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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具争议性作品 全球销量超过1000000册
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这是一本必读的基本著作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本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作者用犀利的语言、亲身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关全球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窗户。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既有对东亚危机的剖析，又有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改革的考察，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如果您迷惑于扑朔迷离的经济，如果您对全球化怀有质疑，如果您想揭开国际组织的神秘面纱，请驻足书香，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作译者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许多重要的经济学领域都有建树的奇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敢于为发展中国家利益说话的正直的学者之一。
1970年，年仅27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聘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萨缪尔森曾给他写过推荐信：“这个年轻人比我聪明。”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1
第2章 未兑现的承诺18
第3章 自由选择46
第4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77
第5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115
第6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143
第7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154
第8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167
第9章 未来之路184
后记216
注释221
译者后记239

前言

1993年，我离开了学术界，开始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在从事多年研究和教学后，我第一次进入政策制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政治领域。1997年，我离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到世界银行任职，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在世界银行，我差不多工作了3年，并于2000年1月离职。这是我进入政策制定领域的最佳时机。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恰逢俄罗斯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又适逢1997年爆发并最终笼罩全球的东亚金融危机。我一直对经济发展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我的所见所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全球化和发展的看法。正是因为在世界银行任职时，亲眼目睹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穷人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才撰写本书。我相信，全球化——取消自由贸易的壁垒以及国民经济更紧密的一体化——可以成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力量，并且它具备使世界上每个人（尤其是穷人）都富裕的潜力。但我也深信，要实现这种目标，我们就需要对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已在取消贸易壁垒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国际贸易协定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作为一名教授，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和思考我在华盛顿工作7年间所处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相信，在做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这一决定之前，以冷静的方式来审视问题，抛开意识形态并且重视事实非常重要。不幸的是，无论是在白宫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由总统指定3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向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提供经济建议），还是后来在世界银行工作，我都发现，组织往往是按意识形态和政治来制定政策的（虽然并不令人惊讶）。结果，它们采取了很多执迷不悟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并没有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但却符合那些掌权者的利益和信仰。法国知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基于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写出了政治家需要表现得更像学者并且要致力于科学辩论。可惜的是，当参与制定建议的学术界变得政治化并开始歪曲事实以迎合那些掌权者的想法时，经常也会发生相反的事情。
布迪厄（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傅柯、巴特、拉岗等比肩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价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译者注
虽然我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为我在华盛顿特区遭遇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但至少它为我做好了专业方面的准备。在到白宫任职之前，我主要从事抽象数理经济学（有助于形成经济学的分支，此后一直被称为信息经济学）和更实用的学科（包括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我花了25年以上的时间撰写诸如破产、公司治理、信息公开和准入（经济学家称之为透明度）等主题的文章。199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些问题都成为核心议题。我也花费近20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议题。在如何处理这些转型的问题上，我的经历始于1980年，当时我第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而那时中国正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强力提倡中国采取渐进政策，过去20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些政策的价值；并且，我曾经强力批判那些过激的改革政策，比如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已经明显失败的“休克疗法”。
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得更远——从1969～1971年在肯尼亚进行学术宣讲，也就是肯尼亚于1963年独立后不久，我就开始了对其的探索之旅。在肯尼亚的所见所闻，对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工作都有所启发。我知道，肯尼亚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挑战，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事情，以改善肯尼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数十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民的生活。虽然经济学看似是一门枯燥而深奥的学科，但实际上，好的经济政策具有改变穷人生活的力量。我相信政府需要——而且能够——采纳那些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增长，而且也能保证该经济增长的利益被更公平地分享的政策。拿私有化这个议题来说，只有当私有化（也就是向私有公司廉价卖清政府垄断）有助于公司变得更有效而且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的商品时，我才信任它。如果是竞争性的市场，相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我之所以支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世界银行还是在白宫，我所提倡的政策与我早先进行的大量经济学理论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工作很多都与市场不完善相关——假设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简单模型认为市场能够完善地运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借鉴了信息经济学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即工人与雇主之间、贷款者与借款者之间、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匹配）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经济体中都普遍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为更现实的劳工和金融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例如，它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失业，为什么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人却时常不能获得贷款——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存在贷款分配问题。几代经济学家运用的标准模型认为，要么市场能够完善地运行，要么失业（一些人甚至拒绝承认存在真实的失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工资太高，而且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降低工资。基于对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场更好的分析，信息经济学能够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对失业问题提供了更真知灼见的解释，也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波动、衰退和萧条等现象。这些理论具有强大的政策暗示作用——几乎对任何一个感受真实世界的人来说，其中的一些暗示都更加明显。例如，如果将利率提高到过高的水平，那些深度负债的企业将会被迫陷入破产，对经济来说这很糟糕。虽然我认为这些暗示作用很强，但这些政策规定与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坚持的政策却背道而驰。
由于建立在市场本身能够实现有效的产出这一过时的假设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没能考虑市场中适当的政府干预，而政府的干预措施能够引导经济增长并使每个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所以，在以下的篇幅中所探讨的很多议题都是有关观念的，以及从这些观念中衍生出的“政府作用”这一概念。
虽然这些观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在发展、管理危机和转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们也使我考虑改革那些被假定用以驱动经济发展、管理危机和经济转型的国际机构的核心问题。对信息的研究使我对缺乏信息的后果特别敏感。我非常欣喜地看到，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也对这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虚伪感到悲哀，它们在东亚强调透明度，但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它们也是我遇到的最不透明的机构。因此，在改革的讨论中，我强调增强透明度、提高公民知晓这些机构在做什么的知情权、允许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们在这些政策形成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对政治机构中信息作用的分析非常自然地由我早期关于经济学中信息作用的工作演化而来。
到华盛顿工作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我不仅获得更好的机会能充分了解政府如何运作，并且有机会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提供前景。例如，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试图提出一个经济政策和哲学体系，该体系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补充，政府和市场能够相互合作运行，并且认识到当市场处于经济中心时，政府将会发挥重要（如果是有限的话）作用。我已对市场和政府的失灵进行了研究，因此，不会如此幼稚地认为政府能够弥补任何一项市场失灵；同样也不会如此愚蠢地相信市场本身能够解决每个社会问题。政府必须在不公平、失业、污染等所有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曾为发动“彻底改造政府”——使政府更加有效而且反应更迅速——而工作，我发现政府无效且反应滞后。我知晓改革是多么困难，但同时也看到对政府进行适度的改进是有可能的。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曾希望在发展中世界面临的更加复杂的问题中能够引入平衡的观点和已经吸取的教训。
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我非常享受这种政治辩论，虽然某些辩论取得了胜利，但在另外一些辩论中我却失败了。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我不仅能够很好地观察这些辩论，而且能够看到如何解决这些争论。在涉及经济领域的争论时，我也会参与其中。我知道观点至关紧要，在政治中也是如此。我的职责之一就是说服其他人同意我所提倡的不仅是好的经济学，而且也是好的政治学。但当到国际舞台时，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发现二者都不能决定政策形成。这些政策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糟糕的经济学而制定的，一些教条有时候看起来似乎笼罩着某些特殊利益。在遭受危机打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合时宜地规定是否采取“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不会考虑这些政策对那些被告之要遵循其政策的人民带来何种影响。我很少看到预测这些政策将会对贫困产生何种影响的文章，也很少看到全面考虑和分析替代政策的后果。在这里，只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可能去寻找替代的观点，也根本不存在鼓励公开、直率的讨论空间。意识形态指导了政策解决方案，这些国家都被期望毫无争议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方针。
这些态度令人生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造成贫穷，同时也因为它们是反民主的。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曾在没有寻找替代的建议时而盲目遵循某些观点。但现实情况是整个世界都被引导着这样做。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困难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处于最糟糕的情况，它们才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常常并不成功，其失败的情况甚至要比其有效的情况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政策——它们被设计用来帮助某个国家调节危机和更长久的不平衡——在很多国家中造成饥荒和暴乱；即使结果并不是如此可怕，即使当它们暂时成功地弥补了一些增长的不足，但通常的情况往往是，增长的利益会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富裕阶层，从而造成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有时会面临更严重的贫困。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当权者并没有怀疑这些政策，那些决定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也没有怀疑这些政策；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很多人如此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因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进行资助，其他机构也会对其施援），以至于最谨慎地表达出他们的疑问（如果有的话），并且只是私下的表达。虽然没有人对遭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造成的痛苦表示高兴，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他们却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任何苦难都是其走向成功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并且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从根本上降低了这些国家在长期内将要面对的痛苦。
毫无疑问，有些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但据我判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经济机构所主导的全球化和发展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痛苦远远超过其应该承担的程度。激烈抗议全球化不仅使人觉察到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而且让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平等也有所认知。如今，除了那些既定利益者，很少有人能够因将贫穷国家生产的产品拒之门外而获益。强迫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货物开放市场，但发达国家却依然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这种虚伪的、假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对此，愤怒将不断增加。
2001年9月11日的野蛮攻击行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整体来看，一个全球性机构像其他所有机构一样，需要遵循某些规则，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生存。因此，政策的结果必须是公平公正的，而且我们需要看到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我们必须像关注权力一样适当地关注穷人，必须反映出对正派和社会正义的基本认识。在目前的世界中，这些规则必须通过民主进程加以实现；管理机构和权威部门的工作规则必须要保证他们会注意和反映所有受到政策和决策影响的人们的要求和需要，这些政策和决策往往依据偏远地区的情况而定。
我是基于自己的经历撰写本书的，因此，不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有很多脚注和引用。实际上，我尝试着描述我所看到的事情，并且讲述我所听到的故事。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不会找到铁的证据，证明华尔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接管世界这一可怕的阴谋。我不相信存在这样的阴谋。证据是很微妙的也是不显著的，它经常表现为些微的言论，或者是在将大门紧闭后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记载讨论结果的备忘录。很多我所批评的人可能会说我把事情弄错了，甚至他们可能拿出证据表明我的观点和所发生的事情相矛盾。再次强调，在本书中，我只是解释我的所见所闻。
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开始刻意用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发展议题和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机构的争论（管理国际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体系）以及为使全球化更加人性化、更有效和更公平同样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我访问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并向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学术界学者、发展工作者、非政府组织的人们、银行家、商人、学生、政治活动家、农场主等演讲。我访问了棉兰老岛，艰难跋涉穿越喜马拉雅山看到了不丹偏僻的学校、尼泊尔的农村灌溉项目，领略了孟加拉国动员女性农村信贷计划的影响，并且目击了中国部分最贫困山区的农村降低贫困项目的效果。我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并且从中获益颇多。在本书中，我试图摘取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最本质的内容，并将其表述出来。
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对我的著作进行公开辩论，这场辩论不仅要在政府和国际组织关着门进行，也要在更为开放的大学环境中进行。那些生活受到全球化管理政策影响的人们有权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并且他们有权知道这样的决策在过去是如何做出的。至少，本书应该提供更多的过去10年来发生的信息。只有更多的信息才能制定更好的政策，并且，更好的政策将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会觉得自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序言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在本书的中心主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认为全球化(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国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时，全球化可以说是收入巨大增长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崛起应对这样的挑战，它们就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中国已经做到这一点。它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它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做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它还利用全球化来缩小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据官方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了542％，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4．6％。
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international tradingr egime)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本书中，中国在每一主要的议题中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代的政策，这种可供替代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也明显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重的衰退以及在这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时，它们的增长不过是刚刚超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前增长水平的一半而已。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中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短期内收入的增长，奠定了较长时期的增长基础。他们关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创办企业，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此外还存在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效的，但如果没有正确地设定游戏规则，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中国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比如股票市场)创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女口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强调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的法律程序，就会出现从“法制” (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中国的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强调对发展和转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时，中国也依然关注西部省份、东北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我本人曾经有机会亲眼目睹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某些计划的实施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出现对这些传统价值的歪曲，而我希望本书能够增强中国的决心。
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导致中国城市居民的不断集聚，这就迫切需要确保这些城市是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并且对环境予以特别的关注。成功的发展并不总是要模仿，它涉及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从西方许多失败的城市发展经验中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失败包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公共生活福利设施、没有社区的感受。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许多教训不仅说明“以不变应万变” (one size fits all)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所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策，明显不同于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它们自己追求实施产业化政策，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却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它们维护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实现私有化。向别人学习包含着比听取他们所说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仔细观察他们怎么做。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它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强烈地批评国际经济机构，指责它们的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治理，指责它们不反映发展中世界的观点与关注的利益，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其声音的增强，中国有必要代表发展中国家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同我所强调的那样，政治全球化并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社会正艾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代的选择，也表明存在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国际的游戏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在本书初版后的一年半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从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认为，本书已经对转变思想倾向做出了贡献：如今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争论已经明显不同。有一种认识是，虽然全球化可以是。(如同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发挥其潜能；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
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我们应当如何使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国际的游戏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就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对他们有益。但是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从全球化中撤出的先例——并且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更加有益，就会出现回潮。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一种认识是，他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了过度的限制性，并且亚洲国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过度的财政节俭。在阿根廷的紧急援助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发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俄罗斯的紧急援助的失败，他们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考察可替代的选择，比如说破产和停滞。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一直倡导的)是具有误导性的：它既不能提高增长也不能增强稳定性。这就是一种进步，虽然还没有对更加根本性的难题有所作为——比如说与全球储备体系产生联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在后面，承受汇率和利率易变性的冲击。
如今，几乎没有人捍卫过去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包括1994年所达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新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启动，它被看做是对过去贸易不平衡的矫正，是一轮“发展回合” (development round)的谈判。但美国和欧洲违背了那一承诺。
值得庆幸的是，在坎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了。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中国必须继续表明它与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以确保如果有一个新的协定，它就应当反映出发展中世界的关注和利益。这也许会要求中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利益做出牺牲。世界场景正变得足够庞大，它也许能够帮助达成一项交易，以牺牲更加贫穷的国家为代价，实现自身关注的利益。但这将是一种失误，并且将是短视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能够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实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能。
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

媒体评论

这本敏锐、有深刻见解的著作解释了全球经济政策巨大的缺陷。凭借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斯蒂格利茨描述了全球化的主要机构对它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所采取的失败政策，以及为什么会失败。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基本著作。
——乔治·索罗斯
容易理解，富感召力，有很高的可读性……对发生在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及其他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见解。
——《纽约时报》
发展和经济学并不是统计问题，而是生活和工作。斯蒂格利茨从来都没有忽略那些处在政策末端的人们。成功的政策应该被定义为：不是如何尽快偿还国际银行的贷款，而是人民有多少食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得到多大的改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无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都会被斯蒂格利茨关于重塑全球化的睿智远见而吸引。如果你关注全球的未来，相信一个由体面工作组成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并希望避免穷人和富人间的冲突，那么这本书就是你的必读之作。
——胡安·索玛维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关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难题的一次伟大的探索。向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对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很有益处。
——《金融时报》
斯蒂格利茨学术成就和政策实践的杰出结合，使《全球化及其不满》值得一读……他的热情和直率给古板的经济学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商业周刊》
本书为读者解析了治理全球化的指南。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知道如何管理全球化，而且他以朴实、具有吸引力的语言解释了如何管理全球化。
——詹姆斯 K．加尔布雷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
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波士顿环球报》
这一睿智、具有感召力的研究对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争论具有重要贡献，而且为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挑战的援助国提供了分析模型……热情洋溢、全面、博采众长……一本必读作品。
——《出版者周刊》
为什么对于世界最贫穷的公民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失败?如何建立和管理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对此本书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它非常及时，极具感召力。
——马洛克·布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斯蒂格利茨的言论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快人心，他用大量的案例证明了他所支持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及其政策的缘由进行了控诉，本书可谓是出版业的伟大创举。
——《纽约书评》
一本新鲜、及时的关于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影响政策的著作……斯蒂格利茨为那些从未看穿公共机构性质的人开启了一扇了解它们的窗口。
——《旧金山纪事报》
当我和斯蒂格利茨于1969年在肯尼亚相遇时，他的思想创造力和对发展问题的深度评论深深打动了我。30多年的友谊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有趣而深刻。他是现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尼古拉斯·斯特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总裁
斯蒂格利茨……几乎是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民主的政策加深了第三世界贫困的第一人。他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一位评论家，他宛如一面旗帜，为知识界认识转型经济开创了新局面。
——《国家》杂志
激动人心……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表明他是凯恩斯的合格继承者。
——《独立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