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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大儒朱熹对《四书》评价非常之高，他在《近思录》中尝对弟子说：“《四书》者，《五经》之阶梯。”其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时期应考士子的必读书，可谓研读《四书》的门径。李申先生对集注做了白话翻译，为当代读者扫清了阅读文言文障碍，对发掘《四书》的当代价值，厥功至伟。

　　内容简介

　　《四书章句集注》是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朱熹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其主要内容是对儒家典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做的注释。该书自元末至清末，一直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被历代学子视为求学入仕的必读书，在历史上曾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政治色彩虽然已经退去，但由于朱熹所注简明扼要，准确易懂，且多引用二程、张载等前贤时彦相关论述，故仍是研读“四书”的必读书。此次推出的《四书章句集注今译》，是对朱熹所做注释的白话翻译，并对朱注中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在不增加阅读负担基础上，酌情予以注释。

　　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领军人物，人们尊称其为“朱子”。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朱子语类》《诗集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李申，194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儒教研究室主任。著有《四书章句集注今译》《中国儒教史》《周易经传译注》等。

　　目录

　　前　言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大学章句

　　论语集注

　　论语序说

　　读《论语》《孟子》法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孟子集注

　　孟子序说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

　　万章章句上

　　万章章句下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尽心章句上

　　尽心章句下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

　　前言/序言

　　一　朱熹和《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晚年自号晦庵，生于公元1130 年(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公元1200 年(宋宁宗庆元六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三五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命运坎坷，死后先被作为“先儒”从祀孔庙，此后又不断晋升“先贤”“先哲”之列，成为仅次于颜回、孟子等“四配”，而和子路、子贡等并列的儒者，其地位不仅高于汉唐诸儒，而且高于孔子弟子七十贤人中的大多数。汉唐以下所有儒者之中，获得如此殊荣的，只有朱熹一人。

　　《四书》，即四部儒家著作的合集。其中，《论语》在汉代就受到了特殊重视;《中庸》，南朝梁武帝时曾把它从《礼记》中分离出来，和佛经同等看待。唐代后期，韩愈等人又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篇。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提，南宋朱熹将它们合集，并倾毕生精力为之作注。朱熹生前曾建议把《四书》作为国家考试的必考课目。朱熹死后，因为《四书集注》，他被宋理宗追封为信国公，赠太师，并作为“先儒”，从祀孔庙。元代，《四书集注》成为国家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明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彻底地贯彻执行，直到清朝末年取消科举制度为止。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四书集注》几乎成为每一个读书人指导言行的思想基础，并经过他们，影响着所有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之后到清朝末年的中国第一书。

　　二　《四书集注》的宗旨

　　依朱熹所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章句序》)在这个“教人之法”中，包含着教学的目的。朱熹对古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这样表述的：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

　　意思是说，上天降生了下界的民众，并且赋予每人一个仁义礼智的本性。但是因为他们禀受的气质不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本性的内容而加以保全。于是，一旦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本性的人物，上天就会任命他来做民众的君主或者导师，治理和教化民众，使民众复归那天赋的善良本性。这是上天设置君、师的目的，也是大学教人的目的。

　　《四书》及其《集注》，是朱熹为大学编定的教材，是大学教学的内容。因此，《四书集注》也当服务于这一目的，即教育学生复归那天赋的、善良的本性。这个目的，也是朱熹终生学术活动的目的。

　　依朱熹所说，在夏商周三代，从王宫、国都，直到社会基层，都有学校。人到八岁，都必须入小学，到十五岁，进入大学。通过学习，人人就都知道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东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都各自安分地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古代政治隆盛于上、风俗和美于下的原因，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到了周代，政治衰落，贤圣的君主不出现，学校教育无人过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孔子没有君和师的职位去尽统治和教化的责任，于是就拿来了先王的法度，诵念并加以传播，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先王的法度能在后世的人们那里发扬光大。

　　依朱熹的意思，《大学》的内容，是曾参从孔子那里学得并加以传述的;《中庸》是孔子之孙、曾参之门生子思，根据从父师那里学得的、尧舜以来列圣一脉相承的传心之言而著述的。它们和《论语》《孟子》，所讲的都是先王的法度，是古代大学里教授的基本内容。

　　朱熹深为孟子以后俗儒只知记诵章句而不满。他的《四书集注》，讲述的乃是“大道之要”(《大学章句序》)。这个大道之要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复归自己的本性”。

　　三　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灵魂

　　朱熹认为，读《四书》，应从《大学》开始，所以《大学章句》是《四书集注》的第一部。

　　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从开头“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这205 字是经，是曾参传述的孔子之言。

　　经文讲了《大学》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步骤。

　　八条目的开端，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这说的是，认识乃是道德修养、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根本。一个糊涂人，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假如这样的人听到了几款道德律条就照着去做，那么，他越是诚心诚意，就越是事与愿违，甚至会走到危害社会的邪路上去。所以朱熹特意补上“格物”“致知”这一章，着力强调格物致知的根本意义。

　　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以后的儒者都纷纷把格物或“格致”(格物致知)作为自己思想进程的出发点。对格物、致知的强调，是朱熹对中国哲学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四　《论语》的仁是天理

　　《论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大学章句》说，仁，是上天赋予民众的本性，所以，仁就是天理：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学而》第二章)

　　“爱之理”，也就是说，仁是合乎天理的爱;或者说，只有合乎天理的爱，才能称为仁。怎样才是合乎天理的爱?就是合乎礼。因为：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第十二章)

　　这就是说，人们各种活动的仪式、法则，只是外部表现。它们的内在本质，和仁一样，乃是天理。所以，孔子才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第十五章)朱熹注道：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

　　这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所谓“一以贯之”，就是天理贯穿一切。

　　借助朱熹的天理人性之论，孔子的学说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现实服务，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五　《孟子》的人性也是天理

　　朱熹《孟子集注》在卷首引二程的话说：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在朱熹看来，整部《孟子》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性善说”。而人的本性之所以善良，因为它是得自上天的天理：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

　　人的性就是天理，天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人禀得了这天理的全部，所以人性本善。这就是从二程到朱熹对孟子人性论的重新阐释。

　　孟子主张王道仁政，主张君主要讲仁义而不要讲利，从而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辩。朱熹对此注道：

　　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讲仁义，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而“未尝不利”，也就是说，仁义也是利，区别仅仅在于是谁的利。仁义所维护的，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利所指称的，是一家或个人的利益。义利之辩，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之辩。

　　应该说，朱熹对义利之辩的理解是深刻的。

　　六　《中庸》论循理即是道

　　《中庸》开头说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解释说：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儒者们从孔子开始，如果把他们的事业集中在一个点，那就是“求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道?《中庸》的回答是：“率性。”朱熹的解释是：性，就是天理。率性，就是循理。因此，循理即道。也就是说，按照天理行事，就是儒家的道。而道，也就是“中”：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中庸章句》第四章)

　　所谓“中庸”，就是按照天理行事，不偏也不倚，不过分也没有不及。

　　那么，怎样才能循理行道，做到中庸?《中庸》认为，基本条件是要心诚。因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

　　怎样才能心诚?《中庸》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第二十一章)

　　朱熹解释说，由诚而能明察的，是圣人;由明达到诚的，是贤人。这里对于明与诚的论述，“与《大学》相表里”，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关系。

　　至此为止，朱熹就借助对《四书》的注释，完成了他以天理为灵魂的思想体系。

　　七　本书选用《四库》本的理由

　　本译本采用《四库全书》本作底本。理由有二：

　　一、《四书集注》从元朝末年开始作为国家教学和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朝初年，国家编定《四书大全》。清朝前期，《四书章句集注》沿袭明代编法，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载入《四库全书》。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四库全书》本都是官方确定的版本，也应当是学生受教、赴试的标准版本，因而是古代最重要的版本。

　　二、和现今通行的、也是最好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比，《四库全书》本的文字更加准确：

　　1.《论语集注·宪问》第十二章：杨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杨氏”，中华书局本作“胡氏”。《西山读书记》《论语集注大全》等均作“杨氏”。宋人蔡节的《论语集说》甚至明确指出是“龟山杨氏”。

　　2.《论语集注·宪问》第十四章：“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也。……”

　　“公孙枝”，中华书局本作“公孙拔”。元金履祥《论语集注

　　考证》卷七：“公孙枝，按《左传》及注，当从‘公叔发’。《集注》或传写之误。”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卷十八：“公叔发即公叔文子也。《论语》孔氏注作‘公孙拔’，疏作‘公孙枝’，《集注》从之。”

　　公叔文子，是公叔发、公孙拔，还是公孙枝，可另考，但《论语集注》就是公孙枝。至于中华书局本所据底本认定就是公孙拔，且断定就是《集注》本之错(见中华本《附录：四书章句附考序》)，则不敢苟同。

　　3.《中庸章句》第一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这一段，元朝的版本作“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明代《四书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对比二者以后论道：“今以后来本校之，疏密浅深，大有间矣。然‘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此语亦包括要切。《或问》所谓‘其本皆出乎天而实不外乎我’，与此语无异，是仍存之于《或问》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录从定本耳。盖尝论之，前圣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汤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虽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别白融贯言之。至孔子传《易》，曰各正性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善成性，习教事，教思无穷。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于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发前圣未发之蕴，以开示后世学者于无穷。朱子于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于先，复融贯会通于后。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子思之意，无复余蕴，故今一遵定本云。”

　　今存《四库全书》本，即《四书大全》本，亦即所谓“定本”。且《大全》所辩，义理以定本为胜，故本译本从之。这一段文字，中华书局本同元本，且有所据底本之校刊者清代吴英的长篇辨析附于书后。然而在译者看来，吴氏之辨析，不如《大全》本之辩。当然，见仁见智，各存其便。

　　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总之，《四库》本自有其优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