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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典藏级精装书《卢卡奇自传》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景式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奇的生平。

　　本书具有三大亮点。

　　（1）权威版本。

　　（2）装帧雅致。

　　（3）可读易藏。

　　作为“西马”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小小的欧洲思想史”。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读卢卡奇。

　　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卢卡奇的思想博大精深，其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要想研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发展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去深入研究卢卡奇的思想。

　　本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卢卡奇逝世前不久写的《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和围绕着自传提纲所作的谈话——《自传对话录》，另一部分是卢卡奇在不同时期写的5篇自传性文章。书末还附有卢卡奇的2篇答记者问和人名索引。

　　作者简介

　　卢卡奇·捷尔吉（Georg Lukács，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著作有《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等。

　　目录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历过的思想

　　一、童年时代和学校

　　二、文学道路的开端

　　三、对哲学的展望

　　四、走向命运的转折点

　　五、生活和思想的学徒期

　　六、头几次突破

　　七、冲突领域的扩大

　　八、在国内自我实现的尝试

　　九、“只是个思想家”

　　自传对话录

　　一、童年时代和职业生涯的开端

　　二、战争和革命

　　三、在流亡中

　　四、回到匈牙利

　　第二部分

　　简历

　　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

　　《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后记

　　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

　　附　录

　　答南斯拉夫《七日》周刊记者问

　　答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问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世界观的阐明，认真对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形势、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态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真正的试金石。他对待这个问题的认真、彻底和深刻的程度，是衡量他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回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采取明确态度的尺度。因此，扼要叙述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努力，总是能提供一幅有助于了解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经历的图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家产生兴趣，尽管——就我而言——个人经历本身绝没有什么值得公众注意的地方。

　　我初次接触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是在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印象非常深。于是，入大学后，我又读了好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例如，《雾月十八日》《家庭的起源》），特别是从头至尾钻研了《资本论》第一卷。这种钻研使我很快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剩余价值学说、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和对社会的阶级划分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正像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很容易理解的那样，这种影响只限于经济学，特别是只限于“社会学”。我曾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方面已完全过时，其实我当时根本分不清辩证的唯物主义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关于“意识内在性”的学说非常适合我当时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我甚至没有对它进行任何批判的检验，就全盘接受了它，把它作为提出每一个认识论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总是对极端主观的唯心主义怀有疑虑（既怀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也怀疑马赫主义），因为我不能理解，怎么能把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当作内在的意识范畴，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是反倒使我接近那些想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甚至是以神秘主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派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西美尔、狄尔泰）。我曾是西美尔本人的学生，他的影响也使我有可能把我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东西“纳入”这样一种世界观。西美尔的《货币哲学》a和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作是我的“文学社会学”的榜样。在那里，那些出自马克思的成分必然黯淡无光，它们虽然还存在，但是已几乎难以辨认。我一方面依照西美尔的榜样使这种“社会学”尽量和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仅仅看作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1909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10年的《文学史方法论》都是用匈牙利文写的）。我在1907年和1911年间发表的文章都在这种方法和一种神秘主观主义之间闪烁不定。

　　很清楚的是，由于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发展，我在青年时代留下的对马克思的印象必然越来越淡薄，马克思主义在我的学术活动中起的作用必然越来越小。我始终认为马克思是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我那时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暂时还微不足道。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把我引入哲学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经过的各个阶段，对读者而言并不有趣。但是，这种危机——我自然没有意识到——是由帝国主义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客观地决定的，并且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快了危机的到来。不过，这种危机最初仅仅表现为由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过渡（《小说理论》，写于1914—1915年）。不言而喻，由于这个缘故，黑格尔——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我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随着我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了解日益清晰，随着我对黑格尔研究的深入，费尔巴哈也被考虑了进来（当时自然只是从人本主义方面），我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第二次深入钻研。这一次我主要注意的是他青年时代的哲学著作，虽然我也努力研究了那篇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透过西美尔的眼镜，而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了。马克思不再是“杰出的部门科学家”，不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已开始认识到他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伟大的辩证法家。当然我那时也还没有看到唯物主义在使辩证法问题具体化、统一化以及连贯一致方面的意义。我只达到了一种——黑格尔的——内容优先于形式，并且试图（实质上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由于当时在我的祖国匈牙利最有影响的“左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萨博·埃尔温的工团主义，我的这一尝试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色彩。他的工团主义著作除了给我的“历史哲学尝试”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外（例如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介绍，我是通过他才知道这部著作的），还使这一尝试带有非常抽象和主观的，因而是伦理的特点。我作为脱离非法工人运动的学院知识分子，在大战期间既没有见过斯巴达克同盟的文章，也没有看到过列宁关于战争的著作。我读过罗莎·卢森堡战前的著作——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和持久的影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是在1918—1919年革命期间才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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