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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的少数与99％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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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你的制度幻觉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不平等的代价》内容简介：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

作译者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的教材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对我们生活的误测》《全球化及其不满》。

目录

《不平等的代价》
序言
致谢
第1章
美国的1%问题 / 1
第2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 25
第3章
市场与不平等 / 47
第4章
为什么不平等这么重要 / 75
第5章
险象环生的民主制度 / 105
第6章
1984降临美国 / 131
第7章
所有人的正义吗？不平等侵蚀了法治 / 167
第8章
预算之战 / 187
第9章

由那1%群体制定并为其服务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央银行 / 215
第10章
前方的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 239
注释 / 261

前言

序言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那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那两次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开始于北非海岸线上一个小国家突尼斯的一场青年起义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抗议的火花似乎暂时熄灭了；但在另一些国家，小规模的抗议却促成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执政许久的独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整个2011年，我很高兴应邀访问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国家，并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在开罗还与一些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活动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交流。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觉察到：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一种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失败的，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
抗议者是对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大，难以忽视。世界各国政府没有致力于应对包括持久失业在内的各种关键经济问题；并且随着公平这一普世价值观被少数人的贪婪侵犯，人们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一种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独裁统治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同样失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选民承诺“变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随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与以往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就体现在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支持的年轻抗议者身上。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他们仍然相信民选制度或许行得通—只要政府还记得要对人民负责的话。抗议者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
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愤怒的一代”，他们的愤怒源于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但是美国抗议活动的焦点很快就超出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年轻的美国抗议者把口号变成了“那99%的群体”，这口号与我先前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呼应：“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1该文描述了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2。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3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尽管本书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过度不平等的现象，但本书也解释了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要突破这种困局只能通过如我下文所述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问题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权当做一番铺垫。
市场失灵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们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们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们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就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
形势严峻
这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一方面，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二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时，示威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5并且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把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虽然这在第3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6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界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超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们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7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们和银行家们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于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Alger）的小说描写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还有一个对应的神话，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年轻人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还体现了一定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他们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次要事件，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被问责，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受责备，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那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分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8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们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但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此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于是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9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们。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相应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曾经拥有的梦想像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尽管它们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界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而且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创伤、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11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保持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们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强化了这些失败。
政客们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们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并且是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塑造了市场。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们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是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二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强化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作为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了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13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过程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界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们了解了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此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我所认识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这样的一本书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为何会发生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匹克提（Thomas Piketty）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SirAnthonyB.Atkinson）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我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织，所以我必须要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延续了雅各布S。哈克（JacobS.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Pierson）二人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Politics。14他们二人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即美国这么严重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到底该如何解释。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thepolitics，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写的Republic，Lost。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写的Unequal Democracy，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Nolan Mc Carty）、基思普尔（KeithT.Poole）、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根据定义，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到底为何并且如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写这本书，我回到了50年前吸引我进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话题。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我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在当时第三世界进行的那些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根植于我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成长经历。在那儿我亲眼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纳闷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当年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们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它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它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是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无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这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序言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那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那两次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开始于北非海岸线上一个小国家突尼斯的一场青年起义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抗议的火花似乎暂时熄灭了；但在另一些国家，小规模的抗议却促成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执政许久的独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整个2011年，我很高兴应邀访问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国家，并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在开罗还与一些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活动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交流。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觉察到：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一种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失败的，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
抗议者是对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大，难以忽视。世界各国政府没有致力于应对包括持久失业在内的各种关键经济问题；并且随着公平这一普世价值观被少数人的贪婪侵犯，人们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一种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独裁统治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同样失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选民承诺“变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随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与以往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就体现在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支持的年轻抗议者身上。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他们仍然相信民选制度或许行得通—只要政府还记得要对人民负责的话。抗议者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
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愤怒的一代”，他们的愤怒源于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但是美国抗议活动的焦点很快就超出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年轻的美国抗议者把口号变成了“那99%的群体”，这口号与我先前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呼应：“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1该文描述了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2。2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3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尽管本书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过度不平等的现象，但本书也解释了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要突破这种困局只能通过如我下文所述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问题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权当做一番铺垫。
市场失灵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们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们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们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 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就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
形势严峻
这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 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一方面，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二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时，示威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5并且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把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虽然这在第3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6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界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超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们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7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们和银行家们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于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描写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还有一个对应的神话，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年轻人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还体现了一定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他们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次要事件，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被问责，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受责备，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那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分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8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们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但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此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于是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9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们。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相应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曾经拥有的梦想像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10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尽管它们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界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而且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创伤、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11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保持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们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强化了这些失败。
政客们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们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并且是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塑造了市场。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们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是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12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二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强化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作为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了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13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过程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界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们了解了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此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我所认识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这样的一本书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为何会发生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匹克提（Thomas Piketty）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Sir Anthony B. Atkinson）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我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织，所以我必须要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延续了雅各布 S. 哈克（Jacob S. 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二人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 Politics。14他们二人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即美国这么严重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到底该如何解释。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抯 the politics， 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写的Republic， Lost。15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写的Unequal Democracy，16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T. Poole）、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17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根据定义，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到底为何并且如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18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写这本书，我回到了50年前吸引我进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话题。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我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在当时第三世界进行的那些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根植于我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成长经历。在那儿我亲眼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纳闷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当年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们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它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它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是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无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这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理解全球经济结构和国际金融危机来龙去脉的必读著作。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时，这本书将使你头脑清醒、视野开阔。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反思：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体制不平等、竞争不公平，这些结论几乎颠覆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根基。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本新著聚焦占据社会财富最多的1%顶尖人群，剖析资本主义惯性缺陷，探寻平等社会重构之路，值得决策者深思。
——何刚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书中提出的三大主题：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根本都是不公平的，具有普世价值。本书揭示了繁荣的脆弱性以及掠夺行为难以避免，即使您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也会激发您对改革的次序、影响改革进程冲突的重新思考。
——何伊凡 《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总编

书摘

第2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美国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的。虽然市场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但又并非只凭市场力量本身。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经济规律普遍存在，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尤其是上层1％群体攫取的大量财富和收入）却是一项特有的美国“成就”。严重的不平等并非命中注定，尽管这种说法给人以希望，但在现实中不平等很有可能变得更糟。造成这些结果的各种力量是不断自我强化的。
通过了解不平等的起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寻找减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论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尽管市场力量帮着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既有因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为政府没做的事情。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中底层，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美国当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寻常。与其他国家甚至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当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过去人们还常说，观察不平等的变化就像观察草的生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看出变化的。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甚至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发生的情况也超乎寻常。通常来说，当经济变弱时，工资和就业都调整缓慢，因此随着销售下降，利润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这次衰退中，工资部分的确下降了，但许多公司却盈利颇丰。
解决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要遏制上层群体、巩固中层群体、帮助底层群体。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各自的计划。但是为了制定这些计划，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造成这种异常不平等的各个方面的背后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不平等很独特，但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在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当时，宗教既解释了不平等又辩护了不平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神授的权力。对此质疑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甚至是对上帝旨意的怀疑。
然而，对于古希腊人以及现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言，这种不平等并非预先注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经常是军权）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军事主义与经济学有关：征服者有权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学一般不认为把别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有什么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德狄斯（Thucy dides）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来巩固或者最起码维持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有经济学家甚至说不平等取决于金钱和人力资本等禀赋的分布。
美国政府履行这些职能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有利于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其他群体的微妙决策；每个单一决策的效应也许不大，但大量旨在利于上层群体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效应就非常显著了。
相互竞争的力量可以限制超额利润，但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市场是有竞争的，那么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相互竞争的力量本该可以限制高管人员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现代公司中，CEO大权在握——包括有权决定他自己的薪酬，当然是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任命董事会，于是这样一个事先运作好的董事会就没有什么监督力度了；股东的发言权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国家制定了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来限制CE0的权力，比如，通过要求董事会必须要设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在薪酬制定方面必须要有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定能有效执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0们就会给自己发放超额奖金。
累进税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也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并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限制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国家资源给了富人和关系网络强的人的政府政策就会增加不平等。
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正越来越增加结果的不平等并减少机会的平等。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通过运用权力不但限制了再分配的程度，而且还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只能被称作是“厚礼”的利益。经济学家们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rent seeking），即收入的获得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没有他们的努力也会被创造出来的财富（本章稍后将对寻租的概念给出一个更全面的定义）。那些上层人士们已经学会怎样以局外人意识不到的方式从社会大众那里“吸金”——那才是他们的真正创新。
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让一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讲过：“征税的艺术在于既从鹅身上拔取最大量的鹅毛，却又让鹅发出最小量的嘶嘶声。”这句话也适用于寻租的艺术。他们还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会令人憎恶的收入差距变得可以接受。
当神权的观念在早期独立的主权国家遭到拒绝时，那些有权人便寻找其他基础来维护他们的地位。随着强调个人尊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造就了庞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工业革命，找到新的理由来辩护不平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说的是那些有更高生产率的人得到了能够反映他们对社会更大贡献的更高收人。通过供给一需求定律，存在竞争的市场决定了每一个人的贡献的价值。如果某人具备稀缺并且有价值的技能，市场就会因为他对于产出的更大贡献而充分奖励他；如果他没有技能，他的收入就会低。当然了，技术决定了不同技能的生产率：在原始农业经济中，身体的力量和耐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过供求定律，技术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东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强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设定并强化游戏规则——什么是公平竞争、什么行为被认为是反竞争和违法的、当债务人无力支付欠债而破产时谁得到什么、什么是欺诈行为、什么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资源（既以公开的方式也以不那么透明的方式），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支出，政府还调整了收入分配，这种收入来自受技术和政治影响的市场。
最后，政府还改变了财富的动态，比如，通过对遗产征税和提供免费公共教育。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相对无技能的工人，市场支付给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钱，还取决于一个人所学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许多穷人家的孩子连基本的医疗和营养都负担不起，就更别说接受教育以获得高生产率和高工资所必需的技能了。政府可以影响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父母的说得直白些，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减少社会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遭到了破坏。对其产品索价过高的垄断者不但从购买者那里获得暴利，而且同时破坏了价值；为了获得垄断价格，他必须限制产量。
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经常不满足于他们创新或创业所带来的财富，有些人最后采取了不当行为，比如垄断定价或者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仅以一事为例，19世纪的铁路业大亨们通过修建铁路为社会提供了一项重要服务，但他们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影响——获得了铁路两侧大量的政府赠地。时至今日，在铁路大亨曾主导经济的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上层的大部分财富以及下层的一些苦难——仍然源于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当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并非都是因为寻租或者政府向上层群体倾斜游戏规则，市场和社会力量（像歧视）也都起了作用。本章主要讨论在美国社会中寻租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下一章将讨论其他决定不平等的因素。

.一般原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不平等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个人追求私利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在这过程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今天，没有人会说银行家追求私利增加了所有人的福利，银行家的行为充其量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福利，而社会其他成员承担了成本。这甚至都算不上经济学所谓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人所得完全等于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种负和博弈（negative-sum game），即赢者所得少于败者所失。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要远远大于银行家们所得的。
为什么银行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却成了社会其他人的灾难呢？原因很简单：银行家的激励与社会的收益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市场运行良好时——也就是以亚当·斯密假设的方式运行时，就是因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协调起来，也就是说，个人收益与其社会贡献一致，就像边际生产率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根据该理论，每个工人的社会贡献完全等于他所获的补偿，生产率更高的人（也就是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得到的工资也更高。
亚当．斯密自己也清楚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会出现分歧的一种情况。正如他解释道：“同行业的人极少为了娱乐和消遣聚在一起；就算坐下来交流，其结果要么是针对公众的阴谋，要么是抬高价格的诡计。”市场靠其自身经常不能产生有效率和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在纠正这些市场失灵方面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即设计政策（税收和管制）以使个人激励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当然了，关于政府这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存有争论。）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它们的失败给社会其他人强加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也不相信应该允许公司不加限制地掠夺环境。当政府职能行使得好时，一个工人或一个投资者所得收益实际上等于其行动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当二者不能一致时，就是出现了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市场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结合得不好，可以归结为下列原因：竞争是不完全的；产生了“外部效应”（即某一方的行动对他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或正面影响，但对此他既不必承担成本也不能享受收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即市场交易的某一方掌握的信息其他人不知道）；风险市场或其他市场缺失（比如，人们买不到针对他们所面临的许多最重要风险的保险。由于几乎每一个市场都存在着一种或多种上述情况，所以很少有人认为市场总体上是有效率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发挥巨大的潜在作用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
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只有当政府在纠正最重要的市场失灵方面做得好了，经济才会繁荣。在大萧条之后的40年里，良好的金融监管不但帮助美国也帮助世界避免了重大危机。但自20世纪80年代解除管制以来，在随后的30年里发生了许多金融危机，只不过2008～2009年这场危机是其中最严重的。但是那些政府失灵绝非偶然：金融部门运用其政治势力确保市场失灵得不到纠正，那样他们的私人收益就会一直保持远远超过他们的社会贡献——这正是导致肿胀的金融部门和社会上层那种高度不平等的一大因素。
塑造市场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私营金融企业是如何使市场不能良好运转的。比如，就像斯密指出的，企业有想方设法减少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还努力确保政府不出台强硬的法律禁止它们从事反竞争行为，或者，即便出台了这样的法律，也确保它们不能被有效执行。商人们所关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使市场更具有竞争活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使市场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挣更多的钱。但这种行为的后果通常是一个缺乏效率并存在更多不平等的经济。对此，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当市场存在竞争时，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就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某一公司的利润高于廉价出售商品时的利润，那么竞争者就会通过降价来试图抢走顾客。随着公司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价格就会降到利润（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部分）为零的那一点，这对于寻求大利润的人来说就是灾难了。在商学院，我们教学生如何去发现并创造竞争障碍（包括进入壁垒）以确保利润不被侵蚀。实际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社会收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
使市场变得不那么透明，这是商人们喜欢用的手段。市场越透明，竞争就有可能越激烈。银行家们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全力兜售金融衍生品，也就是那种导致美国国际集团（AIG）破产的风险产品，。这类产品是在“场外交易”市场的阴影里进行的。在那样一个市场里，顾客难以知道自己是否买了合适的产品。所有交易都要经过谈判，这与在更开放、更透明的现代市场中做生意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由于卖方一直在做这种生意，而买方只是偶尔进入，因此卖方比买方掌握了更多的产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利。这意味着一般来说，卖方（金融衍生品的销售者，即银行）可以从顾客那里赚取更多的钱。与此相反，设计良好的公开拍卖可以确保商品到达最重视它们的人手中，这是效率的一个标志，因为存在着可以公开获得的价格指导人们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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