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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集结中国著名学者、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文章精华，既是导师文集，也是李泽厚先生有影响和重要的篇章全貌展示

　　其中，《伦理学新说述要初稿》（五万余字）一文，为作者新作，在本书中首次发表。

　　内容简介

　　《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一书收录了李泽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伦理学、美学、哲学等方面

　　的文章十九篇。各篇时间跨度虽大，但思想前后相承，内在脉络颇为一致，即以原创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之“人类视角,中国眼光”以及中华文化之“神”（“巫史传统”“一个世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等）来消化康德、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强调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个体心灵的“情理结构”问题），希冀通过“转换性创造”，探寻一条对人类命运具有普适意义的中国现代性之路。

　　其中，《伦理学新说述要初稿》（五万余字）一文，为作者新作，在本书中首次发表。

　　作者简介

　　李泽厚，中国当代大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19 3 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 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19 8 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 9 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

　　客席讲座教授等。19 9 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

　　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

　　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伦理学纲要》《哲学纲要》《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伦理学纲要续篇》等；结集有《李泽厚十年集》《李泽厚论著集》《李泽厚集》《李泽厚对话集》等。

　　精彩书评

　　几十年来，在我的思考和文章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如果中国真能走出一条既非过去的社会主义也非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路，其价值和意义将无可估量，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当今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还有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中国人文领域内的某些知识分子有责任想想这个问题。

　　有关形而上学，我提出和回答的是三大问题。一、人类如何可能？答曰：使用—制造工具的历史经验产生了理性。二、什么是人性？答曰：情理结构、自然情欲与理性的各种矛盾融汇。三、人为何在中国传统中位置较高？答曰：巫史传统、一个世界之故。所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孔夫子为主，吸收消化康德和马克思。我认为，以中国五千年文明、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十几亿人口的巨大时空实体的实践、探索为基础，今天的中国应奋力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性道路。

　　历史本体论所继承的是中国儒家哲学的“神”——生存智慧（度）、实用理性、历史意识、乐感文化、仁学结构、情本体、关系主义等，而非“形”——仪式、制度、服饰、词语、章句、讲疏等。历史本体论不赞同深受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先验心性论）和现代宋明理学（牟宗三的内在智的直观），主张回归和发展原典儒学（孔孟荀、竹简、三礼），建立新的“形”——即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包括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如陈寅恪所说，“一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乃中国传统的真正精种。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均非出路。

　　——李泽厚

　　目录

　　代序（2004）　/ 001

　　孔子再评价（1980）　/ 004

　　“礼”的特征　/ 004

　　“仁”的结构　/ 011

　　弱点与长处　/ 026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1978）　/ 032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 032

　　砸烂孔丘的牌位　/ 039

　　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 042

　　《天朝田亩制度》　/ 046

　　《资政新篇》　/ 049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　/ 052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 052

　　救亡压倒启蒙　/ 068

　　转换性的创造　/ 082

　　［附］ 马群林：“救亡压倒启蒙”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之

　　“发明权”考释（2018）　/ 089

　　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1989）　/ 106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5）　/ 120

　　鱼：生命的符号　/ 120

　　龙：权威／秩序的象征　/ 123

　　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　/ 129

　　由巫到礼（2001、2014）　/ 138

　　行走中的神明　/ 138

　　“礼”的三特点　/ 146

　　历史使命感　/ 151

　　释礼归仁（2014）　/ 161

　　“有情宇宙观”　/ 161

　　“内在超越”？　/ 166

　　“性”与“情”，谁为“本”？　/ 169

　　“一个世界”　/ 171

　　周、孔取代孔、孟　/ 175

　　孙老韩合说（1984）　/ 179

　　兵家辩证法特色　/ 180

　　《老子》三层　/ 185

　　所谓“益人神智”　/ 195

　　漫述庄禅（1985）　/ 203

　　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 204

　　人格本体论　/ 215

　　瞬刻永恒的最高境界　/ 221

　　阴阳五行：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2001）　/ 239

　　中国辩证法来自兵家：行动第一　/ 239

　　反“反二元”：度　/ 242

　　五行特点：功能与反馈　/ 248

　　阴阳五行与后现代　/ 253

　　对话　/ 254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1996）　/ 267

　　哲学探寻录（1994）　/ 282

　　“人活着”：出发点　/ 282

　　“如何活”：人类主体性　/ 287

　　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　/ 292

　　活得怎样：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　/ 299

　　实践美学短记（2004）　/ 306

　　美感双螺旋（Aesthetic Double helix）与人的自然化　/ 306

　　艺术终结与审美文化　/ 309

　　实践美学短记之二（2006）　/ 312

　　审美与艺术　/ 312

　　审美与人性　/ 316

　　审美形而上学　/ 319

　　关于“理性内构”（2015、2018）　/ 324

　　走出语言与默会知识　/ 324

　　普遍必然性与客观社会性　/ 328

　　要重视个体心理的独特性　/ 332

　　我的认识论的几个要点　/ 335

　　答高更（Paul Gauguin）三问（2015）　/ 339

　　我们从何处来？　/ 339

　　我们是什么？　/ 342

　　我们往何处去？　/ 346

　　《康德新解》英译本序（2016）　/ 350

　　“美育代宗教”答问（2008）　/ 355

　　语言是存在之家？　/ 355

　　天地境界　/ 366

　　感伤中的神意　/ 375

　　伦理学新说述要初稿（2018）　/ 388

　　导论　从康德“绝对律令”新释说起　/ 388

　　第一章　伦理、道德外内二分和“由外而内”说　/ 398

　　第二章　道德三要素（意志、观念、情感）说　/ 408

　　第三章　两德（传统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说　/ 432

　　结语　/ 455

　　代跋　书院忆往（2018）　/ 457

　　编后记　/ 马群林　/ 461

　　精彩书摘

　　那么，中国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地方根本区别于现代社会或现代生活，从而被认为与现代化发生矛盾、冲突以至阻碍现代化呢？

　　这问题在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广泛的讨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但陈独秀当年所突出的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现代）和中国的“家庭本位主义”（传统）的区别，至今仍不失为一种简单明白一目了然的解释。当然，七十年后的今天，对这中西区别和传统特征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从大小传统的多方面的考察，使我们知道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而是错综复杂的。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人也素来以此标榜自己的传统特征。“礼”是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基本范畴和观念。据《礼记?曲礼》:“夫礼者，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者也。”它主要是一套套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关系的尊卑长幼的“度量分界”（《荀子?礼论》）、等级秩序、体系制度、礼貌规矩，用以在行为上、思想上、情感上规范、指导和约束人们，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中。我曾说：“就在称谓和餐桌上，便也可以说是一‘名’一‘实’地在日常生活中把这种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作为社会风习长期地巩固下来了。”（参阅《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国传统要求在饭桌上必须严格地“长幼有序”“主客有别”，要求控制或节制自己的食欲以循规蹈矩，不予放纵。本来，“从儿童心理学看，服从社会指令（普遍性、理性），克制自然需求（个体性、感性），不为物欲（如食物）所动，也正是建立道德意志，培育道德感情的开端”。（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传统的确把这个方面极端地扩充了。

　　在“称谓”上，中国传统“称谓”的繁密区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它以之示远近、别亲疏，从而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关系、态度和秩序，如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如堂兄弟、姑表兄弟……在中国传统中，根据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不同，从而对他们的行为、态度便各有区别。由于父亲地位更重要，叔父、姑父较之于姨父、舅父亦然，而叔父比姑父又更亲一些，因为同姓重于异性，男重于女。与前述的吃饭一样，中国传统的这种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礼”），已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去了。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发展为思辨理性的认识论，而成为规范行为伦理学，也正是这传统的集中表现。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间的尊卑长幼都平等地接受最后的审判；在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审判或来世天国，于是，人们执着地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这个细密复杂的人世的伦常关系网络中。我是谁?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妇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是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性、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他（她）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于是，父有为父之道，子有为子之道，此即“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脱离人世的“道”，“天道”也不过是这“人道”的同构而已。

　　这与西方认为有独立于人世的宇宙自然，有超越世间的主宰上帝，有自然律，是大不相同的。

　　在日常生活习惯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见面打招呼，不是“早上好”，而是问“吃饭了没有？”路上打招呼，不是说“今天天气不坏”，而是问“上哪里去?”……这些在西方人也许会觉得“干预私人事务”的风俗，在中国却正是行之久远表现出某种“人际关系”的习惯。你的存在（吃饭与否）与行为（到哪里去），都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是有权过问和表示关注的。这仍是上面所说的，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在、约束在正常秩序的社会关系中。这里难得有个体的自主、自由、平等与独立。

　　又例如，当人被称道或赞誉时，西方人常常回答“谢谢”即已够了；中国人却习惯于谦逊不遑地推谢：“过奖”“不敢当”，这正如中国人不很习惯于夸耀自己的才干、能力一样。总之，个体不能突出，这种种谦逊无非是有意识地去压抑、贬低、掩盖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高扬集体（社会）的伦常秩序。中国人的冲突也习惯于由第三者的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法庭审理和客观判断。所以，礼俗替代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就成了直到今日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说明中国以“礼”为教的特征和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大至政经体制，小至仪容礼节，已浸透到一般现实生活和习惯风俗中，形成了超具体时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了。这种结构的稳定性质，主要来源于陈独秀讲的“家庭本位主义”，亦即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讲的“血缘基础”——以远古原始氏族社会为根源、建立在小生产自然经济之上的数千年的家族血缘的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性形态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与希腊哲学以“爱知”为特征，寻求宇宙的本源根底，以了解自然、追求真理为己任不同，中国先秦哲学大都是一种社会论政治哲学，它以“闻道”为特征，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实际，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和“治国平天下”。西方基督教曾促使与实用无关的思想思辨和情感幻想充分发展，中国哲学则执着于人世实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服从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研究从属于对人的服务，如前所述，“天道”实际上只是“人道”的延伸或体现。

　　从而中国文化及哲学中缺乏对上帝以及恶的“畏”，从而缺乏谦卑地去无限追求超越的心理。中国人满足在人世生活之中。这种实用理性不同于美国现代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它不只是一种工具主义。它有自己的“天道”与“人道”、自然（宇宙万物）与历史（人类社会）相同构而沟通、统一的宇宙观念、历史信仰和客观规范，主要表现为“参天地，赞化育”的《易传》世界观和汉代形成的早熟型的系统论模式。这模式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指导自己实践行动的基本心态，是中国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积淀表现。它具体呈现在医、农、兵、艺、历史、哲学……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曾反复指出，作为早熟型的系统论，中国文化善于用清醒的理智态度去对付环境，吸取一切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在实际中证明无用的和过时的东西，而较少受情感因素的纠缠干预。这是因为实用理性不是宗教，它没有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和情感因素，来阻碍自己去接受外来的异己的事物并扔弃本身原有的东西。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衣食住行到思想意识，倒是最能迅速接受和吸取外来文化以丰富、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日本今日保留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木屐、和服、“榻榻米”以及茶道、花道……）就比中国多。在唐代诗文中，可以看见当时作为国都的长安城，竟是一个“胡帽”“胡酒”“胡舞”“胡姬”的世界。而今天中国的民族器乐中著名的“二胡”“京胡”，也都是从异域传来而落户的，古代中国人丝毫没有排斥拒绝它。包括与儒学教义格格不入的佛教、佛学，自印度传来后，从南北朝到隋唐，兵不血刃地统治了中国意识形态数百年。释迦牟尼的地位经常在本土圣人孔夫子之上。不仅在下层百姓，而且在上层士大夫知识者心目中，佛学比儒学的地位也常常更高一层。这说明中国儒家的实用理性能不怀情感偏执，乐于也易于接受外来的甚至异己的事物。也正因为此，五四时代才有上述那种在其他民族文化里所很少出现的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思想、情感、态度和精神。这种全盘性反传统的心态，恰恰是中国实用理性传统的展现。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救国，为了启蒙，为了唤醒大众。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必须激烈地彻底地抨击孔孟、舍弃传统，才有出路。这不是为个体超越或来生幸福的迷狂信仰，它是经过理智思考过的有意识的选择。所以，这又仍然是积极入世以求社会、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实用理性和儒学精神的表现。

　　从消极方面说，它之所以没有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的阻挡、干扰和抵制，也正是因为实用理性并非宗教信仰的缘故。所以，这种激烈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发生在具有高度传统文化教养的第一流知识分子身上，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如此顺利和迅速地接受进化论观念，一举扔弃历史循环的传统思想，以及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都并不偶然。它证明了中国实用理性这种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适应环境、吸取外物的特征、精神和方法，同时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负荷者并不受本传统的束缚限制的开放心灵，说明这个古老的文化心理传统仍有其自身的活力。所以，它能延续数千年之久而不灭绝消失，不是没有自身的原因的。

　　也正因为是以早熟型的系统论为具体构架，中国实用理性不仅善于接收、吸取外来事物，而且同时也乐于和易于改换、变易、同化它们，让一切外来的事物、思想逐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安放在自己原有体系的特定位置上，模糊和销蚀掉那些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成分、因素，吸收接收之后加一番改造，使之同化于本系统。例如，中国人到汉代便把“天人”“古今”，各种自然、社会、物质、精神现象统统构建、组合到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出发，其目的是为了稳固、保持这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动态平衡，以达到长治久安。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那么持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从汉代开始有了这个系统，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奠定了基础。从汉代起，这个系统把天地人各方面都通过阴阳五行结构的方式组合安排起来。例如，五味、五食、五声、五脏等等。这个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既相互联系渗透，又有相生相克的反馈作用，它有一套循环的模式，整个自然，整个社会，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包括时间、空间、人体、社会制度、伦常秩序，统统都被安置在这个模式中。李约瑟说，中国思想的特点是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的概念。为什么?我以为正是因为中国有这个系统观。这个系统本身大于一切，高于一切，天、地、人都在这个系统中，彼此牵制着，例如皇帝主宰百姓，但得听命于天，而天又得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循环的大系统。有了这种系统，也就不需要有一个上帝来创造世界，主宰人世了。

　　这个系统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稳定，对外部特别注意和要求能适应环境，它具有一种同化力，所以中国人喜欢讲求同存异。对待外来的东西，首先注意与自己的相同之处，模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吸收、消化它，使之与自己相协同。它经常采用生物适应环境的那种同化形式，这正是这个稳固的系统为适应生存对付异己所采取的动态（不是僵硬的）平衡的结果。这个系统当然也有很大的缺点。它对内部要求秩序性、封闭性，使每个人的行动作为和思想观念都在系统中被规定好了位置，不能越出特定的规矩和范围。现在我们常说照顾大局，实际上就是照顾系统的稳定性。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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