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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本书收集了著者近年发表的论文十数篇，从“理论”、“方法”和“发展趋势’方面，对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主涉及：对“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工业化”、“过密型增长”理论的分析，对以往中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对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以及对该领域新势、新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作译者

李伯重，1949年10月10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1年和1985年分别在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并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教育部所设文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以及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及古代史分会副会长等。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8)、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89)、日本东京大学(1990)，美国密西根大学(1991)，美国国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2)，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1993)、英国剑桥大学(199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7)、日本庆应义塾大学(2000)等海外学府及学术机构任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员。著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Agrlcult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lDelta，1620--1850)(英国与美国)等论著。

目录

前言
上编 理 论
专题一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
一、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一)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学的永恒主题和
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二)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三)“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四)摆脱史家旧情结，开创史学新局面
二、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
(一)英国模式：重要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二)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相符还是相悖?
(三)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与英国模式
专题二 理论探讨：早期工业化与农业过密化
三、早期工业化理论：特点与重要性
(一)工业化及其主要阶段
(二)“原始工业化”
(三)早期工业化：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新课题
四、“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1368―1988年》评介
(一)“过密型增长”理论简介
(--)“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附录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
(一)“过密型增长”理论与西方中心论
(二)“人口压力”说质疑
中编 方 法
专题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什么方法?
五、“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一)“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宋代经济革命”的中心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个“虚像”
(三)“选精法”：导致“虚像”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研究方法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六、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从《“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
农业革命”》引起的反响谈起
(一)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辨析
(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专题四“他山之石”：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评介
七、对新领域、新内容、新理论、新方法的辛勤探索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
(一)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变革
(二)该书的理论特色．
(三)该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色
(四)如何看待近年来国际史坛新出现的理论与方法
(五)该书的主要论点
(六)该书的主要内容
八、“相看两不厌”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
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
(一)一部代表中西比较史学最新成就的著作
(--)该书“新”在何处?
(三)“相看两不厌”：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
(四)新的比较，新的史观
下编 发展趋势
专题五 宽视野、新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
九、“年鉴史学”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
――贾永吉与魏丕信研究成果简介
(一)贾永吉的研究
(二)魏丕信的研究
十、从新视角看中国经济史
――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
(一)“脱离常轨”――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
(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三)经济发展的方式不止一种
(四)不同种类的农业经济
(五)过去的延续：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道路，
专题六 大趋势：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十一、“融入世界”：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今天所面临的危机
(二)国际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趋势
(三)“融入主流”：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
一个发展趋势
十二、走出汉学界
――从《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
中国的现实》谈起
(一)什么是汉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二)“汉学”：一个学科领域还是一个自我封闭的
学术领地?
(三)“汉学心态”：一种学术弱势群体的自卑心态
(四)“汉学”与西方中心主义
(五)走出汉学界的关键：如何对待国际主流学术
征引文献目录
后记

前言

一、经济史学的危机与经济史学
理论方法的滞后
中国经济史学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这个学科自出现后，在我国的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前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之称的几次大论争①，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化道路”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可以说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经济史学在我国学坛上出尽了风头。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论题与结论也深人人心，形成了社会共识。哪怕是对于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中小学生，也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然而在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衰落的迹象。昔日的“金花”已成明日黄花，史学工作者们关注的焦点也开始向经济史之外的领域(如社会史、文化史)转移。当年曾长期是史学“老大”的经济史学，今天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情况并非我国经济史学所独有，而是全球“史学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个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益加剧，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现在仍在发展。它对整个历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但主要矛头针对的是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同时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出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表现。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①。由于经济史学跨处历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因此它也从经济学的发展中受惠最多，成为在历史学内部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学科分支。在近年来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变革浪潮中，经济史学也由此而一马当先。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在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中，富有新见、深具挑战性的论著连连推出，在学坛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像本书中提到的斯波义信、贾永吉(Michel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nneWill)、黄宗智(PhilipHuang)、李中清(JamesLee)、王国斌(R．BinWong)、彭慕兰(KenethPomeranz)、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贡德・弗兰克(AndrewGunderFrank)等学者的有关论著，就是主要代表。它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观点，并对研究方法的改进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国际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导致全球性“史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对我国的经济史学同样也起作用。①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特殊环境，这种由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引起的危机，在我国经济史学中表现格外严重。我国经济史学在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同时也受到苏联教条主义的颇大影响。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既然是方法，就必定有其局限性③，必须在使用中根据实际加以发展。而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一种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也未能主动吸收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未能更多地从这些学科的发展中受惠。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致使许多学者对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在此同时，不少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到国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填补真空”的作用。但是被介绍进来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有限，而且其中有许多也未必是国外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有些理论和方法虽然重要，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工作却往往做得很不够。一些学者在尚未对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深入的了解之时，就将其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这种“食洋不化”的做法，对我国学者了解和尝试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造成了颇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更加难于“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国外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并未引起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的真正重视。
理论和方法既少创新，经济史研究当然难以发展，经济史学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是向社会提供关于经济变化的深层原因和长久趋势的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学衰落了，社会就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正确认识。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将是我们经济史学家的失职，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常言道：危机就是转机。从此意义上而言，今天经济史学所受到的挑战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对史学本身所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经济史学的前途也正依赖于这一反思的结果。经济史学要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经济史学家不应追求时髦，但应追赶时代。强调这一点，引起大家的思考，正是本书目的之所在。
二、若干技术性说明
在将有关论文收入本书时，有几点技术性说明如下：
第一，遵循现在的国际学术惯例，在有关讨论中涉及到的学者，除个别地方(主要是在书评的开始提到著者时)外，都只直书其名，而略去了诸如先生、教授等尊称或头衔。在学术讨论中，所有学者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注意的只是其意见与看法，而非其身份地位。
第二，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倘若学术真的要发展，就不能不面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而指出其不足绝非否定其成就。因此本书在讨论问题时，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前辈学者的观点也采取“临文不讳”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评述。当然，这样做并不影响我对这些学者，及其成就的尊重。任何新见解都是以前人见解为基础的(哪怕是两者看法截然相反)。即使是对前人的某一见解提出批评，那也是因为这种见解有重要的价值，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了。
第三，由于本书所收论文发表时间前后不一，有些问题在较早的
文章中进行讨论时，所引用的某些论著尚未刊出，因此只能注明其名称和章节。但是到了现在，这些论著已经出版。对此，我在脚注中做了一些补注。但是在此仍要提醒读者，请勿因较早发表的文章何以会引用后来刊出的论著而感到诧异。
第四，本书所收入的各篇论文都是讨论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故在若干地方不免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同一部书中出现重复本应当避免，但是如果把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论述一律精简，就难免造成有关论文残缺不全，使读者难以完整了解各篇论文所表述的看法。我对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论述，视其情况，或者删节，或者保留，但原则是力求保持论文的原貌。对这种处理方式，盼读者予以理解。此外，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各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汇总编为一个“征引文献目录”，置于书末，以备读者查阅其出处等情况；而在正文的脚注中，则仅注明作者名及文献名。
第五，本书所收的论文，写作时间前后不一，其中发表最早的第7篇(1990)和发表最晚的第6篇(2001)，其间相距11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一些问题(例如第4篇中讨论的“过密型增长”)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如果根据现在的认识对过去的文章作修改，难免造成以往的研究成果“失真”，使得学界同行在引用或批评这些论文时无所适从。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还是基本保持这些论文的原貌，仅在字句上作一些小修改(仅对最新写作的第11篇文章作了较大改动)。这一点，敬请读者予以谅解。
三、本书主要内容及所收各篇文章的出处等情况
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论文12篇，另有附录1篇，实际总共13篇。这些论文所针对的都是国内外学坛中正在热烈讨论、并且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根据所讨论的问题，我将这些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分为两个专题，每个专题由2篇论文组成。

. (一)上编讨论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主要讨论对象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以及国外经济史研究中新近出现的两种重要理论――早期工业化理论和“过密型增长”理论。
专题一“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论文第1、2篇)(1)《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原名《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系我提交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济史会议的论文；后改名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在发表时，杂志编辑部删去了文章最后一节以及所有的注释与征引文献出处。被删去的一节经修改，后以《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为题刊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现按照原貌收入。
本文在《读书》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热烈回应，《读书》随后发表了数篇看法各异的读者(包括黄仁宇先生)的来信。这些回应表明了知识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强烈兴趣。由此可见，对此似乎已有共识的问题展开新讨论，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2)《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原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而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对象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明清江南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本文也主要以江南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专题二理论探讨：早期工业化与农业过密化(论文第3、4篇)
(3)《早期工业化理论：特点与重要性》。节选自本人新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现标题是新加的。
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虽然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定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视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尽管中国没有自发地发生近代工业化，但是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仍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的基础。
(4)《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评介》。原名为《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署名千里)，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近代中国农业的“过密型增长”说，系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该说提出后，在美国学界引起剧烈争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部门决策者中也具有广泛影响。本文对此理论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既指出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此后随着认识的提高，我进一步发现此理论与江南历史实际不相符，并在一些论著中予以指出。现从有关论著中节选出一些部分，缀为一文，取名为《“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作为本文附录，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过密型增长”理论的优点与缺点。该附录的第一部分节选自拙著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TheMacmillanPress，1998)，第二部分节选自拙文《“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二)中编讨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我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对应当采用什么方法的看法，以及我对斯波义信先生和王国斌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所用方法的评述。
专题三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什么方法?(论文第5、6篇)
(5)《“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中文版)和2001年第2期(英文版)。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宋代江南农业有关问题的讨论，对史坛上最重要而且也是最流行的成说之一的“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导致此说的方法，一一进行检讨，看这些方法是如何和为何导出重大的错误结论的；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
(6)《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颇大的反响。本文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集中作一答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之所以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原因是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任何理论也都属于方法。
专题四“他山之石”：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评介(论文第7、8篇)
(7)《对新领域、新内容、新理论、新方法的辛勤探索――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原名为《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斯波义信先生曾任教于日本大阪大学、东京大学和国际基督教大学，并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东洋文库主任。《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近年来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书日文原版由东京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刊出，中文版则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极富特色和创见，在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以说罕有其匹。本文是国内第一篇全面评述该书研究方法的专文，不仅对该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特色、主要论点和内容进行了介绍，而且就近年来国际中国经济史坛中理论与方法的变革，及应当如何看待近年来国际史坛新出现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8)《“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刊于《史学理论》2000年第2期。
王国斌(R．BinWong)先生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为其代表作，英文版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刊出，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王氏在该书中提出了不少关于比较史学方法的新见解，在国外学坛引起重视。本文是国内惟一全面评述该书研究方法的专文，指出了该书的创新之处，并对王氏提出的比较史学中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法，以及由这种比较法所导致的新史观进行了深入评价。
(三)下编探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讨论了对近年来的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另一方面，就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新的看法。
专题五宽视野、新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论文第9、10篇)
(9)《“年鉴史学”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贾永吉与魏丕信研究成果简介》。原名为《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署名千里，与大同合著)，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贾永吉(MichelCartier)先生与魏丕信(Pierre-EtinneWill)先生都是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贾氏曾任法国汉学家协会主席；魏氏则为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贾氏长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口史研究；魏氏则以其中国人口史、中国灾荒史、中国水利史、中国荒政与仓储史以及中国古代国家与经济关系、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而享誉国际学坛。他们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中国经济史的问题放在一个宽广的范围中进行研究。本文是国内惟一一篇对二学者研究成果与特点进行评介的文章。
(10)《从新视角看中国经济史――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原名“ChineseHistoryinNewPerspective―FocusingOnRuralEconomyinJiangnanduringtheLateImperialTimes”，系本人提交由法国远东学院(L’EcoleFransaised’Extreme-Orien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forEastAsianCulturalStudiesforUNESCO)、日本东洋文库及日本基金会(TheJapanFoundation)联合举办的“亚洲研究展望――远东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TheColloquiumof“PerspectivesonAsianStudies”fortheOneHundredthAnniversaryoftheFoundingofL’EcoleFransaised’Extreme-Orient)的讲演论文稿。①
现在中外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许多重要看法(如“宋代革命”论、“明清停滞”论等)，都主要以江南的经验为基础。但是以往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实际上又是以近代早期西欧经验为默认的标准模式而进行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江南的历史实际。本文指出了由这种不符引起的矛盾，并指出只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才可能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江南自己的发展道路。
专题六大趋势：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论文第11、12篇)
(11)《“融人世界”：新世纪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收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部分内容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历史周刊”。本文在收入本书时做了相当大的改动。
(12)《走出汉学界――从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谈起》。本文原名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进入国际主流学术――评李中清、王丰新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系提交2001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会议的论文。尔后做了颇大改动，以现名刊于《视界》2001年第4期。
李中清(JamesLee)先生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王丰先生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系他们的新作，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刊出后，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0年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和2000年度的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纪念奖。中文版由三联书店于2001年出版。本文主要集中介绍该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贡献和意义，是国内首篇评论该书的文章。本文认为中国研究者只有破除原有的“汉学心态”，正确对待国际主流学术，才能走出“汉学界”，把中国研究变为国际主流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因此本书也以此文为结束。
从本书所收的文章(特别是第4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中，我对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相信今后还将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趋时”，而是由于认识在不断加深所致。我们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因此尽管力求完美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但是在研究中，完美无缺的理论和方法却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真的是完美无缺，那么这个学科也就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如此。“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在我们对以往流行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而可能不久后又会对现在认为正确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产生同样的感觉。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善变”应当说是大好事。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之一勒高夫说得好：“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①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家，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经济史学永久存在并发扬光大。因此我们也必须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前进，达到更新、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