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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天人之际：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历程，通过整理文献资料、统计不同时代背景下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规律、回顾近现代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天文科普创作者的作品与创作理念，呈现我国天文科普图书及天文科普出版工作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天人之际：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主要对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历史进行客观梳理，希望也能为未来天文科普与教育工作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目录

　　目录

　　丛书序/i

　　前言/iii

　　第一章 导言/1

　　第一节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1

　　第二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进入启蒙阶段前的历史背景/4

　　第三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的研究方法/5

　　第二章 近代中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12

　　第一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启蒙阶段/12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中国天文科普图书进入探索阶段/15

　　第三节 近代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上的代表人物与作品/20

　　第三章 现代中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56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文科普图书的摸索与艰难前行阶段/5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天文科普图书迎来春天/66

　　第三节 现代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上的代表人物与作品/75

　　第四章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小结与启示/149

　　第一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小结/149

　　第二节 未来天文科普图书的发展方向探讨/151

　　参考文献/154

　　附录/160

　　附录一 近现代中国天文科普图书概要/160

　　附录二 近现代中国天文科普书目列表/217

　　精彩书摘

　　第一章导言

　　第一节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

　　天文之学，无分乎古今中外，而其间有一定之律也[1]。月亮有时如镜有时如钩，太阳有时极南有时极北，五星游荡于恒星背景之上 上古时期，人类通过仰观天空，获知方向，感知时节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天文学，其发展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最主要的特征便是以观测为基础。

　　根据观测方式划分，天文学的历史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肉眼天文学时期，人类观测天象全靠一双眼睛，并配合古代天文仪器来获知天体的视运动信息；第二阶段，即望远镜天文学时期，自17世纪初伽利略 伽利雷（Galileo Galilei）用望远镜观天开始，有许多天文学新发现，至19世纪达到全盛；第三阶段，即分光天文学时期，1814年，德国物理学家夫琅禾费（Joseph von Fraunhofer）制成了第一台分光镜，再加上分光术、测光术、照相术的诞生，天文学的发展再一次获得飞跃，人类得以获知天体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及运动信息，天体物理学诞生并得到发展。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探测天体的波段从光学段拓展到全波段，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功能强大的地基望远镜相继落成，空间探测器发射成功，引力波、中微子、宇宙射线等其他信使的出现，使人类探索宇宙的手段进一步增多，视野进一步开阔，天文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曙光。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和诞生，大约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在相传为夏代历法的《夏小正》中，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天象和物候等定出季节与月份，并且还注意到了初昏时斗柄方向和时令的关系。到周初时期，人们已经知道观测日影，并通过观察昏中星以正季节，通过观测月相以定历法。《尧典》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中记载的文字，大概反映的就是周代春秋以前的天文学成就，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大概就是这时形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中国古代天文学初步确立了独立的体系[2]。

　　汉代，人们对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和使用出现了质的飞跃。通过改进漏刻，人们对周天的划分更为精准，并且注意到了如今我们所知的岁差现象。此时，人们对五星的测量更加精密，对恒星的观测日渐完备，《汉书 五行志》中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汉代对于实际观测的重视，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天文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人们修正了以往历法中的不少问题，为后来的历法改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人们主张使用定朔法，根据定朔法，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岁差的采用，祖冲之的儿子祖暅精通天文学，他通过实测证实了岁差现象的存在。

　　隋唐时期，天文知识已经变得相当普及，人们通过《步天歌》把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编排成歌谣，帮助大家通过吟诵学会认星。唐代，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天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僧人一行在实测中发现，恒星的“去极度”古今有所不同，这种现象不只是由岁差造成的，还与如今我们所知的恒星自行有关。

　　北宋时期，由于王安石变法，仪象制造和恒星观测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北宋制造的天文仪器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仪器的精密以及人们对观测的重视，使得这一时期留下了丰富的观测资料，其中包括《文献通考》中的全天星表、如今大家熟知的苏州石刻天文图、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中的星图等。此外，宋代对于1006年和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元代，天文历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我国和中亚国家、西亚的阿拉伯国家来往频繁，《乌鲁伯星表》《伊儿汉表》中都载有中国的天文历法就是明证[2]。为了改历的需要，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大量新仪器。

　　明代，我国学者开始介绍欧洲的古典天文学，《崇祯历书》的编纂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崇祯历书》中只介绍了第谷 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体系，尼古拉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体系以及约翰尼斯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创立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等内容，则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有所保留而未纳入其中。

　　到了清代，人们一方面学习欧洲的天文学，另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整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资料，编纂了许多体系庞大的丛书。乾隆嘉庆年代之后，中国古代天文资料的整理达到了一个新高潮。除了最有成就的历法整理工作外，人们还整理了历代天文学家和科学成就等资料。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开端，依赖于天文观测与研究方法的引进，以及新型天文工作者队伍的建立。1873年，法国在上海建立了佘山观象台；1897年，日本在台湾建立了测候所；1898年，德国在青岛设立了气象天测所。1880年，济南教会大学齐鲁大学创建了天文算学系，开创了中国近代天文教育[3]。

　　辛亥革命前后，赴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中，有高鲁、朱文鑫、余青松等若干天文学家。1898年，德国在青岛设立气象组织，定名为青岛气象天测所。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青岛气象所几经更名后由北洋政府正式收回，1924年改称胶澳商埠观象台，开始由中国人担任台长；1926年，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扩充成为数学天文系；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成立；1934年，我国第一个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建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兴建了北京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云南天文台等天文台站，并在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设置天文系专业，硬件设施与人才队伍建设共同推进，我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在1993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的天文学家共商21世纪初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蓝图，提出研制下一代大射电望远镜（Large Telescope，LT）的倡议[4]。1995年，以南仁东为委员会主任的LT中国推进委员会成立。要建造LT，需要射电环境足够好，中国天文学家提出在贵州平塘借助喀斯特地貌建造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1997年，该委员会初步设想，中国要独立研制一个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2006年，FAST台址选定，2016年，FAST正式落成启用，被称为“中国天眼”。

　　同在1993年，以王绶琯院士和苏定强院士等为首的科学团队，提议建设我国重大观测设备——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y Telescope，LAMOST）。2009年，LAMOST落成启用，2010年定名为“郭守敬望远镜”，这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也是世界上光谱获得率最高的望远镜。

　　2015年，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原定工作年限为3年。这是世界上观测能量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2017年，“悟空”的首批科学成果发布，其能谱特征中出现了可能是暗物质存在的新证据。由于它的载荷运行正常，科研团队宣布将其原定工作期限延长。

　　2017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发射升空，使我国在高能天体物理探测领域占有重要一席，填补了我国X射线探测器的空白。“慧眼”卫星多次参加国际空间与地面联测，并验证了航天器利用脉冲星自主导航的可能性[4]。

　　2021年，通过历时3年的连续监测，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选址于青海冷湖赛什腾山区，那里海拔4200米标高点的光学观测条件，在视宁度、红外观测及晴夜数量、晴夜背景亮度、气象等方面综合衡量，达到了比肩国际一流大型天文台的水平，为我国光学天文的发展带来全新的重大机遇。

　　第二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进入启蒙阶段前的

　　历史背景

　　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有着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天象记录。因为观象授时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中国天文很早就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统治工具。无论是秦朝太史令，西汉太史公、太史令，东汉太史令，还是隋代太史曹，唐代太史局等、浑天监等，宋元司天监等，明清钦天监等，都不是纯粹的天文观测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除了记录星象、修订历法之外，还要为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理论支撑与舆论支持。因此，历代严禁民间私习天文，更没有宣传普及的需求，甚至由于禁令过严一度造成天文人才无以为继的局面②。

　　到了明朝晚期，正值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传教士乘商船前往全球各地传教。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推崇儒家思想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宗教兴趣不大，反而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有效地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注意。于是，他们开始借助科技知识来获取社会地位和官方信任，以方便传教，客观上扮演了向中国传播近代科学的角色，就此开启了一段“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但这个进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意外中断了。天主教因为反对中国信徒参与祭天祀祖等传统仪式而被康熙皇帝全面取缔。此后，传教士被逐出中国，天主堂被罚没拆毁，印刷出版活动也被明令禁止。即使是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也有不得雇佣中国仆人、不准学习中文、不准乘轿、不准进城等诸多限制[5]。这些禁令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南京条约》中才被解除。

　　不过，伦敦会传教士英国人罗伯特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还是设法于1807年来到了广州，以洋行翻译的身份学习中文，并在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于1815年在澳门开始出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这套6卷本的巨著历时8年才全部完成。因为内容全面、解释详尽而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他甚至还专门请东印度公司派驻广东的博物学家约翰 里夫斯（John Reeves）考证翻译了中国的星座名和亮星名，并在《华英字典》第四卷中加以介绍。东西方天文学交流在暂停了100年之后终于又出现了连通的迹象。

　　第三节　中国天文科普图书史的研究方法

　　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广大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简略地说，科普就是以“科”为基础，以“普”为目的的行为或活动，其表现形式之一是科普作品[6]。

　　为梳理近现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脉络，本书编写组系统整理了1840—2000年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天文科普图书，不包括教材、教辅、教具、历书等专用图书，共统计天文科普图书1282种，其中，译著350种，原创及汇编作品共932种。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将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详细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天文科普图书的特点。通过对出版时间、出版社、译著的国别分布及不同年份的作品数量、译著与原创作品比例等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各种因素在时代背景下对天文科普图书的影响。

　　根据天文科普图书按出版年代的分布直方图（图1-1）可以看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现代出版行业的逐渐兴起，天文科普图书也在慢慢进入公众的视野。1900年前后，维新思潮推动了最早的天文图书的出版。随后在1930年、1950年及1980年后，存在三个明显的出版高峰。这一特征与当时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相一致。随着国内天文科普人才的积累，引进图书的比例，从最初的75%左右到后来逐渐稳定在25%左右。

　　对1840—2000年引进天文图书的国别进行统计（图1-2）发现，其特点也非常明显，在翻译引进的350种图书中，美国的作品最多，共119种，苏联的作品位居其次，共75种，英国的作品共67种，日本的作品共27种，法国的作品共18种，德国的作品共10种，其他国家的作品均未超过10种。

　　当然，这些作品的引进时期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