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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心理学爱好者，都市白领 社科作品读者，对文化与精神疾病联系感兴趣的读者 关注心理学发展最新进展的人士

　　★ 抑郁症不过就是心着凉了而已。

　　★ 人类学者罗伊•理查德•格林克集家族四代人的研究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何看待人类自身。

　　★ 如果文化曾经将污名化和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化肯定也能使它们分离。

　　★ 《卫报》2021年度最佳图书

　　内容简介

　　文化创造了“正常”这个概念，于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到社会之外，成为“不正常”的代表。精神疾病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我们谈到精神疾病时，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疾病，同时我们的社会又将精神疾病塑造成一种人格和道德上的缺陷，这意味着将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等同于社会身份来进行道德评判。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有些神经质，情绪困扰本就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偏见的存在，就会明白“谁都不正常，谁都不应该感到羞耻”。精神疾病就像感冒一样，不过是一种疾病罢了。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战刻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的这种污名的烙印。从贝瑟莱姆收容院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到战争带来的命运之变，从被割裂的身心到“电痉挛疗法”的魔杖，人类学家罗伊•理查德•格林克汇集家族四代人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们在与精神疾病“污名化”斗争的曲折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遭遇的持久挫折。

　　作者简介

　　罗伊·理查德·格林克，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著有《非洲人类学指南》(合编)、《非洲观点：文化、历史及呈现》(合编)、《奇妙的大脑：重绘孤独症的世界》、《非洲的怀抱：科林•M.特恩布尔的一生》、《朝鲜半岛的未来：统一与未终结的战争》、《雨林中的房子：中非农民和采集者的种族与不平等》。 韦凌，首都师范大学英美文学学士，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学硕士，汉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从事英汉、德汉口笔译及翻译学教学工作。著有《

　　目录

　　中文版序 致中国读者

　　引论 离开疯人院之路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

　　1人人为己

　　2精神疾病的发明

　　3割裂的身体

　　4割裂的大脑

　　第二部分 战争

　　5战争带来的命运之变

　　6发现弗洛伊德

　　7战争的益处

　　8正常女和正常男

　　9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

　　10创伤后应激障碍

　　11期待疾病

　　第三部分 身与心

　　12泄密

　　13无异于其他的病症？

　　14“就像一根魔杖”

　　15身体的诉说

　　16在尼泊尔架设身心的桥梁

　　17有风险的尊严

　　结语 进入谱系

　　致谢

　　注释

　　索引

　　精彩书摘

　　我6岁的时候，祖父把他刚刚出版的新书送给我。那是一本关于如何诊断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书。他在书上的赠言中写道：“送给我的孙子，他会将这番事业进行下去。”那时候，我还没学会如何阅读一个完整的句子，于是，他给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他一样，将来我也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将会是我们格林克家族第四代精神科医生。

　　但是，我并没有成为精神科医生。

　　当然，我的家人对此都感到非常失望。不过，我娶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并且，我自己也成为一名研究人类精神健康的人类学家。如此，就算是给家人的一种补偿吧。这本书既涉及精神病学，也涉及我的家庭，所以，实际上我还算是完成了“将这番事业进行下去”的任务，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职业遗产。从我的曾祖父朱利叶斯·格林克 (Julius Grinker) 一直到我本人，几代前辈的生活和工作充溢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的曾祖父生活在19世纪后期，是一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医生。他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发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我本人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地区的孤独症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则反对这种在科学上早已过时的观点。

　　这本书记述了从过去到今天的许多文化和历史线索。今天，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生活中，人们都在挑战几个世纪以来刻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污名的烙印。尽管我们尚未将这些现象全部付诸文字，但是，在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人中，甚至在医疗保健贫乏的低收入国家里，人们都已经感觉到了这种积极的转变。在美国，尽管有60％的精神疾病患者仍未获得精神健康的专业治疗，但精神疾病作为人类的疾病正在迅速地、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人们的承认，并且成为人类健康状况中可见的一部分。我们都承认，精神疾病的发生比我们以往想象得更加普遍，而且，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在我们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精神疾病对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生影响。的确，我们已经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人与精神疾病没有关系。在21世纪，很多我们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如嘎嘎小姐 (Lady Gaga)，还有游泳健将迈克尔·菲尔普斯，都曾公开谈论他们各自痛苦的情感挣扎。同样，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千禧一代则更容易自愿地公开自己精神疾病的诊断，并积极地寻求治疗。很多人，就像我患有孤独症的女儿伊莎贝尔那样，反而更乐于强调精神疾病给他们带来的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而在几十年以前，它们却都是人们必须因此感到羞耻的疾病。

　　这些进步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应该向污名(stigma) 现象缴械投降，以为将精神疾病患者和另类人士边缘化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污名现象并不是生理现象，而是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它是我们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学习过程，而我们也同样能够改变我们教育的内容。然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历史之后，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针对那些制造污名伤害的社会力量采取行动，帮助加强减少污名现象的力量，并对那些阻止患者得到专业帮助的壁垒大喊一声：“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