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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引致世界范围脆弱性的加重，灾难也从传统的自然灾害领域，延伸至科学技术领域，灾难研究也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苏珊娜·M.霍夫曼和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编选了数篇人类学视野下的灾难研究的前沿论文，包括墨西哥地震、安第斯与非洲的干旱、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博帕尔杀虫剂厂毒气泄漏、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泊轮溢油事件、大众传媒与人祸、灾难的文化象征等多个问题与事件，涉及与历史、考古、生态、政治经济、物质和社会-文化连接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

　　作者简介

　　[美]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Hoffman），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

　　[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联合国灾难应对咨询专家。

　　彭文斌，四川双流人，人类学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皿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藏学人类学、西南人类学、人类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和资深学术见解。编撰和写作多本相关研究的中英文著作，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来在国内大力推进灾难人类学的研究及学科建设，组织举办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并翻译多篇灾难人类学领域的前沿论文。

　　目录

　　一、导言：人类学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苏珊娜·M．霍夫曼

　　二、灾难的理论研究：自然、权力和文化——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

　　三、灾难的史学研究——弗吉尼亚·加西亚-奥克萨塔

　　四、危险与不计风险策略——罗伯特·潘恩

　　五、控制不确定性：辐射防护专家的后切尔诺贝利事故文化——莎朗·史蒂芬

　　六、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一苏珊娜·M．霍夫曼

　　七、人祸的大众传媒重构：一则警示性故事——格里高利·V．巴滕

　　八、作为文化感应变化的间断熵：埃克森一瓦尔迪兹号石油泄漏事件——克里斯托弗·L．戴尔

　　九、安第斯的久旱、并发自然灾害及人类的反馈模式——迈克·E．莫斯利

　　十、干旱对图尔卡纳游牧民的影响及其应对：人类学理论和灾害研究的启示——J．特伦斯·麦凯布

　　十一、专业知识缺失、绝对政治与慢性灾难：以博帕尔事件为例——S．拉维·拉江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附录：章节译者与校对者名单

　　精彩书摘

　　《灾难与文化：灾难的人类学》：

　　正如一些灾难的空间维度对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时间范畴同样也是问题重重。灾难极少与个人、学术或者基金会的日程表重叠。人类学的研究大多是在真正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大体计划完毕。提纲准备和评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通常被截止期限锁定，因此对灾难缺乏应急反应。一些支持研究的基金组织也有一些资助项目，不过，一般说来，它们所资助的都是短期的、以事件为主的研究，而非采取民族志方法、更为重要的灾难过程方面的研究。

　　研究者们很难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将确定的个人或专业理念置换成相应的时间，以便能对突发性的灾难进行长时段的研究。但是不容易做到的是预见性研究，做必要的灾前弱点评估，以便获得对灾后影响与复苏的全方位理解。另外，世界各地的社区和区域均知晓某些灾难的发生有相应的规律，伴随着预防和减灾措施的研究，不少人也开展了分析脆弱研究。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学家可以用对地方脆弱点的深度分析，尤其是周期性或系统性危险的研究补充社区的防灾措施。而且，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对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地点进行周期性回访，这对于理解灾难的长时段进程，用灾难的长时段叙事来解读和命题也是一大便利。从理论到实践以及责任

　　灾难救助与重建的实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而且因为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的紧迫需要而更加复杂。从事灾难研究的人类学学者，担负着学界的第五个领域——通常也是不被接受的领域——应用人类学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也是所研究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地减轻他人的痛苦。我们也对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保护的责任。鉴于人类学的研究特点，我们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文化信息与视野，提高减灾、管理和重建的效率。而且由于灾难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我们也有责任成为那些往往无法传递自己声音的群体与地区的代言人。

　　鉴于灾难的性质和研究中涉及的问题，相当一部分的灾难研究实际上都是在救援的场景中展开的。这一情况，以及脆弱性和灾害所造成的非常实际的死亡与破坏，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进一步凸显为两个问题：①人类学能为灾害管理和研究，尤其是救援的道德问题做些什么？②对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像是无时不在的幽灵，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虽然研究者并非经常意识得到，但这两个问题在灾难的研究和用灾难作为研究场景时非常重要。

　　就后者而言，理想的情况下理论与实践应该紧密相连。政策与实践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普遍的人类行为和具体的文化行为了解的坚实基础上，二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受局限；反过来说，政策及其实施可以作为理论的相关性和预测能力的重要试验场。假如政策与实践不协调，未能取得成就，那就是项目及其实施有错，不是人的问题；不过，吃苦头的则是人。

　　政策与实践出现缺陷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其对文化封闭假设的建构。在灾难的场景下，救援通常以不合适的形式和原则进行。人类学则能根据细致人微的了解，更敏锐地辨别适用的救援方式。凭借其主要的方法和研究，人类学学者可以获取并提供一个更加整体的视角。因此，应从一个明显更有利的位置来通报救援的结构，标明整个社会系统中可能存在受灾害影响的分布带。在避免灾后主要问题方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认识是重要影响因素。灾后问题不仅包括浪费和援助不当，而且也涉及严重的社会冲突、混乱、物资滥用，以及重灾后别的经常困扰群体的社会性难题。而且，如果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中间人能够参与社区和机构的工作，许多常见的灾后出现的利益和潜能，以及灾害发生以后形成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就不会失去。遗憾的是，深度性的社会文化资料很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欣赏。这种情况，对致力于提高救灾和重建效率的人类学学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过去30年来，在地球的各大洲因自然和技术性灾难而形成的防灾、救灾和重建的记录有失衡的状况，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缺乏对经历了灾害的地方环境的认识。很少有人理解灾害管理的形式与结果是受到地方社会结构及其与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的先期制约的（Maskrey，1996）。当一个预设的、统一的且不考虑地方脆弱性和能力的模式被投入灾后运作，救助与重建中的不能因地制宜的现象就会产生，对受灾的人口就会造成真正的破坏性影响。其结果是，当地的民众和团体需耗费精力去影响外来机构的运作，或者最终选择官方不认可的重建项目来自救。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灾害管理中各种机构、国家、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其后果是，救援与重建——稍好的情形是缺乏效率，最糟糕的情形则是造成侮辱与损害。

　　因此，人类学学者从事灾难研究时，就涉及一个道德问题。人类学学者具备必要的训练和视野，可以为有效的救灾工作提供相关的数据，也可以为策划和实施实地救援作出重要的贡献。灾害援助中最棘手的一方面就是，如同灾害本身，救援工作涉及多维的观点。灾民对救援的理解与援助机构不尽相同。救灾工作中，需要与损失、相对性剥夺、内部竞争、变化与持续的问题均涌现出来，在灾民和救援者之间经常会导致冲突。双方对意向的误会与误解横陈，很难用一种简单和便捷的方法来处理救援机构和受灾社区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在分析机构行为的价值和结构方面有很长的历史。通过对该方面的了解以及它如何在个人与群体之间互动，人类学学者可以从适宜的目标、方法和结果的筹划上找到机构与社区之间的“搭配”。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员可以参与对主导性的灾害管理模式进行调整的工作，使其更趋于分散化，更能整合地方上机构、物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更好地应对灾害中的多重现实与合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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