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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非常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
　　《一百个人的十年》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目录

终结“文革”
拾纸救夫
崇拜的代价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死脸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我到底有没有罪？
鬼剃头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我这三十年呀
绝顶聪明的人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变了一个人
牛司令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硬汉子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复仇主义者
说不清楚
苦难意识流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六十三号两个女人
没有情节的人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走出疯狂
忏悔录
附录一
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附录二
关于冯骥才先生谈《一百个人的十年》
文学工程的采访录
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
决不放弃使命
关于“文革”博物馆
附言

精彩书摘

　　《一百个人的十年》：
　　很快我七岁了，上了学，成了学生，但同时又成为班上唯一的“狗崽子”。
　　我不愿意上学，我最怕上学和下学那一段路。在路上，我随时随地会受到屈辱，我又成了同学们的攻击对象，恶作剧的对象，有时干脆是一种玩物。每到上课时，我总希望老师在我身边多站一站，因为老师一走远，威胁便会出现，身边或身后的同学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一下。有一次，邻座一个同学面对老师，神情像在听课，桌子下边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师告他，他就会说我陷害，说我是“阶级报复”。那时的政治用语有着强大的威力，我只能忍着，同时我也忍着眼泪。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种反抗的东西，我懂得，眼泪只是输的表现。
　　我内心已经灌满仇恨，恨邻居的孩子、恨同学、恨他们的家长！我实在克制不了时，就和他们对打。但吃亏的总是我，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还要再狠打我一顿。爸爸怕我惹祸，但是我有逆反心理！只要他们欺负我，我就和他们死拼，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谁问也不说。当时学生们合唱一支很出名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您一定知道，我暗中把歌词改了，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这在当时是有死罪的，幸亏大家唱的声音很大，没人发现。您想我多么恨“文革”。
　　我躲避社会，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我感觉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我活得非常紧张，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夜晚的空间属于我，我常常幻想着自己神通广大，把那些欺侮我的人统统打倒在地，他们全部跪着向我求饶。但到了白天一走进社会，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我是那样的孤单、冰冷、无助。只有一个同班学生，他是工人出身，他妈妈对他说：“你就跟×××（我的名字）玩吧，他人聪明，念书又好，将来准有出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这样的话。一段时间里，我一想到这话就浑身感到温暖，我真想去向这同学的妈妈说点什么，但我又怕见到她，我早已经不习惯向别人表达感情了。
　　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因为学习成绩好，全班考第一，老师暗示我争取加入红小兵。我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那感觉真像要飞上天了，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在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笔写在操场的红砖墙上的，这是个了不得的事件！公安局来人鉴定，认定写“反标”的人肯定在我们学生中间。一下子，我感到全班的同学对我的神情全变了，全不理我了，只用眼角看我，背后总在嘀咕我。上课时我举手提问，老师也不理我。我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写“反标”的坏人，因为我是反动阶级的“狗崽子”。
　　可是最后调查出写“反标”的是五年级一个男生，他出身于苦大仇深的三代红家庭。他写了“反标”，然后自己再去报告。他说这样做是想当“英雄”。事情过去了，但我牢牢记住那些眼神，那些微妙的举动，那些背后嘀嘀咕咕的声音。
　　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学们说什么，我就认为是针对我，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来。
　　我哪里知道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渐渐形成了。
　　我考入中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照理说，我的心理问题应该消除了，不，恰恰相反！这时，我的性格问题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合群。不喜欢与人接近，防备心理特别重。同年级一个同学有个小毛病，喜欢动手动脚地与人打逗，他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都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挡一挡。同学们笑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胆小和敏感，对，我就是这样过敏，总疑惑别人害我。特别是当我与别人说话时，只要对方一走神，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歧视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会突然暴怒。这样，我与同学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我感到他们在联合起来，故意拿我找乐，和我作对。尽管我和他们的矛盾已经不存在政治因素了，但这种矛盾常常会触动我旧日那些伤痛。最后，我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几乎一说话就吵嘴，一吵嘴就动手。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死脸”。他们背着我叫这个外号，怕我听到。可是当我听到了这个纯属侮辱性的外号时却没有发怒，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差点把镜子砸了。难道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张毫无生气、从无笑容的脸吗？
　　我试图改变自己，但是改变性格比什么都难。尤其令我头疼的事，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同龄人交往，我好像与生俱来地害怕他们。
　　我在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到一家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工作。一次，一位中学同学来我公司办事，他惊奇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健谈，记得你当初整天一言不发。”
　　我大约是二十七岁以后，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才渐渐退去。原因很多，比如年龄大了，社会接触多了，在单位受信任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环境变了，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政治歧视，人们不会感受到政治歧视的绝情与可怕。
　　政治歧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记得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边说“古时候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这话说得既形象又深刻！五四时代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又折腾出来了。什么忠君啊、文字狱啊、愚民政策啊、个人迷信啊、血统论啊……不都是封建社会的那套吗？但封建这东西，单是上边搞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边配合。您不认为中国的土壤是封建主义的？尽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难重演。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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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一一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那么“文革”浩劫留下的则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但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但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但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点，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了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