堂里，这鸿沟才算被克服:宗教家对性的抹煞，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决不是偶然的。完全的道义必须有充分的了解，无所隔，这就不能求之于生理上早已划下了鸿沟的男女之间。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

　　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人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

　　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阿波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

　　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如上篇所说的，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这在我们乡土社会中看得很清楚。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之，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

　　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人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缺乏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也减少了一个不在实利上打算的刺激。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实用的精神安下了现世的色彩。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一般人民更会把天国现世化;并不想把理想去改变现实，天国实现在这世界

　　上，而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把现世推进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那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合于外在的秩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古典的，也是阿波罗式的。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前言/序言

　　重读《乡土中国》

　　欣闻最新发布的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高一必修，上册)第五单元内容为“整本书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进一步说明《乡土中国》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社会学经典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自成一体，历经数年;战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继续讲授“乡村社会学”。1947年暑假，《世纪评论》总编辑张纯明约费孝通为之长期撰稿，并设“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恭候。费孝通将“乡村社会学”讲稿整理，“随讲随写，随写随讲，随寄随发表”，从1947年8月至翌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观察》杂志创办人储安平欣赏费孝通的这组文章，费孝通应允将所发文章进行整理，调整结构，以《乡土中国》为书名纳入“观察丛书”，于1948年4月出版发行。

　　《乡土中国》全书共计十四篇文章，六万余字，1948年小开版本仅有106页，可谓是一本小书;但其内涵丰富，理论深刻，历久弥新，堪当宏观巨著。费孝通舍弃美国《农村社会学》教本，甚至撇开他非常熟悉的农村经济问题，“另起炉灶”，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篇篇一气呵成，没有条条框框，彼此构成独特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彰明较著，概念新颖，所述所议，常读常新。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把“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方向。费孝通遵从老师派克、史禄国和吴文藻的教导，终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门内的工作，成为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大师。

　　费孝通把自己早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概括为两期(阶段)。“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他自觉地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合为一家，打破“文野之别”，采用实地(田野)调查方法，从本民族村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状况观察、思考、吸取科学滋养，产生了《花篮瑶社会组织》(和妻子王同惠合著，1936年)、《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一一个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调查》(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illage，英文版，扉页中文书名为《江村经济》，1939年;中文版，1986年)、

　　《云南三村》( Earthbound China，英文版，由《禄村农田》和学生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与商业》三书合集，1943年;中文版，1990年)等描述、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著作，被世界著名大学列为社会学人类必读参考书，影响深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也就是对这些实证研究进行理论概括，“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并进而开导实地研究。通论性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书，从婚姻家庭专题和综合角度阐述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特性，这是以前典籍难以见到的。费孝通坚守“从实求知”，走的是实地研究一理论概括一实地研究的学术道路。两期的研究工作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个别到一般，开辟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时代。

　　费孝通认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也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别国，要知己知彼。因而他的分析研究不仅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而且还密切联系西方社会实际，在东西方社会比较中凸显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性。怎样知彼呢?费孝通观察敏锐，研究勤奋，把握出国学习访问机会，通

　　过实地观察、与人交流和当地书报、文献等了解西方社会的社情民意，并用笔记述、发表，让国人多了解他国他人的生活和问题，分享其所得所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英国留学、访问和美国访问、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著作，如《旅美寄言》( 1943年9月至1944

　　年11月)、《初访美国》( 1945年8月5日)、《重访英伦》(写于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1983年10月出版)、《美国人的性格》( 1947年7月)等，为认识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比较资料。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的后记中说:“我在这几年里利用了旅行的机会一

　　再访问了英美两国，使我更切身地觉得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和不易。因之，我曾不因自己才学的限制，一再写了几本分析英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小书。我的目的其实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在想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从1933年至1947年的持续观察和英美社会的体验中，费孝通切身感受到世界在快速变小，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已经开始形成。“在这门户洞开、瞬息可至的小天地里。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密切得像在一个家里一般;痛痒相关，休戚相系。”毫无疑义，费孝通对“四海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大家庭的领悟，有着过人的洞察力，走在学人的前列，长期把中国乡土社会置于世界格局予以比较认知，也就特有见解。不固步自封，也不 “全盘西化”，东西文化，兼容并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五千年文明，城乡相成相克，长期存在“城里人”骄傲和“乡下人”卑微之观念，并由此产生许多差别、阻隔和误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前三篇文章中用城市和乡村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征。书中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民聚村而居，早不见晚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熟人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社会和个人在这里浑然一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乡土”两个字形象、恢宏、幽默、生动。 “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土气”成为乡下人的特性，不为人后，不为人先，人与人相处，彼此信任，待人接物不用“契约”。城里人和乡下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乡下人到城里走马路不知道靠左还是靠右走，并不是“愚”，而是缺少现代都市生活知识，同样城里人在田野里分辨不了包谷和麦，也不是“愚”，是缺少农业知识。费孝通认为，这“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在基层社会里有语言而无文字，究其原因是农民‘旧出而作，日人而息”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四季如常的习惯(规律)，似乎没有用文字的需要，文盲充盈。费孝通基于这种乡土性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展开了后面的社会结构、家族制度、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剖析，

　　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贴近现代，新见独树一帜。

　　“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是《乡土中国》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解说甚多。“团体格局”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格局，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群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犹如一捆一捆扎好的柴，每一根柴都可找到它的位置，彼此有一定的界限，在社会，这些单位(捆)就是团体。这一种社会格局，费孝通称为团体格局。但在中国，我们的格局主要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犹如我们儒家所讲的“人伦”，包括君臣、尊卑、左右、上下等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推出去的“人伦”波纹，费孝通喻之为差序格局。本篇和后面三篇，通过与西洋团体格局的层层比较，将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的传统、利弊和

　　盘托出。团体格局中的家庭和国家两大单元，家是家，国是国，有着明确界限;差序格局中的家庭和国家两大单元，家国同构，讲家国情怀。存在为了家，可以牺牲国的现象，但更多的是崇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自我主义”，能伸能屈，与西洋社会的 “个人主义”有别。“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由此产生的 “公”与“私”、道德、家族、法律、权力等的差别，给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增添了阻隔和困难。诚如费孝通指出的，团体格局在乡土社会的中国也是存在的，同样差序格局在西洋社会里也有，只是比较上不重要罢了。

　　《乡土中国》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寓理于案例之中，深受读者的欢迎。1948年4月面世，3000册很快告罄，至11月重印4次，发行11000册，成为畅销书。后因时局变化，没有再版。1984年10月11日，费孝通应三联书店计划重刊《乡土中国》的要求写了《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该书于1985年6月再版，后来七八年间没有重印。我们教学中指定其为参考书，难以购买。费先生送我的《乡土中国》，逐在同学中传阅(复印)，包装的书套破损了，换了又换。可喜的是同学都很爱惜，很守信，原书送还。

　　然而近几年许多出版社争相再版《乡土中国》，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覆盖各个社会阶层，今之畅销远胜于当年。究其原因在于它的生命力，“乡土社会”的特性文化仍然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潜在，时隐时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更引起认识中国社会的探索。

　　诚如费孝通在《重刊序言》所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今重读《乡土中国》，学习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感慨万端。原本积弱积贫的中国，已迈向现代繁荣富强社会，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心。费孝通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包括“后记”，有机地嵌入四十多位中外名家、学人，讲中西文化及其多样性、讲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变化、讲事件的来龙去脉，娓娓而谈，增强了知识性、可读性，丰富了内涵，足见他知识的渊博、历史文化功底的深厚。愿与读者同学、同思、同行，踏着前人的脚印，关注社会基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刘豪兴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