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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吴云（1811-1883），曾任镇江、苏州知府，嗜好金石，富于收藏。本书收录其书札500余通，内容涉及政治、金石、书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晚晴时期政治时局、书画界风 尚、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等多方面内容。整理者为书札做了简要的注释和笺证，以便于今人阅读和研究。

　　作者简介

　　白云娇，女，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文献》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与历史研究。

　　目录

　　目录

　　前言1

　　凡例1

　　潘祖荫序1

　　卷一

　　致叶志诜(一通）

　　致沈兆霖(一通）

　　致王有龄(一通）

　　致宋晋(四通）

　　致乔松年(四通）

　　致王凯泰(一通）

　　致杨荣绪(二通）

　　致许梿(一通）

　　卷二

　　致钱泰吉(三通）

　　致许乃普(一通）

　　致冯桂芬(十三通）

　　致吴煦(一通）

　　致丁日昌(二通）

　　致金国琛(一通）

　　致李联琇(二通）

　　致许乃钊(三通）

　　致黄芳(一通）

　　致何绍基(七通）

　　卷三

　　致鲍康(八通）

　　致李佐贤(三通）

　　致冯焌光(一通）

　　致潘曾莹(二通）

　　致许彭寿(一通）

　　致金安清(十一通）

　　致丁彦臣(一通）

　　致吴大廷(二通）

　　致吴熙载(二通）

　　致戴丙荣(一通）

　　致莫友芝(一通）

　　致沈树镛(一通）

　　致朱履恒(三通）

　　卷四

　　致蔡振武(一通）

　　致金以诚(一通）

　　致曹恺堂、李友琴诸君(一通）

　　致沈秉恒(一通）

　　致魏锡曾(一通）

　　致吴廷康(二通）

　　致杜文澜(五通）

　　致勒方锜(二十三通）

　　卷五

　　致殷兆镛(二通）

　　致翁同龢(一通）

　　致雷以(八通）

　　致潘曾玮、郭嵩焘(四通）

　　致应宝时(十二通）

　　致宗源瀚(六通）

　　卷六

　　致周学濬(九通）

　　与丝业同乡(一通）

　　致陆心源(七通）

　　致钟佩贤(六通）

　　致张富年(二通）

　　致徐震燿(一通）

　　致冯芳缉、冯芳植(二通）

　　致薛时雨(一通）

　　卷七

　　致薛焕(一通）

　　致李宗羲(一通）

　　致左宗棠(一通）

　　致钱应溥(二通）

　　致俞樾(十四通）

　　致顾文彬(四通）

　　致潘曾绶(二通）

　　致许庚身(五通）

　　致彭慰高(一通）

　　致潘遵祁(三通）

　　致徐郙(三通）

　　致张之万(七通）

　　致张之京(一通）

　　致张嘉荫(三通)

　　卷八

　　致潘祖荫(四十三通）

　　卷九

　　致陈介祺(四十六通）

　　卷十

　　致吴大澂(二十二通）

　　致李鸿裔(五通）

　　致沈秉成(八通）

　　卷十一

　　致李朝斌(一通）

　　致方德骥(三通）

　　致彭翰孙(一通）

　　致赵佑宸(一通）

　　致杨岘(一通）

　　致吴唐林(一通）

　　致赵烈文(六通）

　　致汪鸣銮(三通）

　　致吴念椿(一通）

　　致吴俊(一通）

　　致彭祖贤(二通）

　　致潘祖同(一通）

　　致王懿荣(一通）

　　致江人镜(一通)

　　致陈晫(一通)

　　致沈敦兰(一通)

　　致曾纪泽(一通)

　　致彭玉麟(一通）

　　致潘霨(三通）

　　致周作镕(一通）

　　致许应(二通）

　　致高长绅(一通）

　　致徐琪(一通）

　　致魏彦(一通）

　　致徐有珂(一通）

　　卷十二庚辛拾遗

　　致薛焕(四通）

　　致王雨山(一通）

　　致巴秀田(二通）

　　致乔松年(一通）

　　致吴煦(八通）

　　致张玉良(二通）

　　致曾秉忠(五通）

　　致李恒嵩(十通）

　　致某协戎(三通）

　　致姜德(六通）

　　致杨坊(一通）

　　致周腾虎(二通）

　　致徐少蘧(一通）

　　致杨徽猷(一通）

　　致蒋懋勋(一通）

　　致雷凤翥(一通）

　　致陈绍本(四通）

　　致张兴诗(一通）

　　致李文炳(一通）

　　朱培仁跋

　　附录一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

　　附录二吴云信札辑录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卷一

　　致叶志诜

　　叶志诜（1779—1863），字仲寅，号东卿，晚自号遂翁。湖北汉阳人。嘉庆九年（1804）进册翰林院，官国子监典簿，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后辞官归。长于金石文字之学，家藏书籍、金石甚富。著有《识字录》《上第录》《金山鼎考》《稽古录》等。一

　　庚申秋间，奉到手谕，当肃复简，烽烟洞，未知曾否达到，深切驰系。辰下敬惟福躬安泰，精神强固为颂。云罢职后仍寓申江，杜门养疾，颇得从事翰墨。合家自老母以下，均托庇平安，惟囊无储蓄，食指繁多，薪米仆赁之资不免如韩昌黎之“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客冬承镇江道府邀修《焦山志》书，于今春二月到山，藉馆修所入为赡家之计。从此得为太平幸民，躬耕奉母，于愿已足，不复再存骛外之心矣。去年将旧藏古铜印千纽印成数部，兹乘许信臣姻丈就养蜀中之便，托为带呈诲定。此书深以无从质正为憾，吾师阅其序文，能赐跋数行，书以弁端，荣感无既。前谕命访宋刊《石林奏议》，闻旧在苏州汪阆元家，乱后莫知踪迹。此书关系师门祖典，从前润臣世兄亦曾托及，容随时留心访觅，以副诿。再，云所辑《吉金款识》一书，拟为《积古斋》之续，现已成稿，计分十卷。吾师旧藏各器拓本，务求检寄。此外，如有刘燕庭即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一作燕亭，山东诸城人。嘉道间文献大家，嗜藏书及金石。著有《长安获古编》《金石苑》等。、吴荷屋即吴荣光（1773—1843），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人。性好书籍，于法书、名画、乐石、吉金视同性命。著有《石云山人诗文集》《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钟鼎款识》等。各家藏器拓本亦望寄下，如有考释，一并见示。云处搜辑未广，见闻又隘，遗漏必多也。云常在焦山，即或暂返申江，山中亦有人招呼，此后惠函可无遗误。《遂启祺鼎》，云拟即载入《焦山志》内，考释题咏并载。惟此器当年吾师携置金山，未几贼至，该山寺僧埋藏土内，迨至镇江收复，云守此郡，访求得之，而此鼎之获保全，实金山寺僧之功不可没也。现在金山多兵勇驻宿，此鼎无可庋藏，故移置焦山，如师意以入《焦山志》书为然，祈付一示，即可照办也。按，据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焦山志》吴云自序：“癸亥甲子间，故友赵吟蕉炳麟、亲家许缘仲道身先后为常镇观察……余闲居沪上，所好相似，寓书招游以修志事见属。余以内河兵阻，迟迟不赴，比至山，吟蕉卸任，缘仲接篆。”与札中所言“客冬承镇江道府邀修《焦山志》书，于今春二月到山”相符，而叶氏卒于同治二年（1863），则此札当作于是年。又，吴云同治元年罢官，同治二年暂寓上海，至三年苏州克复始归家，时间上与札中所言“罢职后仍寓申江”亦相合。致沈兆霖

　　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后改朗亭，又号萸井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谥文忠，有《沈文忠公集》。十月杪，接奉九月十八日钧答，蒙指示南北用兵大势及封疆情形，冰鉴高悬，无微不烛。大臣忧国之意，溢乎言词，庄诵回环，钦感交至。比于邸报中欣闻朝端清肃，政化一新，明公晋陟枢垣，翼襄密勿，佐中兴之盛治，措六寓以乂安。抃舞之声，殷于薄海，辱在荫末，尤切轩鼚。南方军务于前禀略陈大概，总缘兵成痼疾，将少良材，以致饷竭锱铢，效鲜尺寸，此中委曲，匪笔能殚。至于假抚恤之名，寓招徕之意，原以羁縻反侧，解散逆援，藉线索常通，悉贼中虚实，果能乘其倾巢远出，锐师疾攻，内中响应者殊不乏人。乃因备多力分，兢兢防御，屡失机会，坐困一隅，言之徒增浩叹。上海自去年以来，海舶商贾贸易日形衰减，而室庐栉比，街市殷阗，则数倍于往日。盖缘江浙被兵后，苏、松、杭、湖数十郡县之人民避难觅食者，群萃于是。遂至肩摩毂击，析玉炊珠，气象极似丰盈，局势愈形杌棿。天心仁爱，或留此以为克复江南之基，乃日久迁延，迄无进步，内忧外患，均在意中。浙垣自绍、宁失陷，遍地贼氛，杭城十门外贼营联贯，闻有数十万之众，官兵只有凤山门江头三营屹然不动，张璧田军门迭次奋击，期与城中相应，乃逆垒重重，竟难攻破。璧翁血战阵亡，所部尚未解散，现归况镇统带，雪轩中丞与瑞将军督率文武竭力拒守，月前只餐一粥一饭。自十月廿八日后，内外信息水泄不通，沪上节次解济银米火药，因鳖子亹不能进去，分泊黄道关等处。昨又由赵守炳麟带同夷目及沪勇坐炮船前往，期以必达，不知能如愿否。杭城势已万急，如有蹉跌，则湖郡亦孤立不能独存，贼将并力松沪，东南全局去矣，从此饷源绝望，恢复更难，大府镇日焦愁，殊无善策。昨苏常绅士偕同委员前赴曾营乞师，曾帅允于年内先发劲旅数千来沪，保守饷源，正二月间，再行大举合攻，但盼胜兵早到，庶可藉以搘持耳。刘卯生农部系京职人员，外省难以差委，已为代筹一馆，聊资敷衍。洪苏仲令亲来晤，知许英甫处馆地明岁须得另就，亦已为之设法，正月间可以到馆，并以附陈。按，据《清代职官年表》，王有龄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任浙江巡抚，次年十二月败死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3—1704页。。璧翁即张玉良，《清史稿》载其咸丰十一年（1861），“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炮，殁于军”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列传一百八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99年，第12册，第10033页。。又据《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载：“有翰林院庶吉士范鸿谟，杭州人，自上海来此，为浙请兵，述及杭城被围四十余日，与各路水息不通。十一月初七日，王雪轩中丞有信出城，言杭城六十万人无米可食，已饿毙三万人，请薛中丞代为陈奏，一日有米，一日坚守，米尽则亡云云，实为耳不忍闻。”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4—205页。与札中“雪轩中丞与瑞将军督率文武竭力拒守，月前只餐一粥一饭，自十月廿八日后，内外信息水泄不通”之说合，故此札当作于咸丰十一年十一、二月间。致王有龄

　　王有龄（1810—1861），字英九，号雪轩，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道光十四年（1834）报捐盐大使，十九年由吏部签发浙江，历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等。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太平军攻破杭城，有龄以身殉节，清廷赐谥“壮愍”。九月间奉到钧答，猥蒙垂示军情，窃见我师忠勤忧国，砥柱危疆，强寇屡乘，辄以少却众，伏戎欲起，每消患未萌，惟抚循溥挟纩之恩，斯士卒作同仇之气，德威所播，遐迩同钦，辱在门墙，尤殷鼓舞。云自六月杪始患唇疔，继患腹泻，精神极为狼狈。适值奉到廷议，遂请假就医，并请交卸郡篆。其时逆贼肆扰，沪上戒严，遂力疾侍奉老母渡江至通州所属之新河镇避乱，一家数十口，跧伏于菰庐之中，地属海滨，不堪卑湿。八九月间，自老母以下无人不病。云则前恙甫愈，复患痁疾，直至前月初，始渐霍然，以致禀函久缺，心实歉悚。沪上大府函札频催，且于克复云间案内录及微劳，登诸荐牍，现又专弁敦促，因将居行稍稍摒挡，力疾到沪。近日青浦、嘉定等处又添剧贼拒守，此非惧我军之进攻，实防彼族之助剿。至可惜者，闰三月间，该酋鉴去年之败，心震沁邸声威，情愿助顺息兵，早定和局，群言皆以为非，而我师独韪此议。时已开府两浙，不能力主其事，当时失此机会，固已铸成大错。迨至根帅到沪，四月杪，藉弭北衅一疏，反复敷陈利害灼见，枘凿不行，遂致决裂不可收拾。此时南局已等于土崩，北事又类乎瓯脱，虽和议勉循，而戎心已启，该酋本只为利，议者不察，酿成奇变。追念往事，正如唐生恸哭，无休时也。现在沪上为助顺之议，往复与商，百般开譬，尚无眉目，然江南兵勇见贼即溃，虽戚南塘复生，亦难骤回锢疾，实已万无可用矣。回纥助唐，契丹援宋，明知后忧叵测，而事至无可如何，古人为救急之方，不能不从权处置，以挽此残局。盖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也。云到沪后暂作逗留，因老母年高，拟仍回江北度岁，不知能如愿否。知关慈念，谨肃缕陈，所望我师于军政之余稍节荩劳，勉加珍摄，私衷企祷，神与笔驰。按，根帅即何桂清，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署理两江总督，至十年（1860）始有闰三月，则此札疑作于咸丰十年。致宋晋

　　宋晋（1802—1874），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内阁学士。编有《宣宗实录》。一

　　满地烽烟，久疏执讯，正深驰想，乃荷手翰下颁。惶喜交至，浣薇庄诵，仰蒙眷念旧雨，略分言情，感激愧奋，不律难尽。伏审德位兼崇，身名俱泰，幸甚幸甚。云待罪沪江，积忧成疾，自春徂夏，日与药炉茶灶相为周旋，一室萧然，形影自吊。向辱明公知爱，谨将两年来所历之境与所办之事略陈梗概，惟执事察之。江南自庚申春，大营溃散，殿帅阵亡。苏常本无防御，斯时如天倾地塌，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矣，不得已有乞援回纥之议，希冀支此危局，以待援师。议者谓为非计，中格不行，迨至毗陵，又陷事势至无可如。何君青中丞特委云驰赴沪江，商借西兵，讵申胥甫履秦庭，吴下遽闻楚炬，神魂飞越，身无可厝。觐唐中丞以松沪正在危急，留商防堵事宜，逆势鸱张，松郡旋又失陷。中丞特颁令箭，札委统带水陆兵勇数止及千，益以西兵百人，会同美国人华尔前往攻剿。奉命于危难之间，仰托福庇，两旬即报克复。时因栖宿篷窗，积受暑湿，劳伤过甚，一时内外症交作，万分狼狈。适老母避乱海门，遂北渡就医，原拟息影菰庐，奉母偕隐。乃中丞函札频催，继以专弁敦促，不能自匿，于冬杪重赴沪江。正以苏常陷后，商贾不通，丝茶各捐十减七八，兵糈异常竭蹶，当即委云办理筹捐，总局谆谆以裕饷为嘱，不得已督同委员扩充各项货捐，于去年三月间开局，殚五月之心力，始得办有成效，综计终岁所入，为数已逾百万。浅水长流，源源不竭，现在沪上军饷，颇赖此以为挹注。云以经手银钱近腻多嫌，故开办之初，即禀请设立货捐分局，专司捐项出纳，丝毫不一涉手，兢兢自矢，聊以副大府知遇，毁誉由人，心迹誓诸天日而已。叔裳本系世交，亲戚知其光景清窘，去年开办货捐，即委在砖灰卡当差，藉薪水为过度。至冬间，又请方伯札委在会防处听候差委。本年春杪，李中丞到沪，委叔裳充当抚院巡捕，砖卡一差即令伊弟候补，从九名承管者接办。叔裳人颇敏干，能作小楷，亦能作函，将来加以阅历，可期远到。勃谿一节，早已夫妇如初矣。今年三月间，小女出阁，叔裳夫人曾到舍间，人*整。萧宅本贸易中人，止此一女，娇养成惯，叔裳又少年情性，致有雀角。经此一闹之后，彼此知错，近来颇为和睦。云属亲串，故知其详。执事关念世好，真同骨肉，令人兴感。眉生去年之赴江北，云实赞成其事，讵经理甫有就绪，而忌者已如麻而起，卒至因公罢官，怨家又从而下石。宋荔裳诗云：“君看太行险，未足敌人情”。为之浩叹。云处境与眉生略同，惟不涉手银钱，较无后患耳。昨得眉生书，知事已得白，将来须赴曾相处完结。曾相廓然大公，爱才如命，眉生到彼，当必易了。赔款一层，亦只有待事结之后，熟商办理。若真欲筹此巨款，无论现已罢官，即在从前，眉生亦无此大力量也。西人自法酋卜提督阵亡，与发逆已有不解之怨，现闻向彼国征兵，暑退秋凉，欲图大举。昔郭、李成中兴之业，回纥助之，天若悔祸，事固有莫之为而为，非人力所能主之也。缦云全家到沪，曾相邀办文案，因天热，定于八月间挈眷赴皖。岷帆即周学源，字星海，号岷帆。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周学浚(缦云）弟。作古，莲伯即周学濂，字元绪，号莲伯。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周学浚兄。陷在郡城，已经殉难，其心绪亦可知矣。风便尚求惠示数行，是所感祷。按，札中言“本年春杪，李中丞到沪”，据《清代职官年表》，李鸿章于同治壬戌三月任江苏巡抚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第1705页。，可知信札作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至八月间。另，札中所言“何君青中丞”应为“徐君青中丞”之误。徐有壬（1800—1860），字钧卿，时任江苏巡抚。二

　　本年二月十一日奉客岁小春廿五日手书，并左孟辛世兄、孙敬亭明府两函，谨悉壹是。伏谂勋德兼崇，台候万福。属交两函，当即分别确致。云罢职后，日读誓墓之文，常书乞米之帖。吾安吾拙，无所萦心，惟家无储蓄，食指繁多，薪米仆赁之资，不能不学昌黎公之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比到焦山，承常镇道府款留，属修《焦山志》书，藉馆修所余，聊佐家用。且可以揽江山之胜，白云怡悦，颇足慰情。在沪时，屡辱当道念其为识途老马，思欲弃瑕见录。云自揣菲薄，既脱樊笼，得为太平幸民，终身奉母，此愿已足，誓心已久，不复再作春梦婆矣。眉生负经世之才，侘傺更甚于云，言之可叹。云日内暂返申江，江南北军情民事，想时有报闻，故不琐赘。风便还求时惠数行，以纾饥渴。按，札中提及“比到焦山，承常镇道府款留，属修《焦山志》书”，则此札当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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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前言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又号愉庭。浙江归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通判分发江苏。先后任宝山县、金匮县知县，镇江府、苏州府知府等职。笃嗜金石，富收藏，意有所疑，则博稽经史以证明之。著有《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两罍轩彝器图释》《焦山志》《两罍轩印考漫存》《汉建安弩机考》《两罍轩题跋》等。

　　《两罍轩尺牍》按，本书以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序刊本《两罍轩尺牍》十二卷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加以系年考释。为与《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整套书体例保持一致，书名改作《吴云函札辑释》，特此说明。共收录吴云致友人尺牍近五百通，由其哲嗣吴承潞辑录刊刻而成。函札按照收信人与吴云之关系可分为上司同僚、金石之交、书画好友等，内涵亦深厚丰富：与薛焕、吴煦、张玉良、周腾虎等上司同僚之函札多涉政局时事，特别是与太平军相关的内容，可补史料之阙；与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金石之交的信函，则探究故实、细致入微，可作为其考据学问的延伸与补充；与顾文彬、何绍基等书画好友主要是探讨书艺、品鉴画作，揭示了晚清书画界的流行风尚。诸此种种，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吴云及其朋友圈动态图，从中可以窥见晚清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

　　一、 上司同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围攻苏州，形势十分危急，吴云奉上官之命，赶赴上海与两国领事会议，欲借洋兵助战，未及议定而苏州陷落，吴云滞留上海。《两罍轩尺牍》卷十二《庚辛拾遗》即此两年间吴云与上级同僚之往来信函，详细记录了战事进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该卷中吴云致周腾虎信札记录了咸丰十一年（1861）以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为主的官绅试图安插内应、发动叛乱、颠覆太平军的行动：一昨奉手书，猥辱详询军情，谨将近日所办各事，略陈大概，惟执事察之。自伪忠逆窜陷杭省以后，乘逆焰方张之势，率其丑类，驰回苏州，而永昌徐氏兄弟与李、熊、钱三人密约之举，遂不得行。当忠逆窜围杭州之时，李、熊均奉伪令往杭，至十一月初四、六两日，先后托故回苏，即与徐氏兄弟密约举事。徐董于初九动身，十三至沪，力陈忠逆在杭，陈逆赴江北(即陈坤书，曾至东西梁山，复折回窜扑镇江，现闻在丹阳，此悍贼也）。苏城党类，大半李、熊心腹，正可乘隙进攻，必能得手。惟欲先筹军饷十数万，以备临期举事为各项经费，大府持重，决意覆绝。徐董留沪旬余日，再四恳求。其时杭省接济不通，万分危迫，有援伐魏救赵之策，向大府怂恿，因发军火银二万两，徐董即匆匆购备，于廿七日回去。出吴淞口，由常熟进口(此钱姓所踞之地），风逆，直于十二月初五始到，当即齐集民团，添募枪船，逐日冠带点名(可谓大谬，作事之粗疏如此），毫无顾忌。人数过众，既需时日，而又不能慎密，事机大露，以致无锡、昆山、苏州一带各贼卡贼馆伪官逃匿一空(时已得杭州被陷信，谬谓忠逆必不能即返）。原约十二月十九日举事，旋得李、熊信，云忠逆即欲回苏，改于十六夜间，传单甫发(传单为调各路民团），而忠逆前队已于十六清晨赶到矣，事遂中阻。忠逆到苏，即发伪谕到各卡，凡永昌徐氏船只过往，一概拿解(陈墓乡董昨有密禀到来，故知其详），远近民团无不惊骇，谓大祸即在顷刻矣。乃越日，忽又有伪谕，谓徐某之剃头赴沪，系为采买军火解往杭州(其时杭州未陷），以备攻打之用，早经禀明办理。各卡馆未悉根由，见徐某剃头，误会有异志，以致群相疑惧，现已查明，无庸再究，徐氏船只仍照常放行。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此必熊、李从中播弄，然忠逆岂竟形同木偶，为熊、李玩弄股掌之上耶？此中实在底蕴，未能尽悉。惟闻熊、李、钱联为一气，合四人所部实有三四万人，忠逆见其人众，亦未敢轻以下手，此说亦似近情。总之此事一误于迁延，再误于不密，而原其致误之由，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致周腾虎第二通）由于徐氏兄弟之大意，以及李绍熙、熊万荃等人的不配合，此次行动*终未能成事，战事每况愈下，吴云为此忧心如焚：二十日巳刻接十七日手书，承详示军务，均系实在情形，曷胜怅闷。刻下亭林、南桥均失，贼匪即将东窜，浦东万分阽危，而枫泾贼聚益多，逼近洙泾，亦甚险极。惟有足下会同营局设法堵御，以固松城屏蔽，是为至要。军事堕坏至此，虽曰天数，岂非人谋不臧。(致陈绍本第四通）庚辛年间，吴云虽暂避上海，却时刻关心战局，筹备物资、鼓励将士，为击退太平军出谋划策，竭尽心力，正如卷末朱仁培跋语所言：“平斋丈与中丞薛公、方伯吴公支持危局，共济时艰，两载辛敂，为后来恢复根本。如扩充厘捐，则军营饱腾所自资也；密办招抚，暗设内间，则苏逆献降所由致也；募洋枪队，立会防局，则中外合力，彝兵效顺之明验也；备火轮船，远迎楚师，则又时局一大转圜，而为中国制造之先几也。”体现了吴云忠于职责、尽心尽力的为官操守。

　　同治元年（1862），吴云罢职寓沪。同治三年春，苏城克复，遂归苏州，再不复出。吴云解任后，与朝中重臣及地方要员日渐疏离，但若事涉民生疾苦，他仍然不辞辛劳，上下奔走呼吁，*为突出地体现在致力减赋和兴办水利两个方面。

　　自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江南赋税特重。而江南各府州县中，又以苏州、松江、太仓所承担的漕赋*重，其缘由正如吴云所言：“因溯苏松嘉湖赋重所由致，其害实始于宋景定间贾似道行买公田，赋法杂乱，元初沿宋之旧，至延祐中复增定赋额。明祖定天下田税赋则本轻，而于苏松嘉湖各府则以张士诚久抗不下，怒民附冠，遂将籍没豪族田地取其私簿，饬有司依租额定赋，列入官田，故赋则独重。建文即位，特予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未几而永乐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嘉湖之民重罹其厄。宣德、正统间民困重赋，逋逃日甚，巡抚周公忱、知府况公钟累疏请减，苏松两府得减秋粮百万石有奇。嘉靖间苏州知府王仪、嘉兴知府赵流请行均田法，以官田重赋摊絜于民，从此永为定制。国朝平定，江南田赋照万历间则例为准，时已无官田名目。康熙年间，韩公世琦、吴公正治、慕公天颜、汤公斌因苏松粮额过重，先后请减，反复披陈，卒格部议未行。雍正三年，特恩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额征银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诏减苏松额征银二十万两。终以旧额过重，相沿至今，酿成江湖日下之势，若不据实历陈，早筹变计，其隐患有不忍言者。”(致潘曾玮、郭嵩焘*通）

　　吴云罢职后长居苏州，对于因赋税过重而给苏松百姓带来的苦难，深有感受，因此能够提出切实有效的减赋方案：“愚意以为，此举必宜早办，若待全省肃清，恐多龁。且自古壤地相错，赋则宜同。今苏松之赋三倍于常州，四五倍于镇江，较之江北各州县至十数倍不等。今不敢引镇江以及江北为比，请查照常州科则一律定赋，恩准之后，未尽事宜，候奏准办理，似立言较有依据，措词亦觉得体。况未遭兵以前，酌十年之通所征，本止此数。今照常州定赋，论虚额虽多，论实征仍少。”(致宋晋第三通）并将此方案反复上呈给乔松年、冯桂芬、应宝时等在任官员，*终由冯桂芬起草《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曾国藩、李鸿章会衔上奏，减赋一案终获朝廷批准。

　　吴云认为“夫水利者，农田之本，而衣食之原也”，因此在兴办水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曾在同治五年（1866）写信给时任浙江廉访的王凯泰，论述水利于民生之重要性，就乌程溇港从疏浚至日后维护提出十条建议，并且附有横道及直道水则碑式，情辞恳切，具体而微，拳拳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在致杨荣绪的函中亦写道：“吴兴水利本为农田命脉所关，执事痌癏在抱，勤勤下访，此东南苍生之福，不独桑梓蒙泽已也。窃闻此时议浚碧浪湖及各溇港，此诚当务之急，第念经费支绌，恐筹办诸多掣肘，善举亦因而中隳，此不可不先为之计也。愚昧之见，与其省费而急求了事，不如筹定款目然后举行，以期一劳永逸。”(致杨荣绪第二通）关于筹款方法，吴云早已有所考虑：“条议中请筹四万串，殊非容易。然农田水利实为地方*急务，鄙意在丝捐之外，别无可筹。明公爱民如子，为士商所悦服，倘蒙谕知丝业董事，属令熟商办理，必能仰体仁心，襄成善举。”(致杨荣绪*通）并在同一函中提出专责成、立水则、慎启闭、酌津贴、示惩劝、定岁修、筹经费、严稽察八项措施，以保证疏浚工作顺利实施。

　　上述吴云的种种设想，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其时补翁新授浙江廉访，事权不属，不便作高远之论，转致因难而废”(致杜文澜*通）。不过吴云并未因此气馁，而是反复和潘曾玮、郭嵩焘、应宝时、陆心源、周学濬、钟佩贤等人申述“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希望能够合苏浙两省之力，协心同力，做好水利建设，以实现其“士大夫居乡，凡有地方善举，尽一分心则造一分福”的心愿。

　　二、 金石之交

　　金石之学肇始于北宋，下逮清代中晚时期日臻昌盛。金石学的兴起与考据学紧密相关，金石文字所具备的考经证史的功用与价值，在晚清时期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吴云及其金石好友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频通书翰，互赠新得金石文字拓本，考订释疑；亦鼓励彼此著书立说，颇有传古之志，极大地推动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吴云与其金石好友的信函主要以分享各自藏器和考辨铭文为主，对于罕见藏品，他们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潘祖荫于同治十三年（1874）获赠大盂鼎一事，很快就传遍了吴云的朋友圈：盂鼎居然为伯寅所得，获此玮宝，洵称奇缘。(致陈介祺第十七通）

　　关中有盂鼎二器，乃海内烜赫著名之品，寿卿先有信到，谓左相移赠郑盦，正欲函问，而郑盦信亦到，遂知确有其事。(致吴大澂第五通）

　　鲍子年兄想常叙晤，乞道念忱。盂鼎已到京师否？此八囍斋中*玮宝也。(致李佐贤*通）

　　盂鼎中变之疑，闻之怅然。嗣晤季玉亲家云得近报，此鼎已从关中起行，将可到京，不胜抃舞。(致潘祖荫第五通）而吴云自己的访古所得，也会及时与好友分享：近得张从申书延陵季子庙碑，特寄鉴赏。此碑弟访问历任丹阳令，竟无知者。兹因张同苏公子见赠一分，根询来历，始知庙在丹阳九里镇。该镇去延陵镇九里，故名，与句容交界，距县城尚有三十余里，地颇迂僻。此庙自汉至明屡圮屡建，庙貌崇宏，正殿象祀季子，相传墓在其下。古碑不少，今不知存否。现专人前往，将庙中所有碑碣全行拓至，再当续寄。此碑在献殿甬道右，有亭覆之，住持道士与地方绅士护爱甚力，寻常不准人捶拓，故字文完好，尚如新发于。从来箸录家皆以十字碑与张从申季子庙碑分而为二，钱竹汀、孙渊如亦沿其说，实则重摹孔书，十字镌在碑之阳，张书改修庙记在碑之阴，事非目，往往舛错如此。(致潘祖荫第二十六通）

　　江南丹阳县属有张从申书改修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近始得之碑在丹阳县境之九里镇，该镇距古延陵镇九里，故名。(致陈介祺第二十七通）

　　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未得踪迹，顾亭林《金石文字记》止载重出孔子题墓十字碑，而不及张氏庙记，潜研堂、平津馆但云碑在丹阳，而不详注其地名，故询之历任丹阳令，皆属茫然。前月张同苏公子忽以拓本见赠，亟叩所从来，始知碑在离丹阳城三十里之九里镇季子庙中，当即雇工往拓。(致吴大澂第十一通）此数通信札所言，皆为吴云访得《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之经历。由此可知，和故交分享珍爱藏品，是吴云金石朋友圈的乐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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